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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日软弱,差点误了中国抗战的大事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是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1946年11月,胡适把这首诗写成条幅时,将“偶”字改为“略”字,“微”字改为“已”字。在另一些版本中,又将“卒子”改为“小卒”,“只能”改为“只许”,表现出他对此诗的反复斟酌。由于诗中“过河卒子”的提法受到讥评,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从1937年9月至1942年8月,胡适就是以这种“过河卒子”的心态,在美国度过了5年外交生涯。 (博讯 boxun.com)

    
        为讲演险些付出生命
    
      胡适在美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是讲演,内容当然是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此,他险些付出了生命。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当时,中国已经历了16个多月的全面抗战,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武汉和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所有的海口通通被日本占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一个新的决心:“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达到我们延迟敌人西进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发展广大后方的交通和运输,若干的工业,也能安然的迁到内地。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的抗战,是个革命的战争,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俄的革命战争、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一样。在这种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参阅了费斯克的《美国革命》和贝密史的《美国外交史》等论著。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在1781年10月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当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最后,胡适呼吁美国各界人士受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这个不人道的国家。胡适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讲演的中文译稿在1939年2月10日至11日重庆的《大公报》上连载。
    
      12月4日讲演之后,胡适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宵夜。其时,雷格曼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胡适忽然站起来,说他胸口疼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胡适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雷格曼委托另一位朋友彼得·格林送胡适回到旅馆。胡适睡下之后,仍然大汗淋漓。12月5日晨,他推辞了上午的约会,一直休息到11点。午饭后又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了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讲演,为时30分钟。回到旅馆,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一时梗塞,凝结了一个小血块。这是很危险的疾病,他被立即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昨晚的那杯白兰地也许救了胡适的命。所以后来胡适出远门,车上常放着一小瓶白兰地。这是胡适首次犯心脏病。医生特别优惠,住院费给他打6折,只收了3000多美元。这一场病花了他8个月的俸金。胡适出院时,医生说,静养好了,还可以工作二三十年。胡适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距离此次犯病24年。
    
      1939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抗战两年来的情况作了检讨。为了宣传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胡适于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发表题为《中国目前的情势》的讲演。胡适列举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战果,援引统计数字揭示日本军事、经济上的弱点。胡适还非常策略、客观地介绍了苏、英、法、美援助中国的情况,在对苏俄援华表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美国援华的更大期望,再次呼吁禁止向日本供应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军需物资。
    
      胡适虽然尽力宣传中国的抗战,但有时仍遭到猜忌和误解。如1938年11月26日晚,胡适出席一个集会,听一位英国名人的演说,集会主席宣称,会上的谈论均不发表。当时在座的还有苏俄代表和西班牙大使,听众多为左派人士。不料会后有消息传到中国国内,揭发胡适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对日动摇,军队已不能再作战。1939年1月27日,外交部致胡适电进行质问。胡适在复外交部和致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电文中两次辟谣,并“请转呈蒋总裁”。
    
       与宋子文之间的龃龉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一密电,请转呈蒋介石:“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后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并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因为蒋宋之间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希望宋子文的复出跟张学良、宋庆龄的复出联系起来,向外界显示牢固的对日统一阵线。这当然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不过蒋介石赋予了宋子文另外一个使命。
    
      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 (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不过,宋子文到美国之后,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援的取得,当然会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试图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达成某种妥协。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约见胡适,出示了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而独对中国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张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妻云:无论商家与偏室,若非家主与老板娘时刻关注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在这里,蒋介石视胡适为官僚、政客,对其在外交事务上无胆、无能的不满已见诸笔端。
    
      “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这种形势而欢欣鼓舞的胡适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逆转。胡适愿为国民政府做“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其实,不论是辞职还是被免职,胡适继续留在美国已经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被免职的当晚,胡适致蒋介石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在致蒋介石电文中,胡适又力称魏道明“庸劣”,美国报纸已有指摘,并推荐郭泰祺或蒋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现他的“诤臣”气度。然而木已成舟,蒋介石不可能采纳胡适的意见。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川资够不够。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笔者注)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站在体谅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是事实。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 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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