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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调查:5月整体就业局势方可明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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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2日 转载)
    
    来源:南方新闻网
     编者按:候鸟来了,又去了。年年年关,他们来来往往,从沿海的世界工厂和内陆的田野村落。
    
    只是这个年关不一样,中国第一次遭遇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周期。由于工厂倒闭或放假,他们中有很多人提前回了家,这让习惯了人口输出的中西部感到了不安,毕竟,人多了又没活干,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于是从上到下都在行动,农民工返乡数据需要定期从一个一个村子层层上报到北京。西部有一位地方官甚至放言,如果那些享受了人口红利的沿海发达地区不和中西部一起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等问题,那将是中国未来30年最大的制度不公。紧张气氛可见一斑。
    
    然而,返乡的人中意外地又有很多人提前走了,或返岗或赶早找工作。但也有不少人还在等消息。
    
    不管怎样,到现在为止,为农村稳定问题提着的一颗心似乎可以暂时放了下来。沿海城市就业和治安的压力尽管还很大,但新盲流好像并未出现。
    
    工作机会是减少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劳动强度大的纺织行业却还在经历着"民工荒",有的甚至比往年更甚。即使逆市加薪,也很难吸引80后和90后的农民工。除了薪水之外,新一代的农民工同样看重娱乐时间、城市生活以及工作的尊严。
    
    不过,整体就业局势的明晰大概要等到5月,通常那是出口企业集中收获海外订单的时候。
    
    令人欣慰的是,在危机之中,我们也看到了种种转型的努力:务工多年的农民工转型为企业主,地方政府从埋头发展经济转型为更加重视社会管理的短板,产业结构正在进行从沿海到内陆的梯度转移,像东莞这样的全球车间正在酝酿着向现代化城市转身。
    
    【市场篇之长三角】找工作难,找工人也难
    
     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昆山、常熟等地的工作岗位其实不缺,缺的是“好工作”。工作时间过长的纺织业,即使逆市加薪,也很难吸引80后和90后的务工者。除了薪水之外,新一代的农民工还看重娱乐时间、城市生活以及工作的尊严
    
    来了又走
    
    年后来昆山寻工未果返乡者,多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往往在城市并无可安居之处。找到工作之前可以撑多久,取决于出来时钱包的鼓瘪。
    
    2月8日下午,22岁的董春富又请了半天假,送表姐、表妹去昆山火车站回山东菏泽老家。过去的一周,在一家电子厂工作的董春富一直请假,陪着表姐、表妹找工作。好在厂里也没什么活,请假倒也容易。“工作是找到了,她们不乐意干。”累得一塌糊涂,却无功而返,董春富不免有些失落和抱怨。“你找的那也叫工作?”19岁的表妹小声抗议。
    
    董春富有点不好意思:“工资是低一些,不过……好歹是有份工作。”董春富给表妹找到的这份工作,每天加班的话,大致和去年好年景的时候不加班的工资差不多。
    
    表姐则是董春富和表妹共同嘲笑的对象:她本来在上海有一份工作,却在下半年辞职回家。“都金融危机了还辞职。”表姐则不好意思地以手掩面:“别说了。”
    
    “就权当是来昆山旅游吧。”姐妹俩自我安慰。不过,除了工厂门口和职业介绍所,姐妹俩哪也没去。“听说周庄的门票要80块吧?”
    
    几米之外,率领着七个姑娘小伙的“娃娃司令”王丽娟格外引人注目。王年纪不大,辈分却很高。七个“娃娃”都是王的表侄女、外甥、侄孙女一类的亲戚,最小的才15岁,初中还没有毕业。王的河南永城老乡在昆山开了一个工厂,缺人手,于是让王带着娃娃们浩浩荡荡地过来了。
    
    来了一看,“跟铁打交道,都是男人干的活,一个月还只七百多元。看了看,周围别的厂工资更低,还不如回家抗旱呢”。
    
    一周前,才从河南濮阳赶来昆山工作的张琴和同乡现在不得不回家了。之前给一个同乡700元的中介费后,她得到了昆山的一个工作机会。但是只干了一天,张琴和同乡就打了退堂鼓。
    
