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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峰:和谐稳定模式与非常政治的危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5日 转载)
    “和谐稳定模式与非常政治的危机
    ——民权国际公约和宪政转型的中道模式” (范亚峰)
     (博讯 boxun.com)

    我们知道08年以来中国社会有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像一月的雪灾,三月的西藏拉萨事件,五月的地震,六月二十八号的翁安事件,七月一号的杨佳事件,九月的毒奶事件以及十一月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和陇南事件,在十二月份也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08宪章”事件。透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时期,而且是全局性的危机。在这个全局性的危机当中,到了零九年,我们看到,社会控制的模式正在逐渐趋于成熟。从十二月八号到元月份,以“08宪章”为中心,控制模式逐渐成熟,到09年初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和谐稳定模式。把握这种和谐稳定模式对于理解09年乃至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走向将会非常重要,那么,和谐稳定模式往哪里去?和谐稳定模式有哪几个特征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我的分析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两种非常政治和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第二部分是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第三部分就是以中道模式分析和谐稳定模式。最后还要提到未来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一种是从民族主义到军国主义,第二种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第三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第四种是经济恢复,邓式道路延续。第五种是经由中道模式走向自由民主。
    
    一、两种非常政治和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首先来看两种非常政治和两种社会治理模式。我们知道,2008年12月底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的副秘书长陈冀平做了一个关于社会稳定控制的发言。他在接受《瞭望周刊》的采访中,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瞭望周刊》有个报道说,“中央综治办主任称今年(09年)遏制群体性事件任务艰巨 ”,我们以这个文本为依据,可以看到09年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政治的时期。
      首先来讲,我认为在09年前后,整个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模式从日常政治转变为非常政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从09年李源潮讲执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及政法工作前所未有的没有公开报道,还有陈冀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从日常政治转向非常政治。非常政治有两种,第一种是立宪政治,第二种是紧急状态政治。立宪政治是自由民主派对于中国前景的理解,紧急状态政治则是对于立宪政治的拒斥。因此,在中国未来主要是两种政治的角逐。一种是中国的自由派,以“08宪章”为代表启动的立宪政治,还有一种是以执政党为代表的紧急状态政治的过程。
      我们看到陈冀平的发言当中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稳定的价值,强调08年和谐稳定这样一个核心特点。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社会的综合治理模式,到了08年底09年初,这种综合治理模式发展成为和谐稳定模式。陈冀平的访谈中透露出来那么这种和谐稳定模式的四个重要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严打优先,第二点是重在预防,第三点是构建大调解机制,第四点是服务和监控特殊群体。原文是服务特殊群体,特殊群体是指什么呢?它主要是指劳改释放人员,实际上里面还有秘而不宣的,他们的秘密名单上所认为的不和谐、不稳定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维权领袖、访民、法轮功分子等,据说在北京奥运期间北京私下被控制的法轮功分子达到五万多人。严打优先、重在预防、构建大调解机制、服务监控特殊群体是和谐稳定模式的精髓。
      这种稳控模式的极端化在09年的新特征就是奥运安保模式的扩展,就是说要把这种奥运安保的经验全方位应用到中国社会控制的过程。而所谓奥运安保模式是典型的非常政治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奥运期间,为了控制奥运,保证滴水不漏,可以牺牲整个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可以为了蓝天而限行等等。奥运期间北京周边的经济受到巨大的伤害,旅游业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样使得人们的生活处于一种非常的状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避运”,也就是逃避奥运这么一说。对于很多人而言,奥运状态的常态化是普通公民无法忍受的。
      因此,这种紧急状态政治的形成,对于整个中国09年乃至未来变局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从应对和控制“08宪章事件”中的一个重要细节中,可以看到这种紧急状态政治的重要表现,这一细节就是深夜传唤,对大量参与“08宪章”的签名人士采取深夜传呼的方式,深夜传唤就是警察权的非常态行使。一般来讲,传唤是在工作时间进行,为什么会在深夜甚至凌晨传唤呢?这实际上是利用人的身心低谷期强化暴力威慑的效果,这也是整个社会控制进入非常政治紧急状态的特征。另外一个例子,春运期间,网民对火车票购票难不满,李劲松律师甚至在网上发出了所谓第一号人肉搜索令,要人肉搜索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之后,胡锦涛亲自批示要开动脑筋解决回家难问题。从这一事件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小的事情,一个非常具体细微的春运问题,都需要中共的总书记的亲笔批示,来齐抓共管动员解决这个问题。批示治国,春运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稳控模式里面,这也预示着整个社会控制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政治阶段。
      因此,我们下面要来分析第二点,两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就是两种非常政治,一种是立宪政治,一种是紧急状态政治。与此对应还有两种社会控制模式,一种控制模式是综合治理模式,其极端化就是和谐稳定模式。还有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就是宪政治理模式,也就是法治模式。和谐稳定模式在09年逐渐趋于成熟。它的三个核心规则首先是镇压优先。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保持高压态势,所谓严打作为核心经验,可都是这一特征的体现。第二条规则是适度让步。像中纪委的反腐败,吸纳农民工进工会等等。第三条规则是在失控的情况下,会采取残酷性和投机性相并举的方式来度过危机。所以,和谐稳定模式的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是镇压优先,第二个是适度让步,第三个是残酷性和投机性交替运用。
    
    紧急状态的政治和立宪政治的角逐是理解09年乃至未来整个中国的变局的精髓和关键。但是,我们注意到紧急状态政治和和谐稳定模式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后面我们会分析到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
    
