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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国权:纪念1989年“六四大屠杀”二十周年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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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976年毛泽东一命归天和逮捕毛夫人江青及其党羽为标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不堪回首的十年,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据有关部门统计,十年中,中国各阶层民众(包括共产党内的大大小小官员)在批斗、关押、折磨、武斗中致死者上千万人。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人民连最低的生活水准都不能保持。市场上商品奇缺,就连火柴、盐都要凭票供应,衣、食、住、行的最低生存条件都没有,更谈不上其它的。几千万青年被赶到农村,接受最原始,最野蛮、最落后的再教育。人民没有任何的言论、集会、结社、行动自由,人民没有权力表达自己的任何愿望。他们只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奴隶和工具。中国人民实实在在地被毛泽东推进了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之中。一场巨大的劫难之后,灾难深重的人民面对灾难深重的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清醒过来。他们完全相信了中共当局所说的造成灾难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与破坏,毛泽东始终是伟大而英明,共产党永远是正确的。中国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启蒙运动,认清毛泽东的共产血腥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罪恶本质,认清共产主义是造成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根源。只有人民的真正觉醒,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博讯 boxun.com)

    
    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从华国锋手中夺取了政权。为了推行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打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等旗号搞起了“真理问题标准”的讨论。当时北京的西单路口东侧北面不知不觉中成了人们声讨毛泽东罪恶的阵地。在这些声讨中,人们开始对一些重大历史总是进行深入的反思。随着人们对共产党几十年血腥统治认识的深化,人们终于看到造成我中华民族三十年深重灾难的根源并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是共产党在中国的独裁问题。随着声讨共产专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无数的有识之士在这里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西单路口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国外新闻媒体称之为“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我中华民族在共产党专制独裁下觉醒的先声。
    
    在西单民主墙众多的讲演者中,犹以《探索》主编魏京生最为著名。他在多次演讲中向人民大声疾呼: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的一些膏药!”
    
    “中国国家政权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
    
    “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制度上!”
    
    “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新的皇帝能够给人民带来民主!”
    
    我们对于社会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许诺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良心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邓小平要民主吗?不要。他不愿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他不愿让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阴谋家集团篡夺的权力。对于人民自发的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他都说有人借此闹事,是破坏了正常秩序,要采取镇压。对于批评错误政策的人,对于要求社会向前发展的人采取的这种手段,说明他们对人民运动十分害怕。”
    
    “许多掌权者为个人手中握有的权力所陶醉,还有那些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出于他们卑鄙的目的,也会利用人民的轻信而无视他们对民主的践踏。例如邓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对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就企图利用过去人民对他的信任来反对民主运动。他把各种罪名加给 民主运动,企图把华、邓政治体系无力挽救中国经济和生产的责任强加给民主运动,再一次拿人民作为他们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我们想请问煽动抓人的政府人员们:你们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否合法?我们也想问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你们占据总理的位置是否合法?我们更想了解一下:以副总理和副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机构的名义宣布抓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我们进一步要问:按照中国的哪条法律,‘坏人’这个名词就构成犯罪?到底什么标准算是坏人?要以谁的看法为标准?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明确,中国就没有法制可言。……”
    
    魏京生之言,无疑是那个时代振聋发聩之呐喊!
    
    但是邓小平并不是想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是想把他自己的思想从毛泽东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当“西单民主墙”人们议论的话题涉及到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时,邓小平就进行镇压。魏京生先生被邓小平的中共逮捕入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明的胡耀邦、赵紫阳相继担任中共总书记。二位在任期间对不同思想的包容,迎来了中国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的高潮。
    
    方励之是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早在一九八○年方励之就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现在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僵化,用过时的结论得到的失败的结果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都已落后于时代了,应当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励之就在一次演讲中明解提出:“在一个大学的环境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真理是要比外边更加开放,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作为正统思想不能突破。”“大学就不应受某些思想的约束。对任何一种思想我们都可以提出疑问,加以研究和发展。”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励之与其夫人李淑娴(北大物理系讲师、海淀区人大代表)出席庆祝“五四”运动六十九周年大会。并宣布由他亲自主持的“民主沙龙”正式开场。方励之在会上说:“我现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现代化不分国界。”方励之的北大“民主沙龙”为日后震惊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励之接受香港《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独占体制,唯有变革公有制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八六年十一月,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中提出:“三权分立我想是可能的,这是民主化必须做到的,民主社会是多元制的,单元的统治必然会造成独裁、专制!”并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到许多高校发表演讲,宣传民主、自由、多党制。这些讲演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八六年底大规模的争民主、自由运动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与方励之先生八六年后在学生中广泛宣传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难怪他成了邓小平通缉的第一号人物。
    
    王若望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时代,此公于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产专制之苦。对共产专制摧残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体会。在邓小平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此公对此是最为热心。在多次讲演中提出:“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都是把人们依附在户口簿上,工作证上,而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点。”“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党改革以后将是怎样的形势呢?请允许我再开放、宽松一点说,要实行多党政治。” 王若望先生又准备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并力争在中国内地公开注册登记,合法地进行活动。
    
    刘宾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说《在桥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后来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后活跃在文坛上,数次发表揭露中共官场丑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邓小平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此公受到极大鼓舞,成为全盘西化的积极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像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还拿不出来。”“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出路就在于私有制,在于‘全盘西化’”。刘宾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后,一直在努力想创办共产专制下的第一张民办报纸,并为此大力奔走呼号。
    