    在这家中介对面,另外一家中介老板正极力劝说一位姑娘报名。这家亟需用人的电子厂女子包进,不过是在十公里外的出口加工区,而姑娘的家人却都在这个镇上。“还犹豫什么?这个厂待遇不错的。机会可转眼就没了,你也来了几次了,再不报名,烂工作都没有了。”中介老板对姑娘半吓半哄。
    
    姑娘捏着衣角,默不作声。“你快想好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我11点就带人过去面试。”姑娘听了这话,还是沉默,一会,转身缓步走了。
    
    11点差10分的时候,姑娘又折了回来,交了280元中介费,又到门口报亭花1块钱买了一支圆珠笔,准备去面试。
    
    纺织业的民工荒
    
    一家服装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甚至逆势加薪15%,依然鲜有人问津。
    
    挑工作表现得最鲜明的,或许还在常熟。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墙上、电线杆子上最常见的大概当属“办证”二字,但是在常熟的安定和花溪数地则是例外:这些服装厂聚集的地方,最常见的是“急聘”二字。
    
    这座全国县市中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服装之城,年产服装4亿件,销售额达400亿,产防寒服四五千万件套,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3左右。
    
    来自劳动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和去年12月份相比,常熟仍未止住跌势。不过,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这一数据可能并非事实的全部。作为常熟用工大户,业内人士估计,中小企业有一半以上不签订合同,或者签订也不为劳动部门所掌握。
    
    金融危机一片“找工难”的叹息中,常熟服装企业却再次遭遇“民工荒”,且势头猛于往年。“工人年年招,今年尤其难。”服装企业纷纷报怨。
    
    常熟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市纺织类用工缺口在1万人,服装行业的用工只解决了80%。常熟市政府2月8日甚至为此专门召开解决重点行业用工问题座谈会,要求保证重点企业“吃饱开足”
    
    “内销企业受影响小一些,但是很多外贸企业停产了,难道这些厂里出去的人不需要工作吗?不知道人都到哪里去了。”太子港服饰招聘主管周女士不解。
    
    在常熟南三环转盘西角,一家挨着一家,摆满了服装企业招聘的摊位,一些周边城市南通、吴江的服装企业亦慕名而来。每有人驻足,招聘者便递上一张招工简章,热情介绍。
    
    不过,招聘效果似乎不佳。一家服装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甚至逆势加薪15%,依然鲜有人问津。
    
    站在这些热情地只差把人拉进厂里的招聘者前面,安徽枞阳人姚文龙向记者感慨:“今年找工作太难找了。”或许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妥,姚文龙又冲着后面的招聘单位摆手,摇头:“这些,都不行。”
    
    对求职者来说,,服装行业通常意味着劳动时间太长。
    
    姚文龙三年前第一次接触服装企业,听到厂方说到“三天一休息”,不免亦喜亦忧:喜则以如此轻松,忧则以能拿多少钱。
    
    进去之后,姚文龙才恍然明白:所谓休息,是指当天晚上不加班,只需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而不休息的时候,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都属正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天,姚文龙感觉自己成了缝纫机。
    
    河南姑娘顾秀云在一家服装厂,每天从早七点到晚十点,为400件衣服上袖子,一个月休息一天,每月可拿到1500元;同样劳动强度的话,她在电子厂的同乡,月入可达近3000元。
    
    
     此一差别,造成了二者在求职市场上的“高低贵贱”:在常熟,一些知名的电子厂中介费最高可达千元,而如果带一组人(一个流水线,通常十几人)进服装厂的话,老板会很乐意按人头给组长每人400元的奖励。
    
    朱建华估计,每年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转入其他行业。而那些留着长发、打着耳洞的90后,光在门口张望一下,就已经被吓跑了,整个行业正在逐步萎缩。
    
    常熟的“民工荒”,亦非孤例。在素有中国针织名城之称的象山,针织企业普遍有15%—20%的用工缺口,全县针织企业用工缺口在千人以上。
    
    而今年招工尤其难,业内人士分析,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打乱了原有的用工节奏。
    
    以往,打工者都有明确预期,知道招工基本就在年后这一个月,即使不愿意进服装企业,但也不敢冒一年没工作的风险,继续耗下去寻找其他机会。
    
    但是危机袭来,打工者知道企业在一年中都有可能陆续开工,“过了这个村还有下个店”,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观望,不愿意轻易委身于服装、纺织企业。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唐勇林发自江苏昆山、常熟
    