      二、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
    
      首先来看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
    
      第一,该模式对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从根本上是忽视的。我们分析整个09年中国的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经济和政治这一对矛盾。3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遭遇到整个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模式危机。从政治上的权力结构分析,政治威权、经济自由的双轨无法持续。另外,由于这30年的发展,使得官民矛盾不断深化,整个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等等,这些矛盾也在不断深化。我认为这两种矛盾,也就是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事实上是中国全局性危机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两对矛盾的忽视,使得中共虽然认识到群体性事件高发,矛盾焦点集中,但是由于缺乏对化解矛盾的整个结构性变革的考虑,无论是经济结构的变革还是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稳定模式不可能化解这两层矛盾。
      第二,综合治理实际上与中国政治的现代性过程是相矛盾的。也就是说,用韦伯的命题来看,现代化就是理性化,那么中国政治转变的前景实际上是理性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综合治理模式和宪政治理模式有重要的区别。综合治理模式的基础实际上是法律意志论,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种法律意志论在当下转变为法律工具论,这种法律工具论背后影射的还是意志论,不过这种意志论的实质是服从于人的意志的随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综合治理模式有几个特征,其基本的核心特征是策略性的摆平术,这种策略性的摆平术体现为几点:第一点是运动式执法,如严打就是一种运动式执法,这和军事斗争的成功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第二点就是选择性执法,选择性打击,其体现在服务与监控相结合,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比如最近提出来的对企业高管慎用刑事措施,这个就是选择性打击的特点;第三点就是全国一盘棋,就是所谓强调大局意识全局感,强调综合治理。综合治理体现了传统中国哲学整体观和辩证观。这种模式跟科层制,跟官僚制的理性化过程实际上是不一致的。与此相区别,宪政治理模式的优势实际上是一种法律理性论。他的核心价值是正义、平等、自由等原则,基本特征是政治法律运作的例行化和日常化,从而提供了理性的政治和法律预期。这是第二个危机,也就是说综合治理与政治理性化的矛盾。
      第三个危机就是稳定和改革发展的矛盾。09 年的官方文件有个很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和谐社会的话语。从和谐社会的核心特征强调民主法治转变为新的话语组合,不断提到和谐稳定,不论在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政法委秘书长陈冀平,还是在贾庆林的发言里都反复提到和谐稳定。从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是民主法治,从和谐法治转变到和谐稳定,这里面体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执政党的社会控制模式中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危险,就是淡化改革与发展,而片面强调稳定。在09年所有改革措施,包括行政改革措施都停止了,在这种行政改革措施停滞、司法大倒退的背景底下,这样一种和谐稳定模式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我们套用毛泽东的话,可以说“以改革发展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在失去改革和发展的两个动力的背景下,社会稳定模式除了不断持续的耗尽暴敛资源外,缺乏基本的支撑点,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市场的底部没办法构建。那么就像于建嵘等人所提出的威权法治的中间选项可能也要被排除,一旦高峡平湖的危险平衡被打破,中国政治市场的超级垄断就有一泻千里的危险。现有的油价竞争机制的引入、反腐败的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权宜性让步等措施还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政治市场提出的支撑点。一旦和谐稳定模式破局的话,这种镇压优先,严打优先的做法可能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因着这个原因,我们这几年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支撑点,从08年以来一直强调的几个要点:一个是批准实现国际公约,一个是废除劳教,一个是加强司法建设,还有一个是放开县以下的选举,另外包括逐步推进言论自由,还有一个是给民间组织的结社自由松绑。我认为这些要点是中国未来实现社会政治和社会转型软着陆的基本支撑点,没有这些支撑点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三、中道模式对于中国宪政转型前景的分析
    
