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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也谈改革30年(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1日 转载)
    
    来源:也谈改革30年
     眼前的流行话题是改革和三中全会。我也有些回忆和想法,记录下来,供比较,供批评,如果有人愿意,我也欢迎声讨。从哪里谈起?从源头谈起。源头在于为什么非改革不可。名人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条。”这位名人已经与世长逝了。他显然不是坚持计划经济的陈云,但是,也确实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赵紫阳和胡耀邦。他,是鼎鼎大名的邓小平。
    
鲍彤:也谈改革30年

    
    图片:鲍彤近照(鲍彤提供)
    
    邓小平有个特点,要言不烦。别人(例如胡乔木)替他起草的稿子难免罗里罗嗦,他自己说出来的话总是深思熟虑明快干脆的。“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一例。活不下去了,因此非改革不可。为什么活不下去了?被谁逼的?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逼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人谁也不懂,只有老大哥毛泽东一个人懂,连刘少奇、周恩来都稀里糊涂,邓小平更不在话下。按照毛泽东,社会主义有三个内容:公有化,计划化,高速化。公有化的结果是一切生产资料,从土地到牛羊,从原料到工具到流动资金,一律充公,归各级干部支配(他们代表着党和国家)。至于老百姓,人人两手空空,只剩一副枷锁,全是赤贫无产者。计划化的结果是,由党和国家编制大大小小的计划,每人每天吃几两米,每年用几尺布,是十年长一次工资,还是年年不长工资,今年只许生几个娃娃,多少儿童可以上学,哪些青年必须下乡,一概由党国定夺。全国男女老少,大家服从党国就是了。高速化的目标是压倒苏修,超英赶美,年年粮食放卫星,岁岁钢铁翻一番(毛泽东是钢铁“主帅”,邓小平是钢铁“次帅”)。达不到怎么办?好办,吹个牛,画饼充饥,把农民的救命口粮硬生生夺到党国手里来,填补大跃进所不可或缺的城市和出口用粮的大窟窿。就这样,1959到1961三年,活活饿死了四千万农民。你说,叫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
    
    不搞社会主义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作用就是镇压反抗者。“对党不满”就是滔天大罪。专政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凭什么有权对别人专政?凭毛泽东一句话:“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凭什么有权规定国家的一切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真理。简言之,毛泽东决定了共产党有绝对统治权。毛泽东和共产党决定了中国非搞社会主义不可。毛泽东和共产党决定了,对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由革命群众斗争,由专门机关镇压,年年镇压年年斗,天天镇压天天斗,光一场文化大革命,斗倒了一亿人。饿死,斗倒,民不聊生,不改革大家都得死。所以改革的对象,就是毛式社会主义,就是毛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泽东思想本身。这三个东西,就是改革的对象。中国人要不死于饥饿和斗争,非改掉这些东西不可。被这些东西捆住了,中国人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改革的缘起。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事实。如果不同意,请你告诉我,哪一句,哪一点,不符合事实。
    
    至于对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要分析。现在共产党内7000万人中,集中了中国最能干的精英。最好的精英和最坏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这个党,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应该由共产党自己作决定,别人无法越俎代庖。如果它自己能把毛泽东赋予的“领导一切”这个劣根性改革掉,我认为,这个党,就很有希望,成为在未来中国公民社会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1962年初,准备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针对吹牛皮的“浮夸风”,邓小平说了句俏皮话:本来就美貌十分,又何必涂脂抹粉!很精彩。同样,对生气勃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必为了进一步拔高,去锦上添花,“改造”历史。
    
    三中全会没有讨论过改革。议程上没有改革,公报中没有改革,没有提出过改革的要求,没有探讨过改革的纲领。是的,安徽的万里在“包产到户”,四川的赵紫阳在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但当时,他们都是地方工作人员。在中央领导人中间,“改革”尚未进入“常用词汇”。改革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这是事实,无法改变,不必隐瞒。
    
    历史有时有些巧合。1969年,共产党准备开“九大”,林彪认为,继续革命应该结束,全党重点应该转为发展生产力。“如果”毛泽东采纳,林彪“也许”就会变成后来的邓小平。但是,和“如果”完全相反,事实上,是毛泽东大怒,从此毛林分手。现在到了1978年,开三中全会,邓小平也认为,继续革命应该结束,全党重点应该转为现代化建设。华国锋显然和毛泽东有所不同,欣然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华国锋和邓小平共同预先决定,三中全会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历史遗留问题”(不要陷入冤假错案),而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看什么?看现代化建设。不过,陈云、胡耀邦发难后,中央委员们群起哗然,群起打破了华、邓事先设定的框框,大家群起回头向后看,七嘴八舌议论。议论什么?议论文化大革命,议论庐山会议,议论冤假错案,议论毛泽东。这对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来说,叫做失控,有点难堪,相当被动,但对在座的中央委员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大解放。
    
    自从毛泽东成为“核心”以来,特别是他惩办了彭德怀,逼死了刘少奇、林彪以来,这是中央委员们第一次大解放。终于打破了华国锋、邓小平的控制,终于可以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可以于心无愧为民请命了!这才是三中全会的创造性和生命力之所在!这才是它和那些死气沉沉的八股会议互相区别的特色之所在,终于逼得邓小平非随机应变从善如流不可。邓小平终于丢开了自己授意胡乔木起草的老稿子,另请胡耀邦、于光远起草“解放思想”和“发扬民主”的新稿子,站住了脚跟。三中全会的七嘴八舌和邓小平的从善如流,凡是共产党内有出息的后代,都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可惜有些人,只会人云亦云唱不属于三中全会的赞歌,唯独对三中全会真正的生命,噤若寒蝉,不敢面对,不敢继承。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的框框,四平八稳开下去,如果没有陈云等毅然发难,如果对毛泽东的错误继续捂盖子,不准中央委员们七嘴八舌,如果这样,严格按照邓小平的主题,“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又能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可想而知,无非毛泽东和邓小平那套“大干快上”而已。
    