农民工就业调查:5月整体就业局势方可明晰

    
    常熟这些电线杆上的纺织业招聘广告,吸引不了匆匆而过的90后 图/唐勇林
    
    ----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牛年战争
    
    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全收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但5月订单会不会回暖,张心里也没底。
    
    全收熊了,企业牛了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2月12日,元宵节后第三天。从深圳飞驰了四个小时后,下午1:30终于到达了韶关。安静的街道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候客的摩的司机聚在路边打牌,“又是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不知工人愿不愿意来。”张全收嘟哝道。
    
    这次他来是和韶关的一家日资电子厂进行用工谈判。“以前老板都来我们这抢啊,这个说我先来的,那个说他先来的。”忆起辉煌岁月,张全收的脸上满是留恋。到企业谈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牛气,“叫你们董事长来,厂长、经理我不会和他说。”
    
    但是现在,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谈判约定在4点钟,张给对方接待人员挂了个电话,“我们提前到了,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先见面?”
    
    对方婉拒了张的要求。
    
    张的心情本来就不好,来的路上,他和福州一电子厂打了不下15个电话,对方开始要250人,在张的游说下,又追加了350人,但条件一再压缩,张被迫一再妥协----在去年,这家工厂要了1700人,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张的心情当然更差了。
    
    看看还有两个多小时,张决定找个旅馆休息一下。这几天一直睡不好,他需要补觉。
     张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2008年,张因此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位于深圳平湖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杯举目皆是。
    
    与张全收一起打拼多年的副总胡军付说,去年10月份,张甚至放出豪言,要将今年的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但还没等张全收反应过来,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
    
    张首先遭遇的是退工。
    
    2008年12月5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电话。电话那头说,要退回400名工人,工人们的饭卡没钱,已经没法吃饭了。张全收一听就火了,几乎吼着说:“×的,没饭吃怎么行。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凌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踅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事情都是同一件: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张全收的公司成立了9年。9年的河东,转眼就成了河西。2008年,与张合作的企业有二十余家,但是春节过后,减少了将近一半。
    
    形势的变化逼迫张全收对公司策略进行调整。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岁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
    
    女尊男卑
    
    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张喜欢别人喊他“司令”,遇到正式场合,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那个农民工司令,我的名字叫张全收。”
    
    张没当过兵,但是带“兵”却很有一套。每有新工人来,他都要举起他那个著名的小喇叭,从河南文化讲到上工注意事项,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
    
    元宵节后,每天都有人来,但人数比去年少了大半,张也就很少像以前一样训话。新人的培训主要由副总朱安伟和胡军付负责,他的培训讲话被制作成了DVD,在胡和朱讲完之后播放。
    
    但有一件事,张却始终不让别人做,那就是验看每个男生的身份证。每有新人来,他就拿着一沓登记表,让男生一个一个走到他面前,他看看身份证,又看看对方,长头发的要剪掉,染了黄毛的让站一边,过去在工厂犯过事的,不听话的,他都要叮嘱几句----只有拿到他的亲笔签名,男孩子才能登记注册。“现在工厂对工人很挑剔,尤其是男孩,不收拾整齐一点,就不容易送出去。”张说。
    
    张的脾气火爆,有时已不是叮嘱,是男孩子们熟悉的“乡骂”,所以走到他面前时,每个男孩都战战兢兢。
    
    但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因为总有人来,同时又有人走,张始终无法给出个准确的员工数,但他心里有着大概的数字。春节过后,来了五千多人----差不多是去年的一半----送进厂了三千多,余下的一千多就被送到了公司位于东莞塘沥镇芦竹田村的培训基地。
    
    仅仅6个月前,昆山的台商们还在纷纷向政府抱怨“招工难”。为此,昆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海鹰最远去了甘肃,帮台商们找工人。
    
    然而,寒流却转瞬即至。
    
    梁海鹰颇为感慨。以前记者来找她,关注的多是社会保障,现在来问的,则几乎全是工作岗位。“以前有饭吃,想过得更好。现在危机来了,吃饭成了问题。”
    
    相比其他地方,梁海鹰应对“吃饭问题”更有底气:在她手里,有着数以亿计的失业保险结余。
    
    得益于昆山过去雷厉风行的推行,昆山现在有超过1.6万人正享受每月不低于五百元的失业保险,其中近1.1万人为外来务工者----按规定,每缴费满一年,可享受两个月失业保险,最长可达二十四个月。“钱不多,但可稳人心。”
    