      下面转入第三点,运用中道模式分析中国的宪政转型前景。这里面我分析了其中五种可能性。我们在前不久的研讨会上,曾提到“08宪章”很大的缺陷其实是没有学会面对中国社会发言。我认为中国社会除了执政党指导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四种主要的思潮,这四种思潮都有可能构成未来社会转型的选择。一种是民族主义;第二种是民粹主义,就是所谓新左派;第三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第四种是自由民主主义。从这几种可能性上出发,我们看到和谐稳定模式未来可能面临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民族主义发展到军国主义。但我认为能成功实现军国主义的可能性非常微小,因为对外战缺少足够的支撑点,目前我看到对台湾关系的和解,对外战争缺少足够的依据。那么对法、对欧美的仇恨实际上只是一种情绪,难以煽动。在中国情况下,暴民和暴民所产生的土壤不足。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公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法律人群体,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等等所构成的中产阶级的群体,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已经可以在民意的争取上极大地分解民族主义的资源,所以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缺少足够的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我认为从民族主义到军国主义的选项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
      第二种选项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和新左派的选项。今天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包括新左派自己都会以为未来是新左派的,但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这里面它涉及到中国新左派的实质,民主自由的实质实际上是不要政治革命,而回归到社会革命,即重新分配财富是新左派的主要诉求,而制度变革基本不是左派的选项,因着这样的缘故,这种社会革命的前景实际上不符合新兴的工商资本、也不符合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权贵集团的利益。而且还有一点,民粹主义事实上在中国缺少足够的动员能力,它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就是缺乏动手能力,缺乏实际运作能力,所以说,民粹主义也缺乏基本的支撑点。
      第三个趋势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新儒家的趋势,在08年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严厉打击家庭教会圣诞节的活动,09年贾庆林在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防渗透的工作。这一点体现出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共派系儒家化的发展趋势。但我认为鉴于儒家在中国的各方面实际上缺乏整全的、成熟的理论方案,也缺乏现实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所以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情绪,而很难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架构,蒋庆所谓的王道政治很难成功能够转变为一种现实模式。
      第四种可能就是经济恢复、邓式模式延续的选项。政府出台四万亿的刺激方案,其基本的心态是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在2009到2010年好转,所以温家宝总理迫不及待提出要率先恢复,其潜在含义是把金融海啸当做意外,期望通过目前投资拉动、政府干预的措施使得中国经济在09年下半年到2010年实现经济恢复,就可以回到传统的邓式道路的特色模式上去。但是这个思考是非常有害的,这体现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系统,以及对社会矛盾复杂性的认识相当不足。
    中国现在的危机最关键的也就是两层矛盾,一层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威权的传统模式无法延续,因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都知道外贸投资都不足以成为根本动力,所以必须要拉动内需。而其实拉动内需使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话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私有化,给农民以公民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有效的配套的改革措施,那么实际上所谓的拉动内需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普通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很简单的问题是他们面对的三座大山:住房问题、医疗问题、还有教育问题,这些都是社会保障问题。所以真正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政治改革问题。另一方面,官民矛盾实际上是比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的一对矛盾。在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社会资源和规则多样化的背景底下,既有的党国体制、过去六十年的毛式政体必须做权力结构改造。这样,官民矛盾即意味着民权的保障,和官权、政府权力的限制,是一个比经济和政治矛盾更为深刻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两层矛盾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中国转型的话,就可以看到过去中国三十年改革,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已经是不可能维系中国未来持续的社会发展。所以,意图延续经济、恢复邓式道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把晚清的变局和改革危局类比,就能看到在现有的格局当中,有非常类似于晚清的特征,比如权贵集团,官僚集团,体制内开明派相当于晚清的立宪派,革命派就是所谓民运,以及国际力量对中国的影响。在金融海啸当中,坚持邓式道路的延续,实际上会有非常大的危险,那就是改革格局有可能被彻底摧毁。这种危险主要是和谐稳定模式忽视中国社会的两层矛盾,即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所导致的。
      下面分析第五种可能性,即经由中道模式走向自由民主。我曾提到过,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有三种可能的模式,一种是苏东模式;一种是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第三是互动模式。暴力革命模式的代表性事件就是杨佳案。而苏东颜色革命模式的代表性事件就是“08宪章”,即所谓对七七宪章的模仿。08宪章对中国社会的转型缺乏足够的理解,因为其忽视了东亚民主化的互动模式。台湾经验和韩国,菲律宾,印尼等所带来的互动模式,那么以互动模式为基础就可以看到中道模式的可能性。互动模式的关键在政治市场的预设和政治企业家概念的提出,政治企业家概念就意味着整个官民双方精确地衡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对民间而言,要加大它的镇压成本,降低它的容忍成本。通过这种良性互动不断推进整个社会转型的不断发展。
      大陆的中道模式就是建立在对台湾,对东亚的互动模式之上所作出的改造。这种改造很大的特点是对于苏东的颜色革命模式以及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的吸纳。这样我们就要处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关系,比如说和平与暴力的关系。现在民众的情绪,杨佳案所带来的草根维权的暴力化和街头化。它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其正面意义体现在不断的压缩现有体制的选项。使得它在这种暴力革命可能性的威慑之下不得不不断地作出让步,这在08年11月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和后续的教师罢工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
      必须承认,“08宪章”以颜色革命模式为预设,这种尝试对中国大陆政治转型也是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的,它起码有两个积极意义。一是中国民间力自由派的政治主张,在这里得到了基本完整的理论表达,它没有起到理论整合的作用,但它至少起到了理论表达、亮明旗号的作用;二是“08宪章”使得中国自由派的内部能够去除分裂,能够包容分歧,能够求同存异,共同行动。就是陈永苗所讲的“无共识而有共同行动”。这种情况对中国自由派的组织整合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但是,无论是杨佳代表的暴力革命模式,还是颜色革命模式,都没有对中国大陆转型的复杂性做出充分的把握。而东亚的互动模式,实际上是大陆宪政转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参照。刚才在政治市场论中提到的支撑点的问题,这就好比一个股市,如果你现在没有一个支撑点的话就会一路狂泻,无法构筑底部,那这就很可怕了,那就有崩盘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看,09年的和谐稳定模式它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构筑底部,一旦遭遇重大的冲击,就可能是一路狂泻,这导致政治市场从一种超级垄断地位转变成彻底崩盘,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政治市场论和政治企业家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大陆政治转型是非常有价值的。在“08宪章”事件的处理当中,也已经体现出来这样一个特征。在“08宪章”中,它的打压行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权宜性,一个是有限性。这个权宜性和有限性实际上是整个中国面临非常复杂的变局的情况下,执政集团所作出的调整。我的分析就是,中道模式就是以互动模式为核心,整合暴力革命模式和苏东模式,这可能是理解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
    
      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发言要点。中国在09年进入非常政治时期,非常政治有两种,一种是立宪政治,一种是紧急状态政治。从中国的自由派的理解,中国进入立宪政治时期。从执政党来理解,它的控制模式是,进入紧急状态政治时期,紧急状态的特征就是综合治理模式的极端化,就是把奥运安保模式纳入到综合治理模式从而形成09年的和谐稳定模式。09年和谐稳定模式按照政法委秘书长陈冀平的说法有四个要点:第一是严打优先,第二是重在预防,第三是构建大调解机制,第四是服务和监控特殊群体。因此我们说,09年和谐稳定模式全面趋于成熟。这种和谐稳定模式的三个规则:首先是镇压优先,第二是适度让步,第三是残酷性和投机性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社会危机。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第二点就分析到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第一它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矛盾以及官民矛盾。第二就是存在综合治理模式和政治理性化的矛盾,以及综合治理模式和宪政治理模式的这样一个矛盾。第三就是它涉及到稳定和改革发展的矛盾,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是“以改革发展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行政改革停滞,司法倒退,这样下来,在整个中国政治市场,中国共产党的超级垄断执政地位面临着一旦遭遇冲击,就不能构筑底部支撑点的危险,所以可能在政治市场上一路狂泻,前面说过,要构筑支撑点的话,至少包括:批准国际公约,废除劳教,加强司法建设,放开县以下选举,逐步推进言论自由,给民间组织结社自由松绑。
      在第三个部分,我分析到和谐稳定模式的前景,第一种可能性是民族主义道路与军国主义,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第二种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我的分析是它威胁到权贵集团、官僚集团和工商资本集团的利益,实际上可能性也很小。第三种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这种可能性也很小,是儒家的王道政治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第四个可能性就是邓式道路延续经济恢复,刚才已经提到的,整个中国拉动内需,经济结构的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未来的邓式道路的延续是不可能的。第五种可能性就是透过以中道模式整合暴力革命模式,以及以苏东的颜色革命模式,这样来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我们透过“08宪章”过去一个多月的处理,已经看到这种中道模式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在09年有两个重要的要点,一个是官僚集团和权贵集团的切割,这种切割,比如说在08年,温家宝提出来的普世价值所受到的批判当中,以及09年地方实力派中央集团的博弈当中看到了官僚集团和权贵集团的微妙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晚清就是汉族官僚集团和满清皇族的矛盾的区别。第二点是09年观察的一个要点就是工商资本的微妙的态度,也就是说,在面对打击工商资本,煽动仇富情绪的民粹主义是否成为一个选项,我们会看到左右关系仍然是理解中国09年乃至未来变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二、主题发言二:
    “结社自由与社会转型” (曹志)
    
