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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杨奎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1日 转载)
    
            (四)
     (博讯 boxun.com)

    对于上海市大批资本家自杀,而且数目越来越多的情况,薄一波不能不开始高度重视。他显然相信,所以造成运动以来250个资本家被扣押,222个资本家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三反”各机关单位不守纪律,为自己部门定案追赃,对上海资本家乱捕乱斗的结果。他明确提议:“三反所提供的材料只能给五反作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五反只应按照重点的要求去进行,顺利解决三反材料问题,而不是为三反而五反。否则机关老虎可以乱咬资本家,而资本家亦可以乱咬干部,这样对三反定案亦无好处。是则是,非则非。”为此,“(1)可以向资本家指出,有人揭发你有行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据实讲出;(2)如果你不承认应具结保证,今后如果查出加倍处罚。这样既不会僵持而发生逼供信,又可保持主动。”[5]
    
    关于上海“五反”的第三阶段战役,薄一波与上海市委商定的部署是:从4月20日开始,争取在10天时间里,“(1)彻底解决一万户大户的问题。连一二战役已解决的两千户在内,共一万二千户。所谓大户是指十人左右的商店和四五十人以上的工厂而言,完全采用小组面对面、大会背靠背的斗争方式解决。只在必要时才采用检查队开进厂店的办法。(2)彻底全部解决六万八千四百户小户的问题,包括把问题搞透、审查定案,发通知书在内。小户系指不雇请或只雇一两个职工的家庭商业户和独立手工业户而言。这部分工作已经开始,估计在四月廿日左右即可全部解决。(3)在解决了六万八千四百小户后,再从八万三千户中等户中选出五千户到一万户出来加以解决。以上所指的三类户数解决后,即等于解决了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如此上海五反运动即基本上解决了问题。(4)争取在五月一日以前,把一二两战役所打下来的两千一百七十户重点户做出最后结论,包括违法资本家订出退财补税计划,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工人审查定案,并发出通知书。”[6]
    
    针对第二阶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薄一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如下意见。
    
    “(1)对违法资本家工厂企业的处理问题。许多违法资本家,其盗窃国家资财已接近或超过其工厂企业资总值,许多同志希望把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拿过来。但这样做对我极为不利。一管不了;二容易造成恐慌,政治上不利。因此决定采取如下办法:除对大投机商人和完全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的工厂企业予以清理整垮外(数目不大),只准备在理由十分充足,社会十分同情的情况下,接收极少数的有垄断性的或在生产上占极重要地位的工厂企业(这数目也不很大)。其余则一律采取由资本家退财补税,现款偿还。在资本无力偿还现款,要求出让时,再接受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但公私合营太多政治上亦不利),或只收买其股份,而不宣布公私合营。在资本家不愿出让而又无力偿付现款时,还可让资本家写下欠约,分期偿还,国家派人监管。此外,还有一个罚款问题,对严重违法或完全违法户,根据中央法令除退补外,尚应处罚。我们认为处罚的户数不宜太多,只要其能彻底坦白,立功赎罪,一般可以退补不罚,罚了拿不出,徒负虚名,对我不利。
    
    “(2)加工订货问题:五反对加工订货提出了新问题。比如有的工厂企业其资产与负债已经相等,甚至超过。有的五毒俱全,是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这些生产企业……工业部和贸易部是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加工订货的。经研究,在工厂企业设备较好,技术较进步,生产量大,工人多并保证不挪用原物料定金和加工费的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实行加工订货,但须有工会作保证,这就自然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拟采用劳资协商会议形式,或采用新创的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的形式来实行监督。总之,要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共同签、共同负责。
    
    “(3)隐匿敌伪财产必须有明确界限,否则很易搞乱。经验证明,明显地隐匿敌伪财产、股票、黄金、外币、房地产、订货款、加工物料,隐匿敌伪归还的超过其原来设备的设备,隐匿敌伪占据其工厂后加扩充的设备,这是没有争论的。而日本投降以后资本家用各种方法落入自己手中的工厂完好无损的,则纠纷甚多,其中有些是经过合法手续用低价购得的,许多同志想整这一部分,我们认为理由不充足,以不搞为宜。
    