    而高达数亿的结余,亦是对抗危机的一柄利刃。“有水时蓄水,没水就该放水了。”
    
    去年12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缓缴半年社保费用、降低四项社保费率等“减压”措施,昆山可能是全国最早付诸实施的县市----11天后的1月1日,昆山即将失业保险企业缴纳部分由2%调低至1%。而此时,梁海鹰甚至还未将此事的申请报告写好。
    
    “敢这样做,是因为知道一定会批。”梁海鹰现在回忆,已经颇为坦然。
    
    作为先行者,在当时却颇费周折。“不讲内容,光是抬头写给谁,省政府,还是劳动保障厅,就一帮人研究了好几天。最后来来回回转了几圈,才确定以苏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省里报告。”
    
    这段时间,经常有企业家来找梁海鹰的“麻烦”:“中央那么好的政策出台这么久了,你们怎么还不实施。”
    
    梁海鹰亦是苦衷满怀:“中央政策一句话,就够你忙半年。比如困难企业可以缓缴,什么是困难企业,怎么缓缴,出问题怎么办?”
    
    梁发现,去年年底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各类优惠政策文件已近20个。年初七一上班,梁即连开两个会议,嘱同事一一分条块梳理这些政策:先是做加法,把所有政策放在一起,打印出来长达三十页,然后做减法,剔除昆山已经在做的,或者做得更进一步的。已经退下来的分管副局长亦被梁请出,处理政策衔接。最后关头,梁和同事聚在一处,一个人高声朗读,其余人一边听,一边挑毛病。“副市长已经批了,还要等市长办公会议,最晚月底就可实施。”尽管对自己精心炮制的这份文件颇为自信,梁依然对具体内容秘而不宣,笑称:“万一你报出来的,最后被拿掉了,我就惨了。”
    
    劳动力市场需要规范亦需要方便
    
    位于昆山客运中心西边的新人力资源市场让当地颇引以为豪。
    
    这个一期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的工程,将之前由劳动、人事、教育三个部门“分而治之”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合而为一”,力图实现劳动力、人才市场和毕业生就业服务的业务贯通。
    
    在昆山,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的表述,即源于昆山经验:一位领导曾在昆山考察人力资源市场,看后大为赞赏。不久,这位领导进入十七大报告写作班子,力主在报告中写入此条。
    
    昆山人力资源市场,确实淡化了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劳动局认可的中介亦全部集中于此,置于劳动部门眼皮底下,行事颇为规范。
    
    不过,规范之余,这一市场在方便上仍嫌不足。2月8日,记者看到,可容纳百余家中介的大厅内人丁寥落。一名保安与一家中介的工作人员闲聊,工作人员半开玩笑:“都是因为你在这,客人都不敢过来。”保安回击:“本来就没几个人。你自己数数,算上你,大厅里有没有100个人。”
    
    来昆山打工者,往往到达后直接奔赴各乡镇,鲜有在市区停留。劳动局认可的中介全部集中到人力资源市场后,散落各个乡镇的“黑中介”更加“购销两旺”。
    
    求职者对于这些中介,则是又爱又恨。
    
    在昆山、常熟两地,进大一些的厂往往需要通过中介。中介服务颇为“体贴”,只需花上15元,还可代办初中毕业证。
    
    而中介收取的数百元上千元的费用中,一部分将落入工厂人事部门,他们缺乏动力直接招聘。
    
    不过,收取中介费本身并不招人恨,可恨的是部分中介与人事部门勾结,骗取中介费。
    
    2月7日,在上海嘉定打工的云南青年张雄和朋友骑了两个小时的车,带着妹妹到蓬朗找工作。工作不好找,中介不包进的,担心进不去,包进的,张雄却又犹豫起来:会不会是圈套?收了中介费,进厂了,一个星期之后,厂里什么活也不给你安排,你自然会走人。而按照约定,中介费这时已经要不回来了。
    
    2月12日,昆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开始不定期开展的“三下乡流动就业服务点”,劳动部门带着岗位和中介下乡摆摊,则是对劳动力市场规范但不方便的一种补足。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唐勇林发自江苏昆山
    