    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观涛等人主编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就世界走向、人类价值观、中国如何跟上历史发展潮流、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民主、人权、自由、科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介绍和探讨,这套丛书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北京大学教授金观涛提出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它的失败。”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观察》杂志主编、有几十年共产党龄的戈扬更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太客气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中共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以及陈一咨、李泽厚等一大批共产党的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新闻自由的主张。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此片由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谢选骏、远志明撰稿,经中共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王枫批准播出。此片对传统的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呼唤全民族对历史和现实的反省意识,提出中华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走向新生。
    
    《河殇》的播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威力不亚于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学生、工人、农民、士兵纷纷来电、写信,赞扬《河殇》。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评价《河殇》。国外华侨、留学生和外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也从此剧的播出认为中国将会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共高层也对此剧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据说中共元老王震到中央电视台大吵大闹,要封杀此剧。而开明的赵紫阳对此剧大加赞赏。在接见外宾时,在外国人面前也对此剧大大地夸奖一番。并把此剧录像带作为礼品送给国外友人。
    
    《河殇》一片也并非没有瑕疵,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鸣。但瑕不掩瑜,《河殇》一片不啻是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几十年中出现的最震撼人心、最发人深省、最富批判性、最具启迪性的一部政论性作品。对《河殇》一片不论做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此剧深刻的历史思想性、社会哲理性和生活现实性让每一个中国人面对历史和现实都不得不进行严肃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中国的极度贫困落后?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没有建立法制,中国将永难摆脱被动、落后、贫困、挨打的命运。
    
    《河殇》的播出是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的一大事件。它极大地激发出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变革专制制度,爱国图强的热情。促使全民族空前的觉醒。为一年后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继《河殇》后,苏晓康、谢选俊等人又策划拍摄比《河殇》更具鲜明政治观点、更有时代特色、更深刻反思共产党几十年历史的政论片《五四》,准备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播出。但是拍摄中的此片却因后来作者、顾问们签名释放魏京生一事被中共当局封杀。
    
    苏晓康先生在《河殇》播出后,又与罗时叙、陈政合作,写出了揭露中共高层庐山会议内幕的《乌托邦祭》。此书是继《河殇》后又一具轰动效应的力作。该书以记实的手法,披露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高层政治斗争的黑暗一幕。当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再一次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了住权力,不惜以几千万农民的身家性命作赌注、不惜把跟随自己几十年且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专制魔头。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共产主义来到世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乌托邦祭》对中共高层血腥政治的揭露,使中国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共产专制制度的黑暗。
    
    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结局:
    
    一九八九年四月,开明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四月十七日,北京、上海数万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了未经中共当局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的主题是悼念胡耀邦。中共当局对此未进行干预。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高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游行队伍高喊“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权阶级”、“打倒官倒”“自由万岁”。当游行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数千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递交请愿书。请愿书中提出了七点要求:(1 )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3)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对贪官污吏。(4)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6)取消有关限制游行的十条规定。(7)要求政府对他所承认的政策失误向全国人民做出公开检讨,并适当改选部分领导人。但中共的几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绝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并派出警察进行干预。
    
    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第十六次会议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成员有王丹、丁小平、杨涛、熊炎、封从德、常劲、杨丹涛。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学生民主运动进入了有组织、有准备的阶段。
    
    也就在这一天,《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和《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座谈,与会者强烈呼吁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并为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叫好。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研究员包遵信贴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承认学生们在游行、静坐、请愿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这一公开信的发出对学生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专制寡头们敏感地意识到,若是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四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万里在听了北京市委关于学潮的汇报后,不敢擅自表态,向李鹏等人建议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再作决定。(中共的独裁专制由此可见一斑)四月二十五日,当李鹏、乔石等人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地在八十五岁的老朽邓小平面前聆听教诲时,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听懂邓一连串叽哩咕噜的单音节,意思是“动乱”。连忙回去组织秀才们写了一篇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
    
    五月六日,开明的赵紫阳总总书记召集中共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说:“放开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五月十三日,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数千学生以绝食的方式去为十亿人民争民主。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也起而响应北京“高自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成立学生自治会和绝食抗议活动。
    
    五月十七日,邓小平通知了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外加杨尚昆、薄一波两人在邓家开会。在邓家的会议上,邓小平说对学生已退无可退,只有戒严,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只有赵紫阳一人反对,原反对军管的胡启立、乔石和杨尚昆此时均转变立场。赵紫阳提出辞职,但没被会议接受,顽固派们的意思很明显:让赵紫阳充当镇压学生的刽子手,再把他拉下马。搞他个里外不是人。
    
    五月十九日晚,中共党政要人召开大会宣布戒严。在此前老人们要赵紫阳和李鹏各自发表一篇讲话,赵不同意。后来又请他主持会议不讲话,赵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会议赵仍然不同意。(赵紫阳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一旦出席了会议,那么身为共产党的首脑,对日后的大屠杀血案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双手就难免不沾上人民的鲜血!)大会由乔石主持,李鹏、胡启立、姚依林、杨尚昆、王震等人出席。李鹏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发布《戒严令》。但中共戒严部队竟然被北京市民阻止在城外。
    
    六月四日,被中共洗净脑子的军队对争民主的学生和北京市民进行血腥屠杀,伤亡近万人!学运领袖和民运领袖悉数被捕或流亡海外!第三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共产党血腥屠杀而告结束!但人民的鲜血不会白流。六四屠杀让全世界人民和所有的中国人民认清了共产党的反人类本质和狰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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