    曹志:我们这样一个会议也是由去年年初的一个敦请书引起的,也就是敦请我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书。我个人认为这个敦请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尊重执政掌权者。从语句、文风和内容的把握上,对当前的这种执政掌权者是抱着某种程度的尊重的。第二个特点是凝聚了左中右三派的共识。南方周末对这件事的侧面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个特点是就事论事的法律人思维,它是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敦请书对于人权的保护侧重于“破”而忽视“立”,这个“立”就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为实现“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转向宪政法治国的建议。
    下面我就为“立”而从结社自由这样的一个问题出发,谈谈结社自由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一、结社在我国的定位
    
    曹志:回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它对“结社自由”的界定是:“结社自由处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重叠区域中。作为一项公民权利,它保证的是,在一个人为无论任何原因或任何目的希望与他人结社或已经如此行为时,该行为针对国家或私主体的干预受到保护。作为一项政治权利,它对民主的存在和运行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只有在能够与他人联合,或者成为一个政党,或者是职业利益团体、组织或其他追求特定公共利益的社团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主张其政治利益。”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社团的广义性。这里的社团大概就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学术文化体育这五类社会团体。经济方面就以企业为代表。政治方面以政党为代表。社会方面是以慈善性质的基金会为代表。在宗教方面是以教会为代表。在文化体育学术方面是以大学为代表。这首先是社团的广义性。
      另一方面,它隐含了一种多中心秩序。我们看到它的第一个层次是当它作为一项公民权利的时候是防止国家或者私主体的不正当干预。那么这就意味着社团是独立、自治、自主的。那么第二层次,它是联结多中心的。因为它本身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社团内部联合和社团之间的联合。
      我们再回过来看中国目前的情况。最近北大与清华就中国公民社会定位产生争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2008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民间组织的发展正推动着中国走向公民社会。该所王名教授明确表示:“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公民的结社权还没有保障。”
      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疑问。中国目前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政府政策的转变与民间组织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正如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企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公民和提供社会服务组织的出现,不能等同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那么,我提出法律意义上可操作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是否进入公民社会:国民是否有能力运用其公民权利?政府是否切实保护公民权利?亚峰兄说过一句很有启发的话: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互为表里。这样公民社会与宪政国实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国是否进入公民社会等同于我国是否宪政国?
      近年来个体泄愤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事实,证明不仅我国社会不符合上述标准,而且面临深层的“同归于尽社会”危机。很难想像一个连最温和的家庭教会都要打压,连律协直选都要阻止、无法实现的社会,居然是公民社会?
      基于上面这样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正处于走向公民社会还是同归于尽社会的十字路口。
    
      二、同归于尽社会
    
    曹志:那么第二部分,我简单的阐述一下同归于尽社会。大家都知道只有当人类生活的不同利益、诉求、及行为方式的多样性被约束成统一的行为或行动,并由此构建成政治统一体时,国家和国家权力才能够现实地存在。若单单为达到统一目的,在制度上以宗教或准宗教的世界观统辖政治,在意识形态上以“政治幻象术”作为执政正当性,它本身就为社会冲突的产生、国家的分裂和国家权力的失效埋下隐患。在这里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政治幻象术”,这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从我对三类政策的分析中总结出来的。第一类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类是依法治国。
      那么第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它是在文革结束之前采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切割术。通过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方式,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为了挽回阶级斗争导致的这样一个危机的局面,而实行推动经济发展,实施这样一个经济捆绑术。现在目前推动的依法治国,实际上也是一个 “政治幻象”。它一方面通过依法治国这样的一个口号来对国民的各种行为进行调整,同时对以前所谓的反革命罪现在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方面的罪名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政治幻象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是为了满足这种执政正当性的需要。我们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而这样的一个专政是来源于军事战争—阶级斗争的专政逻辑。遵循这种逻辑运行的权力,严格地说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暴力。
      国家,过去以行政计划如今以行政许可方式,管制着一切资源、人员和组织。那么这样各个领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其规范调整活动的规则被权力运行机制支配,其各个领域的秩序是国家秩序的延伸。由此,社团是否在法律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能否存在和扩展,都取决于与国家的关系。在这种行为支配下,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等领域内社团的内部结构、市民行动方式和规则,被国家权力运行模式所支配,不能形成其所处领域固有的规则和秩序。这种管制模式导致一切社团依附于国家。
      在这种专政国模式下,不管是企业还是宗教团体,不管是生存还是发展,都要依靠政府权力;发展的好坏优劣,与政府权力之间关系的远近及关系圈政府权力或官员等级高低有关。这对社团发起人、执行人及其社员从而对社团自身的行动逻辑构成决定性的影响。不管是营利性社团还是非营利性社团,其现实运作中的社团伦理与社团活动应有的伦理切合的程度,与其对政府权力依附程度的深浅有无成反比例关系。简单的说,社团越依附于政府,其社团现实伦理越背离自身活动应有的伦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使得企业获得多种经营方式,而且“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导致非盈利社团利用“经济”之名行“非经济活动“之实。加上政府政策某种程度上的松动,民间组织大量产生。社团之间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社团争夺政府青睐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社团现实伦理也越来越背离其应有伦理。例如,我国企业界内“丧失底线的竞争”就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彼此之间丧失底线的竞争,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各个社团与其各成员之间为满足欲望而互相侵害;二是产生特权集团包括政府官员,并且这种丧失自身伦理依附政府的竞争,为特权集团的存在和政府不正当行为提供“正当性”。这两个结果就互相强化。
      国家,本应当为各类社团自由实现各自目标同时和谐共处,创设正当的法律制度。然而,管制社团的专政制度,一方面,使得社团伦理包括社员伦理以权力的支配为导向。社团和社员在寻求与权力结盟,以支配与其竞争者时,社团及社员就处于为欲望而互相侵害的战争状态。这种现象为权力的支配提供正当性,而且也丧失了寻求约束这种权力的动力。
    
      三、实践结社自由,从专政国转向宪政国?
    