    东莞面临“整体升级”机会
    
    2009年02月19日10:57 南方新闻网曾经以“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而著称的这个制造业中心,其实只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某种“半成品”,而在金融海啸所带来的风险背后,以现代化城市为目标的东莞或许正面临着“整体升级”的机会
    
    企业的转型之路
    
    在一部分企业致力于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另一批企业则在2004年前后开始了新的“突围”:内迁。
    
    1994年来到东莞打工的王亮,今天已经是一家外资电子厂的人力资源主管。过去的十多年里,他眼看着自己工作的企业从一千多人发展到上万人规模,然后再收缩到今天的不足千人。
    
    王亮任职的电子厂是世界知名电脑硬盘制造企业的供应商之一,1994年他应聘到公司担任质检员时,正是公司高速发展的阶段。作为当时厂里少有的几名大学生之一,王亮很快被派去负责建立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企业了解的ISO9000管理体系,并成为国内最早的ISO体系认证专家之一。
    
    就在王亮开始被公认为“质量管理体系专家”时,迅速扩张的工厂开始遇到了新的问题: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工厂从1500人扩大到10000多人,从一个厂变成三个厂,却几乎没有建立起系统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体系。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粗放型管理的企业终于在产能急剧缩减的同时遭遇严峻的管理危机,负责技术培训工作的王亮再次转型成为人力资源主管,从最基本的人事制度开始重新塑造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在王亮看来,1998年到2003年是公司重要的转型期,1998年之前的公司发展模式是机会主义式的粗放竞争,“谁能做更多的订单谁就能赚钱”;而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大量竞争者的涌现使得人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提升,企业必须依靠内部管理来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益。
    
    阿龙就是这些“二房东”中的一名,2006年他投入四五万元承包的这41间出租房,现在转让1万元也没人接手。眼看着房屋租不出去,身为业主的阿龙也坐不住了,在过去几年依靠坐收房租过着悠闲生活的阿龙重新找了份建筑工作,开始适应新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而言,东莞不少村镇经济正面临着房东阿龙一样的处境:当风光一时的企业倒闭,来自各地的打工者消失之后,当地人们才发现,自己原来真正的角色仍然只是一名“房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独特的“房东经济”曾经造就了东莞制造业的辉煌:来自港台的资本、国际化的管理技术,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力资源,在这片“租来的土地”上完成了资本、技术、劳动力与土地等诸要素的首次融合,从而创造出惊人的市场效应。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扩张的企业所形成的市场规模远远超出了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所能容纳的范畴,急剧膨胀的流动人口所带来的治安、环境等问题,使得当地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入管理而非服务功能。如各镇在2004年前后成立的出租屋管理中心,其工作重心就是出租屋治安管理。
    
    滞后的公共服务、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日益稀少的土地资源,在东莞下属的各镇中形成了独特的财富和价值“生态圈”:拥有大量物业的本土居民依靠物业出租获得可观的稳定收入,并形成与流动人口相区隔的生活圈,同时在政府和企业中有着更多的任职机会;与此同时,以出租屋为中心形成了流动人口生活与聚集的社区形态,以满足普通打工者的消费娱乐需求。
    
    在这两种社区形态之间,作为城市所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却明显不足,比如公共交通系统,不止一位外来人员告诉记者在当地坐公共汽车“找不到站牌”。
    
    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无论是外来企业,还是外来人员,都很难摆脱“过客”心理。一位从1980年代末就来到东莞工作的企业高管告诉记者,他至今没有在东莞买房,因为“不想到了孙子那一辈,还不能做真正的东莞人”。
    
    而另一些希望扎根发展的企业,由于无法摆脱租赁厂房的模式,也不得不到内地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一位在当地经营多年的企业主告诉记者,许多所谓的“倒闭”企业,实际上是借这个机会把产能迁到了内地,“反正厂房土地都不是自己的,设备一搬正好让当地政府来埋单。”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1—9月,东莞的村组两级财政有63%收不抵支,多支出金额达6亿元,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为倒闭企业发放员工遣散费等“埋单”的。
    
    为了留住余下的企业,东莞余下的各村镇都开始大幅降租,但是要让空置的出租屋重新充满生气,显然不是靠简单的减租可以做到的。对于负责出租屋管理的吴先生来说,治安管理的压力小了不少,但“二房东”跟业主的矛盾却又开始升级……
    
