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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前的军事经济准备及其历史启示/杜人淮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3日 转载)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红军力量和根据地建设遭到重创,工农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从苏区西南方向进行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保障长征途中物资供应和补给的需要,红军长征前进行了一定的军事经济准备,这些准备工作的实施对红军长征途中的军事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并对我军有效地开展军事斗争的经济准备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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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军事经济准备的指导思想
    
    
    
    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王明“左”倾主义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统治,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因而战争初期他们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1934年4月底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红军越打越被动,红军数量不断减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面积不断缩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主要决策者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问题,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经济等准备工作也已提到议事日程。
    
    1934年5月,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在检讨广昌保卫战失利的教训基础上,制定了今后主要的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强调在分散国民党军队兵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扭转红军接连失利、被动挨打的局势,以达到彻底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目的。鉴于当时中央根据地所处的形势极其险恶,此次会议的目的实际上为了阻延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的步伐,争取更多的时间开展红军的长征准备,顺利实现红军从南线突破敌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委托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草拟了五—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并将突围计划向共产国际请示。这个计划以“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为指导思想,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前军事经济等准备工作的一些基本要求:“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1)同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从苏区撤离,实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关于主力红军退出,“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情形与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2)军事经济准备就是为了保障红军的突围和战略转移。
    
    
    
    
    然而,当时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就是在“大搬家”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总体上讲,“大搬家”的指导思想就是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按照一切都要带走的要求,通过开展军事、经济、政治、组织等多方面的准备,保证苏区主力红军、中央机关以及苏区的所有物资的顺利转移。它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要求确保战略转移计划的高度保密和高度隐蔽,军事经济准备工作秘密进行;微观层面要求在扰乱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延阻其进攻步伐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扩充兵源与准备军用物资,不给敌军留下任何可利用资源,同时建立健全各级指挥机关,部署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苏区的斗争等。
    
    
    
    二、军事经济准备的主要内容
    
    
    
    红军长征前的军事经济准备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就开始陆续展开,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反“围剿”斗争形势的变化,对军事经济准备作了不同程度的部署。早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后,中央领导层就曾考虑过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作了某些军事经济上的准备。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的《八、九、十三月战略计划》正式提出红军主力退出苏区问题,并开始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红军采取灵活的策略,军事经济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中央确定的“大搬家”指导思想开始比较全面地展开,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广泛。
    
    1.严守转移意图,有限进行动员。李德、博古等领导核心对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转移始终秘而不宣,仅只限于中央书记处的成员知道,军事经济等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李维汉曾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3)1934年7月下旬开始,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恶化,中央的言论、文件及报刊文章中才不断透露出有关战略转移的信息,暗示中央主力红军已不可能在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必须立即准备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4)红军主力即将突围前夕,《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了张闻天的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指出“决不能把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解释成为只要进攻的斗争方式”,以进攻、反攻、防御甚至退却等 “一切斗争形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篇社论在当时被称为“战略社论”,红军总政治部规定各部队需将此社论作为对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工作的一份重要学习文件,开展宣传解释工作,这些都为中央红军长途行军与战斗的准备,以及进行军事经济准备作了一定的思想政治动员。但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严格保密,对红军官兵和当地群众的思想政治动员范围和程度都非常有限。
    
    
    2.分兵转战敌后,策应准备工作。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为了吸引和调动部分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先后决定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两支部队突围远征,策应红军的军事经济等准备工作,配合和掩护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7月,中革军委颁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红七军团作战命令》,命令以寻淮洲、粟裕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北上先遣队,由江西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与闽浙赣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8月,接到中革军委指示后的红六军团,以任弼时、肖克、王震三人组成突围行动领导机构,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合,探明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沿途的敌情、地形、道路、民情、物产等情况,牵制了敌人的一部分兵力。这两支部队的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5)抗日先遣队北上过程中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反蒋斗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军队变更“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战略转移的战略意图,策应了红军主力的军事经济等有关准备工作。
    
    3.调整部队编制,明确任务分工。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前,按照中央指示,从1934年8月起开始对中央、军委各机关、各部队作了调整、补充和整顿,确定了长征行军途中的主力构成及行进编队情况;落实了中央政治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部门及中革军委各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八、九五大军团参加长征的人员。通过红军部队编制的调整,具体明确了各部队在物质运输和保障等方面的任务分工。军委直属队及各军团后勤部主要担负“大搬家”任务,携带从根据地所能带走的所有物质,一、三、五、八、九军团则主要担负的“大搬家”掩护任务。李维汉同志在《回忆长征》中写道:“按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1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第2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当中央红军主力行军时,要求三军团在右翼,八军团紧随其后;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军委的第1、2纵队居中;五军团则担负殿后任务,整个部队作甬道式前进。可见,这几个主力兵团的主要任务也主要是掩护军委纵队“大搬家”。
    