      曹志:第三个部分的主题就是如何实践结社自由,从专政国转向宪政国?那么我们如何消除我国目前潜在的“同归于尽社会”危机?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解开专政权力与臣民伦理之间的死结?
    现实中人类共同生活只能通过国家而存在并通过国家权力得以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政治共同体。国家权力的行使,既需要组织,又必须遵循程序,即应当产生有组织的合乎程序规范要求的共同行动,这样才能致力于构建政治统一体。为确保国家行为是以构建政治统一体为目的,并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创制一个法秩序就成为必要。
      我国的特权集团,为获取或保证其不正当利益,利用国家权力侵害弱势国民,并凭借政治幻象术为其侵害行为虚构正当性。在各个领域的社团及其社员,都普遍依靠国家权力而追求利益时,特权集团与弱势国民,就成为描述两个相对并变化的群体的概念。
      如果没有一种法秩序,保证国家采取正确的行动,又防止权力被滥用以保护国民权利。那么,既没有自身行动伦理约束,又没有国家制度约束的国民,就会为满足自我欲望而没有底线地实施行动,这样互相侵害的局面就会逐渐并全面形成。尤其在2008年有不同的事件都可以作为这样一个证明,比如说杨佳袭警事件、三鹿的毒奶事件。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国民的共同生活和统一观念无法形成。极端情形就是:在侵害发生并无法被阻止或正义无法实现时,失去制度约束的国民与丧失救济期望的国民,就会同归于尽。回到我刚才提到的个体泄愤事件。个体泄愤事件,受“社会泄愤事件”提法启发,我个人认为,这个社会泄愤事件恰恰是以个体泄愤事件为基点的。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因为他个人本身的权利没有得到正当的满足,而导致的这种怨气无法被排解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个体怨愤在各个不同的人身上都是存在的。当别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当别人受到不公义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在以前遇到个体泄愤事件的人就会在同一时间产生这样一个爆发,实际上这个是社会泄愤事件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我们回到“同归于尽”这样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无法建立政治统一体或者说这个政治共同体会分崩离析。构建政治统一体和创制法秩序,正是宪法的任务。当宪法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宗教自由与结社自由是两大关键点。宗教自由在宗教信仰或良知上为国家权力设定界线,而结社自由实现这一目的则着眼于组织上。设定界线不是为了分割,而是为了联合。
      停止依附国家权力、开始独立于国家权力,并进而监督国家权力,作为共同行动来形成宪政法治国,是我国社团今后努力的方向。社团包括社员,开始自我创造公共用品,包括立法和制度。
      具体的阐发,各个社团应该开始独立,社团内部自治,同类社团间合作与竞争:社团内部成员之间、社团活动与利益涉及方之间关系,社团活动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都需要定纷止争的规则。在合作和竞争中,通过社员行为作用,创制、生效、维护和发展出该类社团所处领域自身的历史性秩序。社团因其活动领域空间、活动目标和活动方式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规则,形成不同的秩序观。不同秩序内和不同规则规范下的活动,构成各自独立但互相联结的多中心秩序。由此,不同类社团及其活动,成为多中心秩序形成的源泉和基础。而将这多中心联结起来形成政治统一体的核心概念,是圣约。圣约,本身就是联合、盟约与合一之意。这个神学概念,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国家与教会、以及延伸到其他各类社团之间独立但联结合作的关系。在圣约基础上建立的多中心秩序共同体,就是联邦共同体。那么这样的一个法秩序,也许正是我们避免同归于尽社会所需要的一个法秩序。
    
      三、主题发言三:
        “企业营销思维对拓展结社自由空间的启发”(王光良)
    
    王光良:刚刚范亚峰老师在分析社会模式的时候,他提到了官民互动,提到了政府的种种行为,这让我联想到了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进行产品研发或者说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它的产品可能就会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这时,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就可能会采取各种非正当手段,而不是去改进产品或者说不是去改进自己的管理模式。对于消费者或者社会来说,他的做法也有两种。一种是给国有企业施压,因为在这种垄断的情形下,你没有办法拒绝去购买它的产品。所以,只好通过不断地投诉,抱怨等手段去促进国有企业改进它的产品。
      那么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对于民间力量来说,它去发展民营企业,去发展个体经济,自我生产产品去跟国有企业去竞争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种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跟社会领域或者说政治领域的互动模式,官民之间的竞争模式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我的这个题目所讲的企业营销思维对结社自由空间的拓展,主要思路就是依靠民间力量,各种民间组织,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专业性的组织,面向我们自身而提出的一种推进的思维。
    
