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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默:当前中国政治板块的奇丽景象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5日 转载)
    
    中国人口众多,世所无匹,先秦一度有过百家争鸣,秦皇专取法家,汉武始,总体上都是外儒内法,实行大一统专制制度,是故两千多年以来,皆无所谓政治板块。只有近代百年,各种政治思想才稍有显扬。但在百年后段,又进入了“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林彪语)的时代,除了这个“思想”,不容许其他思想的存在,更加无所谓政治板块了。3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人们原以为彻底否定了文革的思维模式,反过了“两个凡是 ”,思想大解放了,全民都是一派,此后同心同德,建言献策,共奔四化,天下从此太平。却有人又端出了这个“思想”,反对“异端邪说”的“污染”,又令人愕然。继而随着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和国门的打开,“异端邪说”还是纷纷呈现,四大政治板块乃逐渐成形,即使“不争论”,也阻挡不住,新世纪以来更加突显。当代的中国,可以说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从没有过的奇丽景象。如何分析,如何应对,关乎改革大业前途,值得一探。姑不揣冒昧,约略朴素陈之,以待教者。
     先为四大板块报名:一曰原教旨派;二曰民主社会主义派;三曰民主自由主义派;四曰权贵资本主义派。需要说明,这几个板块,主要着眼于民间,而在执政力量中,四派或多或少地都有其代表或反映。 (博讯 boxun.com)

    
    原教旨派
    
    或称毛左派,极左派,渊源于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其构成核心是一批坚信毛主义的离退休高龄老人。他们有的在毛时代就倾向极左,常被称为“老左”;也有一些没那么老、参加过文革仍然坚持文革意识如当年的红卫兵等;此外,另有一种还不成气候、渊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左”,在小范围内专注于高深的理论探讨,影响甚小,暂置不论。
    原教旨派对30年改革开放的形势估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复辟,现在的党中央走的是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其主要根据就是党内和政府内权贵资本主义派的出现。他们认为,党内官僚修正主义集团领导推动了资本主义复辟,与不法私商结成天然联盟,前者为后者出售政治保护,后者向前者付出高额购价,掠夺国有资产,压迫广大人民尤其弱势群体。他们特别反对“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入党,认为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改变了党的性质,为富人讲话,不是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而是扩大了腐败的社会基础。工人和农民沦为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原教旨派同时也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派和民主自由主义派,不承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或现代世界的一种“普世价值”,认为“敌对势力”“总是拿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建议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修正主义的批判,对民主社会主义派和民主自由主义派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原教旨派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中被一再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代表人物甚至公开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转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中所引马宾言论)。他们不承认毛倡导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什么错误,顶多只是失误。由“三面红旗”引起的大饥荒也没那么大,不过是前进中应该付出的代价。何况,当时毛已退居二线(?),不能完全由他负责。他们特别宣传毛时代的平等、公正和清廉。
    最近这些年,原教旨派都要选在毛的诞辰和忌辰组织活动。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这一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都搞了这种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多人至一千七百多人,主题是声讨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号召再一次掀起革命风暴。在天津的一次“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集会上,播放文革语录歌《造反有理》。魏巍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带头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延安的集会上,与会者情绪激昂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场外朝天鸣枪,以示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
    原教旨派的错误是不能洞悉事物的本质,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失误,反对改革开放,以图复辟毛的错误路线。他们最怕的就是群众了解毛后期一系列严重错误甚至罪恶的真相,在执政当局将“思想”列入到几个“坚持”之中和长期“不争论”的政策促成下,这些历史又恰恰被长期封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几乎被列入于舆论禁区。有人说“五十岁以下的人可以说都是在谎言和愚昧中长大的”,为原教旨派提供了存活的土壤。
    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思想僵化,不接受任何新思想新事物。
    但原教旨派并非全无道理,他们对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并日益猖獗的权贵贪腐势力的谴责是义正词严的,也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除了少数上层,多数人对于现执政当局仍然拥护。除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极少数人以外,原教旨派虽然对改革开放形成阻碍,仍然是认识问题,不是改革的敌人,其多数都可以争取成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同盟军。
    关于原教旨派的影响,人们评价不一:有的说已经日薄西山,没什么影响力了;有的说他们替弱势群体讲话,在党内外仍然很有基础,不可低估。本人同意后一种看法。据凤凰网最近一次网调,赞成继续改革开放者仅为29.5%,反对者竟高达70.5%,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但事实上,群众中的反对者大多只是反对改革中的某些失误导致的权贵贪腐现象对自身的伤害。只要坚持改革大业,极大加强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权贵资本主义的力度,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加强当代史的教育,相信多数反对者都会改变态度。
    对于原教旨派的危害也不可低估,尤其吊诡的是,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派为主要现实诉求的原教旨派,却大有在专制的旗帜下与前者结盟之势。原教旨派通过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维护专制体制,客观上为权贵资本主义派利用专制得遂其最大私利寻求合法性;后者则以其官僚特权地位与前者维护专制的主张达成妥协。他们从极左和极右两个方面同时对施政力量施压,极易造成国家动乱。
    