    “(4)上层资本家三百零三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过关,若按其盗窃国家资财的数目来说,大部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但这样做到以后继续团结使用将会发生困难,应根据其政治态度及其企业的设备、技术、产量、工人等情况,从轻处理,一般给以守法户、基本守法户或半守法半违法户的通知书。
    
    “(5)上海五反开始后,从三月廿一日起,到现在为止,抓起严重违法、抗拒运动及人缘不好的资本家共卅余人。经验证明抓多了好处不多。准备在整个运动中抓人数目控制在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三反中所已抓起来的二百八十人,则共为五百余人。准备要杀的人,现只选择对象和准备材料,预定为五个到十五个人,俟中央决定总的办法后,再规定具体进行的步骤。”[7]
    
    对薄一波的上述意见,中共中央除特别强调要毫不迟疑地贯彻工人监督一条以外,更明确批示:“中央同意上海五反运动第三战役的部署,和上海来电所提对于五个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加工订货的保证手续,除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外,还应加上订货代表和政府负责机关,五个方面共同签字,使公私、劳资、买主卖主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证。隐匿敌伪财产,不仅在有争论的部分,即在没有争论的部分,也纠纷甚多,因之,各地不要企图在这一次将所有隐匿敌伪财产的案件清理完毕,而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于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在目前五反胜利局势之下,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各地五反在结束阶段,可提出你们准备要杀的人数,以大城市与省区为单位报告中央,但不忙执行,也不要宣布,待中央统筹全局后,再提出控制的比例数字。一般地说,这个数字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而只觉其死有余辜就好。”[8]
    
    [1]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8。
    
    [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34。
    
    [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5/47-48。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8-219。
    
    [5]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60。
    
    [6]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7-48。
    
    [7]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7-51。
    
    [8]《中央同意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电》,1952年4月1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6。
    
    
    
    
    
    对立即贯彻工人监督一点,薄一波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甚多,首先必须明确,其性质应该是监督生产,而不是剥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及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包括其合法利润的使用权在内)。其范围应做到废除后账,营业公开,为使了解企业的储备、生产计划、资金运用、收支和盈亏情况等,并对国家的加工订货、收购、承包营造工程及应缴的税收,实行监督,必须督促资方正常生产,防止消极怠工,防止“五毒”继续发生。其组织形式目前以采用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生产委员会或沿用劳资协商会议的形式为宜。现在上海有些工厂,工人监督生产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资本家和工人均迫切要求,不如此将不好继续经营,但有些工厂资本家是企图将一切责任推卸给工人,事事向工人请示,这是不怀好意的,至少是在消极抵抗。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不宜马上推开,决定在市委下面成立一个委员会,先选择七八个私人工厂重点试验,俟取得成绩报告中央批准后再行推广。[1]
    
    除工人监督一点外,这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上海各大资本家具体定案归类和退财补税的问题了。由于前一阶段“五反”所挤出的违法数额已大大超出原先的估算,故薄一波电告中共中央说:“一二两个战役重点户二千一百七十四户须退补三万四千亿元,中小户六万户须退补六千亿元,两项合计四万亿元。五反结束整个工商户须退补金额将达十万亿元(不包括罚没)。这也许可能算的过火些,但打个七折仍是七万亿元。上海私人资本总值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内,约为五十万亿……,一九五一年的盈利是八万亿元,除去所得税及抗美援朝捐献,则是五万亿元。很明显这样大的数目,资本家是一下拿不出来的。而我们同志大多有抓一把和各取所需(管什么的想要什么)的想头,如果党没有正确而坚强的政策,就一定要搞乱。”他主张:“根据上海资本家的实际偿还能力以及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做到有利,大体按照二二六的比例解决是适当的。即现款偿付百分之二十左右,退而不出转为公股实行公私合营或公股私营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百分之六十左右则记账分期偿还。估计这样做即可得到实际利益,又对维持生产有利,政治上站得稳,社会上同情,资本家无话可说。”
    
