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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二批刘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5日 转载)
     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说,这些年来,有些人打着“反思改革开放”的旗子造舆论,攻击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想把改革开放的方向扭转过来。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今天我们尝到后果了。
    
     这种后果,在刘吉看来,就是经济危机。这里颇为奇怪,似乎按照80年代改革开放的顺利走下去,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经济危机。这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在市场经济学说历史和经典经济自由理论当中,从来承认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刘吉要么是失心疯,要么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学家。就像一个女人陷入婚后不幸福,于是回忆初恋的美好,可是这可以是对个人的安慰,却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策。 (博讯 boxun.com)

    
    当下经济危机的社会处境,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可同日而言。当初的顺利体验和信心,放在当下,真是刻舟求剑。把经济危机的发生,看成不按照原来改革开放的思路,而造成的,这完全是一种外行看热闹。不外乎说,你看看当时改革开放多顺利,当时顺利,现在按照这条思路走下去,也必定顺利,将来如果坚持,那也是必然如此。总之学好市场经济ABC,可以千万年大吉大利。
    
    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否认市场的缺陷,没有否认市场经济的周期。刘吉回到80年代的顺利这种高峰心理体验,就否定掉经济危机内在于市场经济当中。用一种信仰状态来坐井观天。他把内在疾病拉出来,推到市场经济的体外,不用直面,那么就吹捧出了市场拜物教。幸好刘吉还没说,经济危机是极左时代的专制造成的,否则我不知道如何反驳。
    
    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拓展市场化,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能因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就相反滋生一种市场拜物教,或者市场万能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过分对立起来,妖魔化计划经济,把市场当作完美的这一些人,时间往前面推移,同样是计划经济当作完美的一些人。也就是,计划经济的愚昧粉丝,也必然是市场经济的愚昧粉丝。反过来也一样。他们身上有的不是真理,而是屈从,只要找得到屈从的对象,就膜拜之。
    
    刘吉说,很多企业倒闭主要不是由于出口的困难。因为即使出口订单减少了,比如说订单少了20%,那么我们只要把价格提高20%,仍然比西方的价格还低很多,还是具有巨大的市场竞争力的。而同时,西方经济危机导致他们同类产品的企业首先破产了,订单不正好转到中国吗?
    
    这里很难还不说明,刘吉处于一种迷信迷狂之中。刘吉对国际市场很崇拜,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丝毫不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萎缩。对于中国产品,国际市场过去容量固然很大,给与刘吉永恒的信心,可是处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当中,消费力下降,本来就靠低价格竞争的中国产品,还能提高价格么?迷信就会丧失对之理性观察,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当作永恒不变的事情。
    
    整个经济现代化历史越来越明白,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市场和管制的混合制度,而没有十足十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十足十的管制。市场和管制之间的共和,成为当前的选择。
    
    所以,到了经济危机的今天,对市场化的态度,应该采取消极的,而不是积极进攻的。中国市场化的困境是,不应该市场化的过分市场化,而应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对于应该市场化的行政垄断,确实应该进一步推动。可是这是一种改革不能完成的使命,或者说通过媒体舆论的主义,或者教诲的说理,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卸掉必要的包袱,卸掉政府本来应当承担的宪法责任。
    
    很明显,很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明白这种困境,他们为了推进改革,促成不应该市场化的市场化,以此当作成绩,当作改革成果。相当于在战场上战败的将军,杀百姓取人头,当作杀敌数报战果。
    
    茅于轼在博客中国发表文章说,缺乏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很容易走向动乱。缺乏是指对行政垄断而言,是对的。但是对此应该放弃改良信心。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要来的,大部分是本来不想要的,本来想要得,而且是首要的,重点的,都是不会给的。经济自由主义把一个根本要不到的东西,拿来论证自己的美好;而给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丑陋的。
    