    新莞人
    
    东莞在源源不断地生产产品的同时,也“意外”地造就了数百万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而做惯了“房东”的本地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二元结构的社区经济形态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在东莞市新的调整规划中,“社会结构调整”被列为与产业结构调整同等重要的地位
    
    王德山所在的日资企业在2008年10月1日终于倒闭了,这家生产微型马达轴承的日本厂号称该领域的“全球第一”,像佳能、索尼照相机里推动镜头伸缩的小马达,其核心轴承就是由这家企业供应的。
    
    在经过近10年奋斗后,终于从最底层员工升到采购主管的王德山突然之间被再次“归零”,并终于让他有时间做一件想了10年的事情:写小说。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时间里,王德山废寝忘食地在网上“攒”出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十年外企,我跟日本人的那些事儿》。就在见到记者时,这篇反映外企职场生涯的小说即将正式出版。
    
    春节过后,宋献华开门就三件事:接待媒体,写材料,“帮”农民工找工作。媒体来自全球,材料主要是对上的----但它们的主题都相同,指向的都是最后一件事:农民工找工作。
    
    宋是深圳市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就业处处长,2月12日上午,他见到记者就开始诉苦:“我使出浑身解数,都快累惨了。”
    
    在记者来之前,宋刚刚送走中央某部委的调研团。该团来访,为的是向两会反映最新就业情况。
    
    就在前一天晚上,宋为了写汇报材料,一直熬到凌晨一点。“农民工找工问题上面关注,下面也关注,我们的压力很大。”宋捋了捋他的满头白发,猛地抽了一口烟。
    
    宋的手下有8个兵,但早不够使,只好从局内各处抽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宋意外地成了局里最忙的人之一。
    
    午间休息时,宋对局里负责宣传工作的祝云才说,“以后采访农民工就业的,你也可以分派一点给别人,我实在扛不住了。”
    
    宋说,就在前两天,中央某台远程连线,他在镜头前坐了整整45分钟,一动也不能动。宋的烟瘾特别大,这简直要了他的命。从节目上下来,他像毒瘾发作般猛抽了好几根。
    
    宋献华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深圳一直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每季度的求职缺口约40万人左右,求人倍率均在1.28以上,即1个求职者对应1.28个岗位。
    
    但从2008年第4季度以来,深圳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情况出现拐点,由原来的“招工难”变为了“找工难”。第四季度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人数为150.7万人次,入场求职人数为161万人次,岗位缺口10.3万人次,也就是说,1个求职者对应的只有0.94个岗位。
    
    今年1月,找工难的现象变得更加明显,需求人数是14.6万人次,求职人数是18.6万人次,岗位缺口3.9万人次----1个求职者对应的是0.79个职位,差不多和缺工高峰掉了个个。
    
    “现在说什么都是错”
    
    “说深圳工作好找,大家都过来怎么办?说不好找,大家都不来了怎么办?”
    
    压力面前,无人敢掉以轻心。这从几处细节可以看得出来。
    
    为了帮助农民工找工,深圳市加大了公益性招聘的比重,往年大概举行300场,但是今年一上马就是1000场,换句话说,每天都有3场。
    
    这样的招聘会,往年都在元宵节之前举行,现在提至了新年的第二个工作日。
    
    深圳最早实行暂住证制度,这为其统计就业情况提供了方便。从2008年8月1日起,深圳市开始全面实施与居住证相结合的就业登记制度,到目前为止,已对全市11万家企业的550多万员工实行了实名制就业管理,其中农民工占80%。
    
    “今年要将这个比例提高到90%,要与公安部门联网,随时互通信息。”宋献华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准确了解情况,一方面也有利于及早发现“不稳定因素 ”。“但政府能做的毕竟有限,如果国外的订单不来,政府着急也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强迫企业招工。”宋对未来局势也没有底,“如果3月之后,企业订单不回暖,压力就非常大。”
    
    危机面前,政府着急,企业更加着急。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教中心副主任祝云才告诉记者,不久前,一家在深圳拥有五家工厂的日资电子企业向他咨询,由于最近没有订单,他们想裁掉三百多名工人,但如果按照新劳动合同法,企业将要付出上千万的成本。如果不裁,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每月照样要付出很大一笔开支。对方提出了个保全之策:这几个月可不可以不按最低工资标准来,给工人放假,付点基本生活费,等到来了订单,再让工人回来上班?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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