    与此同时,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还必须坚持对有代表性的大资本家“保护过关”的承诺。如此“就要求打破按违法数字定案的标准,而须从其他方面找理由。比如按(1)政治态度很好,虽有违法行为但一向民主,并靠近我党;(2)对社会生产有一定贡献,如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3)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均确具代表性;(4)五反中带头坦白,立过功等四条件,加以鉴定。如此,则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可列入守法户(包括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钟叔平、吴蕴初等人在内);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可列入基本守法户;初步统计百分之廿五左右的人可列入半守法半违法户,而列入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仍有百分之廿五左右的人。”[2]
    
    根据上海市委的部署,上层资本家的互助互评活动从4月18日开始转入总结会阶段,即资本家们一一在各行业各厂店的工人、店员代表面前做最后的坦白交待,以求职工代表的谅解过关。由于开会之初,潘汉年首先讲话,为会议定了基调,事先工作队又已经按照市委的要求,精心挑选与会的职工代表,并反复做过他们的思想工作,暗中已确定了每个资本家的类别,因此总结会开得异常顺利。经叔平因为是在总结会上第一个做坦白检讨,又是当着所有上层资本家的面,因此格外紧张。不意工人代表的批评极为温和,并且肯定其坦白比较彻底,当场建议增产节约委员会将经叔平由互评组定的严重违法户,提升为基本守法户。经“听到这里时感动得流泪”,并“再度要求发言,强调今后愿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生产,并保证完成退款计划等。”会后,刘念义表示:“潘副市长讲的斗争尖锐,处理宽大的政策是兑现了。”胡伯翔亦感慨万千,说:“工人的宽大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朱鸿仪激动地表示:“我保证以后一定搞好生产计划,关于退款方面,我要重新订出计划。”[3]
    
    经叔平开过头之后,郭棣活、荣毅仁等都顺利过关。按照薄一波“有的让它们衣冠整齐地过去,有的让它们丢盔弃甲地过去”的部署,上海市委采取了带有明显区别的作法。如对身为市协商会议副秘书长的盛康年,因其是重点保护过关对象、工商联主委盛丕华的儿子,一贯表现靠拢中共和政府,故潘汉年亲自出席听取其过关坦白,并在笼统地批评其对革命抱着客观主义态度,指出其组织的“七一”学习会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加工场所”的同时,明确肯定了其三年来在工商界的工作成就。因此,虽然工商界与会人士对盛提出的问题较多,盛还是顺利过了关。但对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鉴于其一向比较“固执”和“傲慢”,工商界上层人士一般对其较宽容,潘汉年不仅没有出席会议,而且工作队还组织了与会的总工会、工商联工会、新闻界、民主党派等单位的代表一齐发难,攻得胡十分狼狈。[4]
    
    上海市委于4月30日专门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对上层资本家宽大处理的根据及其情况。内称:
    
    “(一)守法户四十八人(占三百八十九人的百分之十四点九)。根据从宽处理的原则,其中大体可归纳为六类:(1)解放前对民主运动会有贡献及解放后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者,如盛丕华、胡厥文(带头坦白自评为严重违法户)、篑延芳、市政府委员项叔翔、民建中委沈予槎及宁思宏等。(2)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主要工业,工厂大、工人多、设备佳、技术好、生产丰、纳税多、作用大的,或在解放后积累资金或自国外调回资本,运入机器,扩大设备积极者。如刘鸿生及其三个儿子(交代五毒八百廿九亿元)、吴蕴初、荣毅仁(交代五毒二千四百余亿,实际应退约一千二百九十亿)、郭棣活(交代五毒一千二百七十三亿,[均系]解放后曾进入纱锭一万枚及七千千瓦发电机发展生产)、刘靖基(交代五毒三百亿),经营棉纺工业有信心,且有专长,注意工厂安全设备,简万玉阶等。(3)在技术上有一定成就,对今后国家建设有作用的专家。如胡汝鼎(电机专家)、魏如(机械)、颜耀秋(机械)、杨顺生(造船)、黄素封(药学)、余贺(细菌学)。(4)在五反中表现积极,交代彻底带头检讨并帮助人,检举有功者,如经叔平(交代五毒四十亿,自评为严重违法户)、罗伯照(自动坦白隐匿美商所存股份卅一亿)、汤蒂因、郭秀珍(二人均为女工业家,五反中态度尚好)、邱再春、王兼士、蒋伯笙、赵体润、史恭康、陈铭珊(均为市工商联执监委员)。(5)在其他地区有较高政治地位者,如姚惠泉(苏南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6)其他公私合营企业负责人或中小工商户,问题不大者。如陈已生、王志莘、沈日新、席文光、姜鉴湫(均市协商委员)、王子澄、虞贤法、张锡潮、朱企章(均为市工商联执监委员)、杜子云、叶宝珊、鲍学仁、芮松祥(均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方子文、包蔚然、姜捷三、蔡安富、王民贤、顾关全、刘益三、秋国良、秦开明、徐一寿、吴云山(均各同业公会主委)、林德年、朱克麟(均工商经济团体积极分子),以上五十八人计经营工商业六十六户,计工业卅八户(占户数的百分之五七点六,商业卅八户,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四)。
    
