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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与毛泽东:庐山的现代性叙事/朱大可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7日 转载)
    
    公元五世纪初的某个黄昏,退休的彭泽县令陶渊明在后园东篱下采菊,“意外地”看见了庐山。他的悠然眼神,为其后所有文人、僧人、道士和儒士提供了一种潇洒的视点,从此庐山成了可与泰山相提并论的文化山头,其上遍布着大量古代名流的踪迹。唐代以后的大多数名诗人都到过庐山,李白、白居易和苏轼都在庐山留下了大量杰作,而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曾是北宋最大的学术中心。我们看到,它不仅是政治隐士和失意墨客的避难所,也是儒学国家主义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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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作为东方文化圣地的历史,终结于1895这年。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发动庐山建筑革命,从九江道台手上获取了庐山牯岭800亩土地使用权,然后把它们分割为数百个地块出售,并在其上营造大批别墅,这是中国第一片对外销售的山地住宅小区,它打开了西方在中国推销其居住方式的奇特历程。
    
    庐山别墅最初是针对在华的传教士、牧师、外交官和商人的一项租界居住计划,它是一种文化的插片,强行插入庐山的心脏,旨在向西方移民提供家园和东方想象的真切蓝本。大约有25个国家的人士在这里购地盖屋。越过那些面朝群峰的窗户,居民可以近距离观看美丽的东方景观。这无疑是对东方的一次直接的殖民式占有。
    
    正是从这个地点,赛珍珠女士开始了她的东方主义书写。1897年1月,她的父亲赛兆祥,美国基督教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从李德立手上买下编号为86A的地皮,在其上造了一幢风格质朴的美国乡村小屋,门口有一个宽敞的开放式平台,那是赛珍珠童年嬉戏的场所,她在这里眺望远山,并长成一个热爱东方的女人。她来自传教士的家庭,却从事着反叛父亲的事业。她没有向中国输送西方教义,却向西方递交了东方的传奇。她坐在雾气缭绕的窗前,用纤纤玉指敲击打字机,输出那些珍珠般的字母,并因这种书写而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李德立的庐山别墅运动,不仅向西方移民提供了东方主义的营地,也点燃了中国士绅官僚的现代性渴望。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其四周地带,也就是牯岭租界的外围,中国人开始了一场隐秘的想象西方的运动。这场运动包括外部包围和向内渗透两种方式,即首先在租界四周抢盖各种中西合璧的别墅,随后收购那些被抛售的核心住宅,逐步渗入“中央别墅区”。在庐山别墅群的全盛时期,其总数甚至超过千幢,达官贵人云集,成为中国最大的山地资本主义营地。
    
    1936年,随着租界条约被废止,中国人最终夺取了对它的控制权,完成了其“国有化”的历程。但这并非是庐山回归历史传统的开端。晚清大儒陈三立曾经在这里蛰居,他为庐山的劲松题词“纵览云飞”,暗含着其非凡的隐逸志趣。据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言称,蒋介石总统曾向陈三立求见,却被对方婉言谢绝。这个故事的语义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它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仪式:现代政治领袖向传统文化代表致敬,却遭到了对方的坚决拒斥。传统士大夫价值面对西方价值的侵入,作了最后一次无力的自卫。就在这场著名“仪式”之后,随着日军占领和陈三立的被迫离去,庐山的主人遭到彻底易帜。但即便陈三立没有离去,庐山的命运也早已被注定――由于西方别墅的侵入,它彻底切断了与传统文化的历史关联。
    
    就全体中国人而言,这座文化山头的政治转型才刚刚开始。整个中国的官僚阶层和资产阶级,后来都卷入了这场争夺庐山别墅的战争,并由此强化了庐山别墅群的政治语义――它是中国实现其现代性的最奇异的课堂。
    
    首先把庐山当作现代性课堂的是蒋介石。他从西方人手中购得豪宅,一语双关地称其为“美庐”。但庐山牯岭镇不仅是蒋先生悠闲度假的夏宫,更是国民党的政训基地。蒋在这里开办了系列高级培训班,企图以西洋别墅为布景和教材,培育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庐山展开了一场奇异的现代化竞赛。在夺取权力之后,他三次率领全体北京高官登上庐山,每次都给数百位中央委员各提供一幢别墅居住,而他本人则两度下榻“美庐”,并在那里召开重要会议,谋划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规划,毛泽东初入美庐时说:“委员长,我来了!”脸上不可抑制地洋溢出胜利者的微笑。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一次政治特权的重新分配,而且也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次象征性占有。全体中央委员在这里戏剧性地分享了西式家园里的中产阶级情调,它的热水汀、抽水马桶和鲜花盛放的庭院,皆成为幸福生活的隐秘指标。
    
    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庐山会议,都与中国的现代性决策有密切关系。1959年7月至8月,中共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探讨中国现代化提速的非常道路,并以集权主义的方式制止了彭德怀等人的反对声音;1961年8月至9月,中共第二次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度探讨现代化策略的得失,并试图纠正大跃进与反右以来的严重失误;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探讨修宪、国民经济计划和对苏战备问题,但就在该次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发生了深刻的权力分歧,由此导致了毛泽东阵营的最大分裂。
    
    所有这些议题都引发了我们的关注:为什么红色政治领袖要到距离北京数千公里外的庐山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为什么庐山会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家最热衷“避暑”的圣地?
    也许只有一种答案能够对此做出解释:庐山的西方别墅群向众多决策者提供了最直接的西方想象的建筑文本,并由此构成了展开现代性叙事的真实语境。尽管庐山别墅的语义式多重的,它既像是传统的帝王避暑山庄,又像是政治失败者遗留的遗产,但它的核心语义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提供了大批现代化的硅酸盐样本。
    
    1958~1961年,正是中共展开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时刻,1959 年夏季,毛泽东在庐山西式别墅中吟诗《七律,上庐山》,成为我们解读领袖心态的重大文本。“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两句,暗藏对陶渊明宣扬的牧歌式农耕图景的嘲讽,泄露出毛对大规模工业化的急切渴望。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庐山上宣布,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此后,针对欧美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全中国都陷入了狂热的新经济运动之中。庐山是一个无言的声援者,它是革命灵感的源泉,也是北京展开现代性想象的无意识对象。
    
    尽管这场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庐山别墅却成了建筑政治学的一个范例,因为它曾经提供了毛式现代性书写的隐秘语境。21世纪零年代以来,庐山老别墅群已经退化为黄昏的记忆,成了商人吸引游客和牟取利润的重要工具,其真实语义遭到肆意涂改,但别墅的理念却在全中国范围内获得繁殖与扩散。具有反讽意味的是,45年之后,毛推动的现代性激进叙事,在非毛化语境中得到了有限的兑现。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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