      一、将结社自由视为公共产品的企业营销思维
    
      王光良:对结社自由来说,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它都是社会个体的一种需要,而结社更是社会治理所必须的一个条件。这种需求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就引申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各样NGO,它们都在向社会及社会个体提供服务,也就是公共产品。包括秩序维护,法律规范,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等。对于结社也是这样,政府也在提供产品,比如说怎么样保障结社自由?怎么样限制结社?或者怎么样促进民间NGO的发展,他们也是在提供产品。只不过现在来看,这种产品的质量不怎么样,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已。政府产品的瑕疵或缺陷,就是社会力量能够参与竞争的一个重要前提。
      既然是产品,我们很自然就联想到企业营销的思维。这种思路遵循的核心是“需求—供给”关系,其基本流程是从市场调查到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市场营销以及利润效果的评估。只不过,在这里,商品变成了公共产品。这显然是一种技术流的思路,是一种标准化操作的方法,没有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它的作用之类的。它比走向公民结社自由的路径选择这样的思路更加具体、细致化。
      这种思路首先需要我们明确的是推动结社自由的主体是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了促进公共产品质量的改进,在推动和维护结社自由领域,政府、民众、 NGO、各种民众结合体都在做着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向政府施压,把这个主体放在体制内。但是,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生产产品。所以今天我所说的推动结社自由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包括NGO和公民联合组织。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做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来思考每个事件、每次运动的操作流程如何跟整体的结社自由的推动连接起来。那么流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市场调查。
    
      二、结社自由的营销流程
    
      1、市场调查
    
      王光良:市场调查也就是对我们结社自由现状的一个处境的分析: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公民的结社自由事业正处在从外围铺垫向核心攻坚推进的阶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由外而内的推进过程。所谓结社自由的外围铺垫,主要是一些非政治性,区域性结社,半官方性结社,以及对结社的理论探讨等外围的铺垫。这些类型的结社优点是面临较小的官方压力,但缺点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或者提供的产品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所谓核心攻坚,则主要指政治性结社,全国性结社,纯民间性的脱离政府严密管控的这样一种结社,以及一些已经成为既有现实的团体的完全合法身份的获得。
      市场调查要弄清楚竞争对手。对于致力于提供全民间性的公共产品的这样一类组织,其竞争对手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半官方团体。再有一个就是与同行的合作和竞争关系的考虑。不仅如此,也需要对既有的公共产品进行分析。包括法律制度,理论基础,半官方团体,税收优惠,行政支持等,需要对它们的优缺点做出细致、透彻的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自己的产品。
    
      2、产品设计
    
      下面一个阶段就是产品的设计。这种产品的设计既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也就是这种产品推出之后既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同时也能够扩展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能够发展壮大。所以在提供这种产品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差异化设计,要考虑到与既有公共产品的差异,包括提供个性化服务、目标人群的细分等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从这几个原则出发,我能够想到的产品种类包括一下几种。第一种,国际法律的批准和实施:包括敦促我国政府批准民权国际公约,民权国际公约的国内适用等问题的研究和推进。第二种,国内法律修改及立法:如对《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关于社会团体成立的条件的改进,比如对双重许可的限制,对人数的限制,双重管理的模式,能否让侵犯结社权的案件进入诉讼等。第三种,NGO的民间联合。第四种,NGO的治理标准和模式。第五种,民间立法与民间标准的制订。几十年的官方垄断,导致了民间组织的路径依赖,事实上,社会团体自身的思维还有待突破,比如对于立法和NGO的准入标准、评估等,可以试图脱离官方话语,而建立一套自己的民间标准。然后在民间团体中进行讨论、修改,经过大家的签署同意,成为民间的标准。第六种,个案推进,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而且在结社自由方面,对于案例和事件的作用现在来看还很弱小,对结社方面的诉讼,能够进入司法救济阶段的还比较少。这也是有待突破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七种,如何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决策。
    
      3、市场营销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的直接目的是将产品卖出去,满足市场需求,得到社会认可,同时扩大组织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市场营销包括宣传策划,广告渠道和形式的选择,自身品牌塑造比如说CIS系统的设计,媒体关系和政府关系的利用,网络传播的利用,还包括事件营销,公共关系学的应用等。
      以事件营销为例,在企业活动中,事件营销是企业通过策划、组织和利用具有名人效应、新闻价值以及社会影响的人物或事件,引起媒体、社会团体和消费者的兴趣与关注,以此来提高企业或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并最终促成产品或服务的销售目的的手段和方式。
      在社会运动领域也一样,如何让自己的观点传播,让我们提供的公共产品为社会认可,被公众承认,也就是说被公众所购买,这就是事件营销所关注的问题。比如,去年北京律师推动的律协直选和毒奶粉受害者律师团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样本,虽然现在来看他们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也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营销效果。现在来看,有意识地自觉使用市场营销手段进行社会运动,还没有正规化、制度化的东西。
    
      4、效果评估
    
      第四个阶段,就是对效果的评估。对企业的评价,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利润,也就是投入—产出比,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也必然涉及到投入产出的问题,虽然很多时候它的评价标准模糊的多,但仍然有一些可以遵循的评价体系。简单举例来说,一篇关于结社自由的学术论文,如果理论比较高深,可能一时半会难以测试出效果,但对于一次结社自由事件的诉讼或评论,它能带来的效果则是比较容易评估的,比如媒体关注度,公众关注度,对行政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影响等等。
    
      三、小结
      王光良:最后归结到一点,企业营销思维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自己在进行结社自由方面的推动的时候,发现了总体的战略规划和方案策划的重要性。也就是怎样设计一个方案,从头到尾一步步的贯彻执行。将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或者事件跟整体的方案能够联系起来。从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营销,直到最后自己的再生产,都需要有完整的规划。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心态。在现阶段的社会运动中,我们需要英雄,但更需要治理者。与政府和社会的双重交往中,我觉得现在的民间力量更应该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结构者。把自己定位为官方组织的竞争者这样一种候选人的心态。
      我觉得企业营销模式可以使社会运动有章可循,变得可以预测,可以操作,可以评估,把宏观战略和行动路径,转化为一次次具体的行动,将微观和宏观有机结合起来,找到每一次细小活动的意义。缺点是可能会对社会运动的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点造成冲击,比较机械,不会过多考虑个人感情因素,因此可能需要对现有的组织架构、激励机制等进行相应调整,以使其能够在两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四、主题发言四:
      “网络社团与结社自由” (代金波)
    