    “(二)基本守法户一百零六人(占百分之廿七点二),包括市协商委员四人(方子藩、诸尚一、吴振珊、王性尧),工商联执监委员卅四名(著名的如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庆丰纺织公司经理王子建、沪新纺织印染公司经理唐君远、针织工业之徐昭候、中和造纸厂经理朱鸿仪、大中华橡胶厂经理洪念祖等),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七名,同业公会主委五十四名,各民主党派市级负责人四名,其他三名。以上一百零六人中经营工商业一百廿四户,计工业四十一户(占一二四户的百分之三十三),商业八十三户(占百分之六十七)。
    
    “(三)半守法半违法户九十五人(占百分之廿四),包括工商联执监委员卅五名(如丝纺业之韩志明、丝织业之童莘伯,染织业之强锡麟、搪瓷业之董叔英、眼镜商业之吴国城、棉布商业之孙照明、无线电商业之苏祖圭、新药商之屠开征、钱家骠、百货业之李康年、国际贸易之高事恒等)。另有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五名,同业公会主委五十二名,民主党派市级负责人一名,其他三名。九十五人中经营工商业一百一十六户,计工业五十三户(占一百一十六户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商业六十三户(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三)。
    
    “(四)严重违法户二人(占百分之点五),一系源仪馆连(原文如此-引者注)商业主委陈秉权,一系珠玉商业主委杨菊生,两人作风恶劣,坦白不诚,人缘不好,故给予打击。
    
    “(五)在初步定案的二百六十一人中,尚无完全违法户。至于留区检查的八十六人,则大半属于严重违法及完全违法户,现情即严重案,估计不致超过三百八十九的百分之廿。”[5]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政府想要保护的对象,在工人、店员那里都能通过。惇叙银行经理蔡松甫上海解放前设有暗账,上海解放后很快全部结清。在这次互评会上交代出150根金条,但该行职工认为蔡至少还有300-490根金条打了埋伏。根据是其襄理和副理在行内被群众批斗熬不住时信口之说(以上海解放前每天能赚一根金条估计)。故银行工会屡次派人来金融组进行交涉,且态度强硬,公开扬言:“在三百O三个人中,独有蔡不能从宽,应以少数从严的标准来检查他。” 职工们并且批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搞得不彻底,认为:“区比市搞得彻底”,根据就是在他们区里这次至少“有两个人跳楼”。他们甚至坚决不听工作队负责人的劝阻,强硬声称:“不是蔡松甫跳楼,就是我们七个职工代表集体跳楼!”[6]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这时已颇有名气的食品企业冠生园的老板,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同时又是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的冼冠生,也于4月21日在曹河泾厂自杀身亡。原因也是因为该厂工人非法关押逼发所欠工资引起的。由于冼从做陈皮梅起家,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把工厂做大,因此一向省吃俭用,有钱就发展事业,就连女儿生活困难都无力帮助,只能靠自己去向外借债。因“三反”运动造成的糖果饼干和酒菜生意大受影响,资金周转不开,2月下半月即开始积欠工资。公司每月工资所需达2.4亿元,公司负债已达13亿之多,还要维持公司日常运转,冼虽已67岁,又患高血压,在家休养了七八年时间,最后还是被工人从家里揪出来逼其发放工资。冼因为被关在公司办公楼上45个小时,经受不这种刺激,不得已选择了自杀。[7]
    
    [1]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59-60。
    
    [2]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59-60。
    
    [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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