    
    4.开展扩红运动,恢复壮大力量。军事人力的扩充,是红军长征前军事经济准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中央十分重视红军队伍的恢复与壮大问题。广昌战役失利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要求在苏区开展一系列征兵任务: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完成一万四千名的红军征兵任务;5月18日,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5、6、7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五万;将7、8、9三个月的征兵定为扩大红军冲锋季活动; 9月7日,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决定再扩大三万名新战士,发出扩红紧急动员。从5月到9月,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口号的动员号召下,苏区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短期内迅速扩大兵源近十万人。随着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红军的编制也相应作出调整,如将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中,新成立红21、34师、教导师、少共国际师,组建由周昆任军团长的第八军团等。扩红与整编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并为缓解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时可能遇到的战斗力大量耗损作了准备。
    
    5.突击军工生产,强化军品保障。为了提升部队战略转移过程中的战斗力,成功实现中央主力红军突破敌军的封锁,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采取措施,在苏区兴起了赶制军械弹药和军需品的高潮,苏区军事工业局所属兵工厂、被服厂日夜忙碌于军需生产,工人们自1934年5月开始,不断发起“冲锋劳动”,每天自愿义务劳动1—2小时,放弃休息时间,使军品生产量在突围前的几个月里得到极大提升,红军装备得到很大改善。6月,《红色中华》第196期发表社论,强调:“目前革命战争到了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前线上军用品的需要,万分迫切。”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7月又作出在苏区开展征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的决定。通过长征前对于军品保障开展的有效的准备上作,“在我们的队伍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很多的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6)通过军工的突击生产,至突围前军装火药的生产增加了6倍至30倍。
    
    6.广泛筹集军粮,确保部队需求。随着扩红运动的不断深入,红军队伍在长征前得到了迅猛壮大,解决好部队远离后方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所需的军粮保障问题至关重要。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长征前在苏区先后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筹粮借谷的突击活动。一次是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出了《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指出,在50天内扩大红军5万,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24万担粮食,我们的红军就不能作战,要求以军粮筹集工作为“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同时要求开展群众节省三升米的运动,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六万五千担,发动群众借十万担谷给红军。之后,中央给有关部门和单位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信,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有关军粮筹集任务。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指出:战争的形势需要我们更进一步集中一切力量去帮助前线上的红军,为了保证红军今年的粮食供给,中央特批准各级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举行秋收60万担借谷运动,要求在9月15日之前完成。9月30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动员的成绩是六十八万八千余担,收集五十八万担。(7)
    
    7.加大筹款力度,增加现金储备。为了确保红军一旦离开苏区后有钱采购物资,中央红军把广开筹款渠道,扩大筹款范围和增加现金储备,作为红军战略转移前军事经济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不断恶化,拥有决策权的三人团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军事形势,决定把政府的财宝从山顶上运下来以备红军撤离苏区时带走。早在1934年春,李德等人便下令将苏区中央银行埋藏在瑞金附近大山里的大批金银珠宝和钞票全部挖出,于长征前夕分发给各军团。尤其是在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主力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后,中央机关部门更是加大了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的力度。1934年8月,第227期《红色中华》报道了各地响应中央财政部号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制定筹集现款的计划与实施情况。通过多种方式筹集现金,为红军在长征过程中购买粮食、药品等必需物资作了较好的准备,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行军途中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打下了基础。
    
    8.整理苏区财产,搬走一切物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前,中革军委就发出了关于一切都要带走的指示。为了执行军委关于一切都要带走的指示,长征前夕,刘伯承同志代表总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师担负着帮助中央机关搬运物资的任务,派出3000多人分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整理物件。长征出发时,连同中央主力红军各单位整理携带的物资,“坛坛罐罐”加起来共有数千副担子。这其中不仅包括各种必需的军需物资和弹药,而且还包括极其笨重的修理枪炮、印钞票、印书法文件的机器设备,医院的X光机器,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等大量辎重物质,甚至连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等废旧破烂应有尽有。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是这样描述“大搬家”的红军:“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8)由于需要带走的物资太多,每个军团都成立后勤部,拥有上千副辎重担子,军委直属纵队约有3万人,辎重担子更多。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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