      代金波:我今天发言的一个简单的思路是说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很多网络社团开始出现,很多人开始在网络上结社。这种网络上的结社不仅仅只限于网络上的交流,很多人已经开始从网络走向了现实,从网上的交流走向了现实的民间运动的组织。在这里我简单的探讨一下时政类的博客这样一个网络社团与促进结社自由之间有什么关联。
    
      据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网民数达到 2.98亿。在这2.98亿的网民中,拥有博客的网民比例达到54.3%,用户规模为1.62亿人。在用户规模增长的同时,中国博客的活跃度也有所提高,半年内更新过的比重较2007 年底提高了11.7%。这些数据说明网络博客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具体以博客来说,《韦氏词典》将其定义为:一个拥有在线个人日志的网站,它通常有日志者的言论、感思和超链网页。“它使基于受众传播的‘他媒体’逐步转换成‘自媒体’,它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姿态改变着传统的编辑理念,一种不可遏制的话语冲动创造出许多分门别类的新形式。”它的这种特点必然使得传统的垄断话语权被打破,尤其是思想的交流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得以实现了。在这其中,又以时政类的博客,以个体的前期预判、临场观摩、事后评论切入世间政治生活,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见解、反映公众民意、协助选举、监督政治、影响公共决策的民主开放性平台。
      如今,时政类的博客有三种主要形式:草根博客、精英博客以及群组博客。其中,由普通网民所组成的草根博客是最庞大的群体,他们关注政治生活,热衷于政治参与,甚至通过自己博客上的政治言论,影响国家政治的发展。群组博客,他们通常围绕共同感兴趣的政治话题而集体开展充分而又深入的讨论,比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办的“两会博客”被认为起到了“让人们更广泛地了解与参与政治决策”的良性作用。由此可见,政治博客是“表达个人政治见解、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或者实现政治诉求,在网络上发表政治性网络日志的政治人物或关心政治的公民,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个人化网络表达方式。”
    
      因为受到网民的欢迎成为了一个某种思想、学说或者主张的宣传阵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博客作为一种网络社团,处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结社自由的第一个阶段:“一个社团可以由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人组成,并约定以某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获胜。”
      但是,当博客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当网民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在博客里进行各种思想或主张的交流的时候。因着某个事件的影响,某个需要的出现,博客所影响的网络群体便会有组织活动的愿望。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行使结社权的第二个阶段,是行使集会权。”
      牛博网在四川地震发生后,他们就立刻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募款方案。为了获得网友的信任,牛博网上这些以媒体人为主的发起人制定聚了严格的制度。然而,由于这是一个并非民政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也不是国际背景的慈善组织,即便能获得网友的信任,是否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接受和认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后来,他们的银行募捐帐号还是被单向冻结了。他们这样由博客所发起的民间运动还是被打压了。
      在这之前也就有个这样的例子,05年成立的格桑花西部助学网是以网站作为平台,为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西部地区贫困孩子提供资助,并开展项目,帮助贫困地区学校改善、提高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但是,他们也是由网站发起的既非民政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也不是有国际背景的慈善组织,在他们成立后有很多人要给他们捐钱,他们由于没有法人地位,不敢收钱。另一方面又没有找到主管部门,也成立不了基金会,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在他们论坛置顶了一个帖子,上面详细列出了全国其他助学网站的名字和网址,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让网民去其他网站捐钱。后来他们终于在青海省玉树州民政局登记注册成了社会团体,成为了一个登记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之后,他们的慈善事业才得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也就是说这种网络社团在面临这种合法性困境的时候,它还是选择了依附于行政力量,但是即使是选择依附于行政力量,这种因网络而发展起来的慈善性质的社团要取得合法性身份仍然是十分艰难的。
      也就是说网络社团的兴起,使得各种虚拟的结社走向了现实的结社,网民结社的需求被网络所释放了出来,但是这种结社能够走多远?这种网络社团能否成为促进结社自由实现的主导力量?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牛博网被关闭了,网站管理者罗永浩随后在MSN签名档上留言说:“牛博被关掉了,目前老罗和黄斌的情绪很稳定。”在南方都市报记者去采访他时,他说“这几天先歇着,睡了几个好觉。下一步准备找北京市通讯管理局直接交涉。他们要给开我就开,提什么要求都答应,删帖删评论删博客,怎么都可以。要是不给开我就换个名字,比如叫驴博网什么的。”牛博网被关了,老罗没有任何的抗争,还在那里任凭宰割。我去查看了一些关于牛博网被关闭的消息,也没有看到什么为牛博网而呐喊抗争的,倒有几篇无关痛痒的回帖,比如“这事不奇怪。”“韩寒估计要被封杀了”以及几个为牛博网被封杀而喊“郁闷”的帖子。
      如果把牛博网被关和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被取缔来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家庭教会联合会被民政部取缔以后,马上就去起诉民政部,虽然法院最后没有立案。但是这件事情很快也就传到国外媒体去了,两篇关于写家庭教会联合会被取缔的评议文章也出来了。因为家庭教会联合会的事情,张明选牧师的大儿子被警察打了,他们到法院起诉,与他们抗争,最后法院赔偿了他1万7千块钱。同样是没有登记的民间组织,但是牛博网被打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以网络发展起来的民间力量是网络化有余,结构化和组织化严重不足。
      虽然如今只要登陆博客、论坛等,就可以随时发布所见所闻,这可以避免传统媒体对事件报道的垄断,也可以避免传统传媒信息源狭窄,开放度低的对人民参与的不利影响,现在,公共事务基本可以被“透明”,就如“数字经济之父”的泰普科特在《数字化成长》一书中所说:“在网络的世界里,一切都会透明化,极权和欺骗将不容易存在”。这种透明化有利于参与的民主化,也有利于网民发挥自己参与的能动性。但是,由于网民在结构化和组织化方面仍然很不足,这导致了利用博客、网站等网络媒体而建立的网络社团在结社方面的冲击力还不够。对于要在中国真正实现结社自由而言,网络肯定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这也需要我们去整合网络资源,增强行动力和联合力。而在这方面建立起网络组织的联盟也许是一条比较实际的选择。尽可能的利用结社去将各种力量组织起来,将各种网络联合起来争取和实现结社自由也许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五、评议与自由讨论
    