    民主社会主义派
    
    民主社会主义派是民间的称呼,或称深化改革派或政治体制改革派,在官方常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派,渊源于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其构成核心是另一批被称为 “两头清”的离退休老人,多是当年怀抱着救亡图存,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却陷入困惑,新时期以来逐渐觉醒的高龄人士。以及经历过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至少经历过文革、如今也已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追随者则是受到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思维的理性知识分子。这一派在公共知识界的思想影响最大,可以说是其思想主流。
    民主社会主义者经常以改革开放时期与此前30年的毛时期进行比较,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尤其胡赵和现在的胡温两次新政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无论就经济建设的斐然成就,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和部分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包括网络舆论的逐渐开放,以及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等诸多方面的进步,都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对于毛在其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则持否定的态度,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民主社会主义派特别倡导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心的深化改革开放,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应指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语)。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派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张扬“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主张实行宪政民主。因此而经常受到原教旨派的攻击,认为他们与同样认同这种普世价值,同样主张宪政民主的民主自由主义派不过是一丘之貉,试图改变国家的性质。
    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上,与原教旨派有很大不同。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作了最后的反思,由恩格斯整理完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已经对1848年他们年青时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倡导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作了纠正。由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倡导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就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他们也不反对比较宽泛、使更多人易于认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
    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原教旨派坚持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由斯大林建立的第三国际执行的政策,以及由其发展的毛泽东实行的极左路线是错误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认为欧洲尤其北欧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
    民主社会主义派支持胡温新政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代表了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全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追求,得到了全国上下的认同。但民主社会主义人士往往并不认同资本家可以在不放弃剥削的情况下入党。
    对于借着专制体制肆行官僚资本主义的权贵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派与原教旨派一样,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解决之道却有不同。后者主张后退,取缔市场经济,恢复计划经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前者认为必须本着碎步而有序的缓进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在于应进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权贵资本主义派窃据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必须藉助于现存的各种制度资源,藉助于现存意识形态与现存权威政治形态”(萧功秦语),达到“增量民主”(俞可平语),但是,本质上却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在这一点上,民主社会主义与同样追求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主义,在有着某种形相上的对应的同时,也有相当的分歧。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包括经济模式,也包括政治模式和思想模式。从这个宏观的视野,从一百年来中国的几次政治选择,包括康梁变法、清末新政、民初议会、蒋氏独裁、毛氏专制,一直到改革开放,更可以见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
    关于目前正遭受原教旨派着力攻击的“普世价值”说,在此值得多说几句。
    原教旨派认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也不是普世价值,宣扬普世价值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言下之意就是凡宣扬普世价值者都是试图颠覆党领导的政权。
    如果将政治学上的“普世”一词可笑地定义为纯粹语义学上的“一切人都同意”,那就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世界60亿人口,只要有60亿分之一的人也就是一个人反对,“普世价值”便将轰然倒塌。这种可笑,就如同要求盗窃团伙承认不偷盗是一种普世价值,要求希特勒同意民族平等是一种普世价值一样。而原教旨派却正是从这一点来论证的,极其幼稚地说什么:“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指南京大屠杀的实施者)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指南京大屠杀不是犯罪)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
    价值观的分歧是永远存在的,但这并不能否定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人权、人道、法治这一类观念,比起专制、独裁、反人权、反人道和无法无天来,是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价值,那么,称之为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价值也可以,强调地称之为“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普遍价值)也未尝不可,更加鲜明有力。关键是,反对方的着眼点其实并不在“普世”二字(原教旨派不至于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提法),而是这种价值观的本身,结果只能是为专制、独裁和反人道之类的价值观辩护,客观上为国际反共势力诬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口实。试问,这种专制、独裁、反人权、反人道和无法无天的党,谁愿意相信,谁愿意拥护,又有谁愿意为它奋斗终生?
    
