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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仕麟等《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评介/陈立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9日 转载)
    
      由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学院的余仕麟等教授编写的《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一书,新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从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天然联系、藏族文化兼容并蓄的特性、中原汉族儒家伦理普世性倾向及其与藏族伦理思想的相互融通角度论述了藏族传统社会接收儒家伦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从第二章开始到第五章,分别从历史上汉藏民族的迁徙杂居、汉藏高层政治交往、汉藏和亲、汉藏经济交流的层面来考察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的传播和影响。第六章到第九章,集中从古代藏族教育中的儒家伦理、儒学典籍及反映儒学伦理思想的汉族著作在藏区的传播、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在汉藏佛教交流中的体现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互动过程中具体的影响。第十章用专门篇幅来说明儒学对藏民族的浸润和影响。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主导思想,数千年来一直延续不灭,其强大的生命力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宗族体系和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儒学经过累世的递进发展,已形成一套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以及对伦理道德的强调,为统治阶层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民众的思想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在科举制度普遍推行之后,研习儒学成为个人进入仕途施展抱负的唯一途径,这使得儒学通过对教育权的控制最终确立了它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当然,儒家思想能够贯穿中国上下2000多年的历史,还与它受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积极推崇密不可分。历史上,无论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这些区域虽然分布有不同民族,但主体民族仍以汉民族为主,这就为儒学的传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以上原因促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地位。 (博讯 boxun.com)

      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即是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儒家讲“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认为统治天下就要推行“教化”,教导天下庶民遵循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将道德伦理作为治平天下、维系皇朝的首要依靠。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对汉民族传统社会影响深远,在历史上还或多或少地对周边的民族产生了影响,这是中国思想史、民族史以及伦理学的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还没有系统全面的学术专著出版。可喜的是,如今《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一书的出版对我们观察这一领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
      该书篇幅宏大,从各个层面就儒家思想对藏族传统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阅读,我们发现儒家伦理思想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影响既有显性的方面也存在着大量隐性的一面。一方面,从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出发,当它感到儒家伦理思想对自身的统治有帮助的时候,出于需要主动地吸收,这往往也被史料所记载,如“敦煌出土的公元8至9世纪的古藏文文献中,有许多用藏文翻译的《论语》《左传》等儒家的典籍以及唐朝的《唐律》等。同样,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大量地翻译儒家的典籍,其目的不外乎是要借鉴儒家的思想文化和唐朝的律例。据传松赞干布时颁布的20条律例,过去多认为是根据佛教的‘十善法’而制定的。其实,这种说法带有后世的宗教偏见。从史料上看,松赞干布时期佛教经典输入吐蕃还较少,佛教亦尚未成为吐蕃的国教,显然不可能按照佛教精神来制定法律。事实上,从内容看,这20条律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儒家伦理的东西,如尊亲敬上,孝顺父母,非礼勿行,言行忠性等内容,这些律例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余仕麟、刘俊哲、李元光、魏新春:《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另一方面,另一种隐性的不易被观察到的模式是通过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而发生影响,这种互动更为持久,范围也更为广大,但由于这种交往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民间的习俗和礼仪等生活习惯中,而这些往往又不能进入官方编写的书籍文献,因而比较缺乏书面记载的支撑,也更难把握和阐述,如对族群杂居、族际通婚和民间商贸往来的观察,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看出这些思想文化交流的细致内容。
      本书的长处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两个方面,“尽管该著作主要以研究和反映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影响为其使命,但是,其所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汉藏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这部著作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历史上汉藏思想文化交往的情况”。(同上,序言第3页。)
      对于历史上官方层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从汉藏民族丰富的文献史料中得到佐证,而对于民间层面的经济、文化交流,显然缺乏丰厚的文字记载支持,资料匮乏。但是,作者仍尽可能地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试图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来支持论点。
      全书通过大量的事实论证说明了儒家及其伦理思想对藏族传统社会的浸润和影响是广泛存在的事实。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传统社会的影响不仅“是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凭借统治权力,利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等各种途径和手段,向藏民族进行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也是藏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化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的民间交往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同上,序言第3页。)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藏族的伦理思想也具有许多普世性,具有人类追求美好合理的生活所要求的主要内容,这是藏汉两个民族的伦理思想能够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深层基础,但是这种交流和影响又要借助藏汉之间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而这种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机制确定以后,其所产生的作用又往往超出伦理道德本身的范畴。
      以往对汉藏交流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关系方面的研究,而新出版的《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一书从多学科角度出发,结合伦理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献学、宗教学和政治学进行交叉研究,尤其从人文交流的层面对汉藏关系的研究开创了综合分析研讨的先河,对后来者的继续深入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本书的最后一章“儒家‘大一统’思想对藏民族的浸润和影响”对于当前学术界的另一热门问题,即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颇具现实意义。当然,由于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和涉及范围的广泛,仍有必要在本书的基础上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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