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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穿梭在高层腿之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6日 转载)
    
      北大一位著名的教授曾这样评价胡鞍钢:第一为中央说话,第二为贫民说话。为中央说话,是指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所采纳;为贫民说话,是指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并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他们的代言人。
       在清华紫光国际会议中心,记者终于“抓”住了胡鞍钢。采访中,深切地感受到名人光环笼罩下的胡鞍钢的坦诚、友善本色。 (博讯 boxun.com)

    
      13亿中国人民是自己的最大靠山
    
      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民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践,为当今世界所瞩目。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新的挑战,都需要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理性分析、提出解决办法,这为新一代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日益广阔的学术研究天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报效国家的历史机遇。“学者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我不会停止研究步伐,而且还会在这个领域不断地进行研究。我把这些对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挑战视为对自己的挑战。”胡鞍钢深情表白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参与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的心志。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决策知识,创新决策知识,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
      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多次应国家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在向国家提供国情咨询时,胡鞍钢也提过很多尖锐、敏感性的建议,这不但没影响自己的前途,而且他的建议采纳率反而越来越高。
      胡鞍钢是一个奉行自由、独立、友善、坦诚的人,他认为,学者和决策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独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使学者的研究成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他特别推崇哈佛的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无论批评有多尖锐,都是出于爱护的角度,都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信仰,因此批评多尖锐都不会有个人的风险,这是我个人看法,至少我现在的过程就是如此。所以外国人问我有什么靠山,我没有靠山,我没有这种政治靠山,但我的靠山最大的就是 13亿中国人民。”
      京城的经济学界派系很多,既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也有留洋派和本土派之争。胡鞍钢不介入这些圈子。在他看来,有些圈子的形成最初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观点比较相近,但天长日久,学术的成份下降了,非学术的、感情的东西却逐渐多了起来。胡鞍钢反对学者间的互相吹捧,认为学术研究的成果要经得住社会和历史的评价。
    
      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却忘了自己的可持续性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现象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书中还提出富有远见的观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 “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部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不知有人是否注意到,胡鞍钢这位著述丰厚的中国国情专家所从事的研究与早年攻读的专业似乎并无多少关联。1978年—1988年,他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对此,胡鞍钢解释说:“1985年读博士时,我从北京科技大学通过考试转到科学院的自动化所,一直从事工科研究。后来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些跨领域的选题,我个人希望从工科研究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于是就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从事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包括农业发展的一些中长期研究。”记者问他幼时是不是对关心国家大事就有相当的热情,他笑着否认:“小的时候倒谈不上对将来选择国情研究有什么特殊影响,也没有特殊的人来影响我,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
      而今,胡鞍钢非常明确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人民做事,在做事的过程中自己也会成长起来。“我也是普通人,但我这个普通人是树立了人生目标的,而且我也非常清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是通过创造知识,而不是靠投机取巧。”
      胡鞍钢的吃苦精神早在年轻时代就已根深蒂固。还在北大荒时,他曾当了几个月的炊事班长,每天凌晨便要起来烧火做饭,半夜里还要起身挑担去田间送饭,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读书,从不敢松懈。直到今天,他仍不敢有所放松。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坐标甚至能跨越100年。
      当初与郭庆合写《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的时候,还没空调,也没有买风扇,每天就在家里光着膀子写。这本书当时发行很少,但现在他的学生基本上都读这本书。很多学生读完后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当时胡鞍钢写书时才30多岁,10多年前的东西现在居然还有味道。对此,胡鞍钢说,“我写东西是用心来写”。
      而今,身为著名中国国情专家和经济学家的胡鞍钢平常都忙于调研、教学,身体时常处在透支状况。他说,“我现在感觉身体折旧速度很快,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但我停不下来,既然投身于这个事业,就只能朝前走。”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他的父母曾多次这样对他说:“你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性发展,你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胡鞍钢总是这么作答:“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提起自己的家庭,胡鞍钢说,现在整天忙事业,根本顾不上家庭的事,但家人都挺理解和支持自己,只是表示要多保重身体。而他也把对家庭照顾不到的遗憾看作是干事业的一项成本。
      走进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胡鞍钢的新办公室,发现整个屋子除了书以外找不到别的什么更惹眼的东西。据他的秘书说平时在工作时,办公室看上去有些乱,但如果工作结束了,办公室就整齐了。在书与书的有序排列间,在纸与笔的随意摆放间,记者仿若看到一帧帧胡鞍钢捧书沉思、伏案疾书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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