    民主自由主义派
    
    或称自由主义派、资本主义派,渊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反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口号,即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实行“拿来主义 ”,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立即移植于中国。要求不但在观念上,也在实践上马上实现普世价值。在他们最近发表的某“宪章”中,这些主张体现得十分鲜明。
    中国持民主自由主义观点者,在建国前对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起过积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现在则人数不多,上世纪70和80年代只是地下潜流,1990年代中期以后浮出水面。其政治构成核心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围绕着一群出于反对原教旨派或权贵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一时找不到方向的迷途人士。他们的主张过于政治化,与广大公众关心的切身利益距离较远,目前的影响还不大,但不排斥会成为一种动乱因素的可能性。
    对类似民主、自由、人权这样一些问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课题,牵涉到了政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很多方面。从古至今,在各不同时期,其侧重点都有不同,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简单事物。比如“民主”,其实就来源久远,并非资产阶级独创独有。早在原始社会,部落首领就是经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古希腊雅典也实行民主,但只有土著自由民中的男性公民才得以拥有,占全城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外乡人和奴隶是不得与闻的;共和时代的罗马同样如此;直到法国大革命时代,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法国人也只在拥有一定财产的男性公民中才享有权利。即使美国,从称为民主之父的托马斯•杰弗逊开始,关于黑人、西班牙语后裔、亚裔和印地安美国人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直到现在也还在争论之中。它的具体制度更是因时因国有别。在目前中国,要达到一种较为理想有序的状态,至少需要具备经济的高度发展、中产阶级的强大、公民教育的极大提高与普及、国民素质的极大优化、法治的健全这样一些基本条件。中国的最大国情是拥有十三亿人口,如何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然是摆在历届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以上这些条件几乎无一具备,需要一个具有改革思维的领导力量的领导,有序而渐进的长期过程。在条件还不具备更谈不到成熟的情况下奢谈立即进行体制性的一步到位,只能是全盘西化,必将带来巨大风险。台湾在这些方面都比大陆的条件更好,但她的恶质民主仍然是一个最具可比性的例子。可以断言,在当前的国情下像某“宪章”主张的那样“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一定会为不良分子包括煽动家、空谈家、贪腐分子,甚至黑社会分子大开方便之门。要知道,希特勒和陈水扁都是通过“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选举出来的。对比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一隅,大陆的十三亿人口,哪可经受得住这种试验。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领导力量,她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正是民主、自由、博爱、人权和人道;体现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则是其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将这一切全都抛弃,转而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不过是无知妄想;从坏的方面说,显然是别有用心。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在这样一些课题上可以无所作为,应该逐步推行,从党内和基层开始,取得经验,随着社会的进步,适时而逐步地扩大范围。总而言之,要本着碎步、慢步、不停步的原则,才是一条可控的、稳妥的、风险和代价最小而实效更大的正确道路。
    民主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的主张则是极力排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与西方文化的“接轨”。
    但属于民主自由主义阵营者也并非全无是处,他们与民主社会主义派一起同样肯定普世价值的意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派和原教旨派同样痛恨权贵资本主义,都具有先进性和正义性。所以:第一,不必以派论人。除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少数人外,不少人士只是出于反对原教旨派的倒退或权贵资本主义的义愤,不宜轻易将他们纳于入敌对阵营,可以争取,并可望他们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同盟力量;第二,不必以人废言。从抽象取舍的角度,他们所提的某些主张,并非完全没有可资参考的价值;第三,不必以言获罪,在学术辩论的氛围中,相信真理将会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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