    如此政治情形下,打着市场化的名义,不仅无功,而且是祸害。采取消极的辩护态度,就应该反思市场化进程,那一些是应该市场化的,到底有没有办法市场化,那一些是不应该市场化的,就应该恢复放弃。如果再采取攻城略地的启蒙姿态,不仅无法“去垄断化”,而且会造成市场经济彻底丧失政治正当性。
    
    博客中国的一个网友说,没有底层民众普遍的收入提高,资本的不断扩张的供给能力总会有断层的一天,这应是市场经济均衡力量的奥秘所在。资本家应多从其他方面琢磨降低成本,而不要首先打简单易行的工资成本的主意。著名网友求心说,反对劳动合同法,属于一种“合成缪误”:一群人看戏,一个人垫起脚尖,就可以看清楚一点,于是及推断所有人垫起脚,就可以看清楚。或者叫透视麻将。压低工资的外部负效应是需求萎缩,降低一个工人的工资,或者一个老板降低工人的工资,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不能忽略不计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就有预言,他们认为,压低工资,为剥削利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但为实现利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障碍。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分工不同,但是一种合伙关系,是一种连带关系,虽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稀缺性,造成资本而不是劳力话语更大,分得利润更大,但决不能超越一种底线,让工人成为包身工,物化成一种或的生产工具或者机器。在对利润享有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一种撕裂和对立,而是一种不超越底线的连带联系,才是市场经济。一味着站在资本家一边,将撕裂连带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敌人。
    
    刘吉、茅于轼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一些市场经济的真正奥秘,他们看起来是半撇子和外行,对市场经济很迷信很崇拜,但也仅仅是经济很迷信很崇拜,就开始指点江山。对市场的建构,是一门政治科学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迷信状态,也不是在任何一个改革措施的道德态度:到底是不是站在市场经济这一边。总之不是一根筋的粉丝、票友可以促成的。并不是一招半式就可以闯荡的江湖。
    
    茅于轼相信经济的永恒增长,相信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的线性进步,才会相信经济自由不能后退,否则政治自由更没戏。可是这样的信仰,就是错误的。倒置政治经济关系,把政治吸纳在经济之中,把经济自由主义,就等同于自由主义和立宪。正是经济决定论,才使茅于轼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真理,用一种空想资本主义迷信来替代理性审慎的政治技艺。
    
    我在和很多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中,观察到更多时候经济自由主义一根筋,是被迫自我辩护的时候出现的。刘吉、茅于轼现在的言论,也是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经济自由主义生死存亡的时刻,采取的辩护,不管言词如何激烈进攻性,都可以看到他们遭遇着危机。
    
    经济自由在其应有的限度内,是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将超出经济自由限度的,无法由经济承受的东西例如政治,也贪婪的地吸纳进去。例如经济决定政治,经济自由通向政治自由,用经济学治国等等。当遭到批判,被指责其过长黑手,这时候经济自由主义者就退回到应有限度内的经济自由。通过应有限度内经济自由的论证,让自身确立下来,确立为一种“信仰”一种“真理” ,这时候辩护,就堂堂正正放不倒,并且可以拿80年代的高峰心理体验,作为见证。当一种“信仰”一种“真理”确立之后,又让超出部分,树立横行起来。我把这种加减魔法命名为“龟头吞吐术”。
    
    蒋介石对陈洁如说,你爱不爱国,支持不支持革命,如果爱国支持就要嫁给我,否则我无心革命,你不嫁给我,怎么算爱国呢。当爱国无法驳倒,这时候陈洁如则必须委身。孔子欲亲近南子,南子不从,子曰: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南子要“好”,只有满足孔子的淫欲。
    
    这里首先就是把一种错误的前提当信仰,当作真理,因此显出专横意志出来。相信经济决定政治,经济自由通向政治自由,相信永远的线性进步和经济增长,就是错误的前提。经济自由很重要,但是没有经济自由主义者说得那么重要,那么完美,那么具有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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