    幸亏三中全会是一次有生命力的会议。连锁反应开始了。中央七嘴八舌,地方和基层也七嘴八舌,党内七嘴八舌,社会上也七嘴八舌。在七嘴八舌的过程中,从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性话题,扩展到人民公社、指令计划、大锅饭、铁饭碗之类的经济性话题,相继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变成老百姓可以评头论足的对象。整个改革潮流,就是在七嘴八舌中形成的。
    
    无权评论毛泽东的老百姓,被捂住嘴巴失去说话权的老百姓,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权。七嘴八舌能够转化成为生产力。在万马齐喑的历史条件下,七嘴八舌能够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这是真理。这是被三中全会证明了的真理。唱赞美诗的人愿意不愿意讨伐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不是源头,它是粉碎四人帮的产物。否则,主导三中全会的,很有可能就是四人帮。但粉碎四人帮也不是源头,它又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产物。聪明的中国老百姓,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用对去世者周恩来的怀念,来表达对当权者毛泽东的不满。正是这种民意,开启了非毛化的进程,指示着中国前进的非毛化方向。所以,探索改革的根源,不一定非登堂入室不可。直接走向天安门广场吧,那里凝聚着非毛化的民意,即使是鸦雀无声的民意。
    
    
    
    
     改革就是为跳出毛泽东的死路一条而另找活路。 当邓小平为保卫四个坚持而调动几十万国防军向人民扫射时,改革就夭折了。
    
    政治改革被判处死刑之日,就是经济改革断气之时。 新的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宣布,要把私营经济搞得他家破人亡。经济连续三年大幅下跌,邓小平再次惊呼,“不改革,死路一条”。 这是党的死路一条啊!于是南巡讲话,于是“谁不改革谁下台”,于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冻土中,再次冒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于是作为“硬道理”的婢女,改革在名义上被留用下来,似乎继续存在着。
    
    但在整体上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当年托三中全会的福,在七嘴八舌中,乱糟糟地,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仗天安门镇压的余威,在老百姓鸦雀无声中,一切服从党安排,井然有序,重新分配财富(土地批租,国企改制,银行贷款,进出口合同,订单,招标,等等等等。)
    
    与此相应,领导层中也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同:当年许多有权人,因为改革削弱了自己的权力,坚决抗拒改革。胡耀邦总书记因此喟然叹曰:“左不是,右不是,快不是,慢不是,步履艰难哪!”步履之所以艰难,阻力完全来自有权的干部。胡、赵以后,新的总书记紧紧团结和依靠干部,使有权人领悟到按照权力重新分配财富的甜头。几乎跟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时期那个“咸与维新”一样,有权有势的精英,顷刻之际提高了改革的觉悟,掀起了“咸与改革”的高潮。 “咸与”是古词,大约有三千年历史,表达“一致拥护”,“全体参与”的意思。
    
    “干部决定一切。” 斯大林的话应验了。精英的积极性调动了。埃及的法老,利用千年民力,构筑了奇迹般的金字塔。中国,在一千万到两千万工人失业(下岗)的同时,一亿到两亿农民工进了城。中国共产党利用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构筑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金字塔。无与伦比的中国奇迹,使2008北京奥林匹克的朝圣者赞不绝口。中国繁荣了,崛起了,这是共产党的主旋律。饮水思源,众口一词,感谢四个坚持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感谢党主导了改革。
    
    今天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屈居第一百位之后;总量排名,毕竟荣登第四,仅次于美、日、德,还有专家说,中国早已超过了日本。光荣归于党的领导!不容易啊!
    
    八十一年前,名记者邹韬奋同志,以主编身份,在《生活》周刊1927年第2卷第48期上,发表过《世界各国财富的比较》一文。内容是 “美国最富,英国其次”; “中国的国富居然列在全世界第三位,在德、日、法之上。” 邹韬奋无奈地说,“可惜军阀把持,兵费徒耗,弄得民穷财尽,只有慨叹!”
    
    需要说明,当时英国许多殖民地尚未独立,统计范围和今天不可比。既然是1927年写的文章,引用的资料最晚当发生在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经济总量居于日本和德国之上,应该归功于谁?应该感谢军阀吗?邹韬奋反对。同样,今天也不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经过四个坚持二三十年大破坏,现在终算好不容易接近于北洋军阀时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位次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了当年它的破坏力度!感谢二字,何从谈起?
    
    不必给共产党唱赞歌,正如13世纪马可波罗亲眼目睹的中国虽然高居世界之最,大可不必给忽必烈大帝的铁蹄唱赞歌。长城无疑是壮观的,也用不着给秦始皇唱赞歌。如果愿意抒情,我主张,为中国古往今来最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的妻子儿女,唱《孟姜女》,唱《渔光曲》。
    
    好不容易总算快要赶上北洋军阀时期的相对位次了。但今天的代价太沉重了:廉价劳动力,加上大规模糟蹋自然资源,再加上急剧污染空气和水。上有祖宗,下有后代,我不知道谁有心情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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