    (一)评议一:
    “结社自由在中国的现状” (李凡)
    
    李凡:关于结社自由,我刚才听了四个人的讲话,我觉得四个人的选题都非常好。一个从国际的角度,一个从中国国内的角度,一个从推销的角度,一个从网络社团的角度,这四个角度基本上能概括中国结社的一个状态。
    
      结社自由从08年起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光是社会人士,体制内、机关内包括民政部等单位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04年的时候大概所有人都在担心颜色革命。在04年、05年,所有的政府机关和研究结社的学者都在给中央写报告,怎么防止中国颜色革命的出现。而颜色革命出现最基本的表征就是NGO加外国钱。所以给中央的报告大概都是这些类型,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研究结社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要严格控制。据说拿出了比过去国务院的社团管理条例还要严格的一个社团管理条例上报中央,但也没批下来,这很难批。这要是批下来,国际社会就会骂,因为和你国家与整个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是相违反的。
      这就是刚才亚峰谈到的问题,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问题,你必须要加入,可是又要控制,这是04、05年的情况。然后非常好玩,也就隔了两年,2007中国的社团就大发展,大发展到所有内部研究人员都开始觉得他们2004年、05年送到中央的东西都过时了,而且不合时宜。到了2008年内部研讨会就开始多了,我参加了几个,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一个问题:如何改革,如何放松。就时隔三年或四年,中国整个形势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个背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刚才亚峰谈的我觉得很对,实际上中国要和国际接轨,就必须要参加权利条约,而且我们政府已经签约了,无非就是人大还没有批。人大没批的理由就是目前和国内法还不适应,现在需要调整国内法。所以整个趋势要往公民结社自由的方向走,这个趋势在世界各国的压制、压力之下和国内的压力下不得不走,但这是个法律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恰恰在这两三年之中,中国的结社发生了最大的变化,法律学家喜欢研究结社的法律问题,法律条款,你应不应该承认,怎么承认,承认到什么程度。但我因为研究政治学,我们不大注法律条款,我们关注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我去年11月在北大法学院召开了一个NGO管理的会议上,民政部社团管理司的领导都在。我在会场上就讲中国的结社自由如果从实际角度上看,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实现了结社自由,只是法律不承认。结社到了什么程度呢?基本上是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开会就开一个,警察你要来吗?你也不敢不来。我不需要登记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下来谈谈,用个诗社等一个月两个月聚会一次。如果需要有个正式名称了,需要有个政府认可的东西,我就到工商去,工商也很自由。企业登记也是结社的一种方式,我就到企业去登记,登记完之后,我们大概就有个合法的地位,再去弄点钱也就可以了。只是有种联合型的东西,就是横向联合或者纵向联合,这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得到承认。但即使是在法律地位上不承认,也不能说这东西不能做。我在那会议上就讲了,比如湖南衡阳的农民来讲,彭荣俊当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农民协会,现在已有三千人了。但是政府不承认。他们要去登记,政府不给登记。不给登记就不登记。但是反正大事小事,只要是出了事,县委书记就把农民协会会长叫出来坐在一起,两个人谈话。所以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对话系统,客观上承认了农民协会的地位。然后呢,12月份彭荣俊到北京来,我跟他聊天,他们说已经从一个县的农民发展为三个县,三个县的农民组合起来形成联合的农民协会。实际上状态已是这样的了。
      刚才金波讲的很有意思,我现在也正在关注网路社团,我称为虚拟社团。这个东西电脑一开就有了,电脑一关就没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不去反抗呢?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电脑上存在的东西,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了就是虚拟的,是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两个人,你像讲牛博网,两个人一高兴就成立一个社团,实际上就成立一个社团,在网上开个博客站,你们都来吧。实际上严格来说一个博客就是一个社团,一个人开博两个人开都行,开完就在网上议论,议论完了,政府不让开,就“嘣”电脑一关,没了。没了过两天再开电脑,再冒就不是一个,而是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他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从整个情况来看,中国的结社自由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成了。
      但实际上从法律角度来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客观存在,从宪法法律角度来讲,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天生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开会,你谁也管不着。第二种是需要政府认可。政府认可是我们公民社会本身需要政府认可,然后我去找到你政府,你认可,我找你,你得批准。第三种类型是需要有法律确认,假定我要成立中国山寨协会,我需要很多金钱交往,需要有法律地位,必须要有个比较稳妥的帐号,甚至外汇帐号。那我就必须得到法律正式的批准,我好成立这么个东西。实际上从中国的结社自由来看,第一种类型基本上是广泛的存在。第二种类型政府不认可或者政府法律上不给与地位,这个是比较多的,这是属于政府的问题。从中国总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老百姓的结社自由,实际上客观上已经存在,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原来我也一直讲中国是个强国家,弱社会的一种状态,现在回过头来看,从04年到 08年的变化,已经看出社会是越来越强。而国家呢,虽然现在还很强,相对比,国家比社会还强,但国家在逐步走向弱化的过程之中,而社会在增强。社会在增强的重要标志是有没有钱,汶川大地震,社会捐款一千多个亿,有没有钱,不用说肯定有钱。我好像听说一个家庭教会一家就捐了119个亿。社会有钱。二社会组织的数量范围,我觉得好像已经是无所不包。民政部2008年最新的统计是60多万,这是民政部承认的。民政部不承认的600万都不止,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中国的社团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内容。
      所以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几年中国社团的急速的发展,老百姓的结社越来越多,所以才使得国家政策从2004年开始到2008年短短的四年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南方周报拿过去登了。很有意思,我收到了几封回信,寄到我的邮箱里。他们问我:“您的建议(社团在县以下全开放)是不是中央的意见?地方政府老给我们惹麻烦,我们都很苦恼。我们就是想办点公益事业,连公益事业都办不了。”后来我就回信告诉他们,这纯属我个人意见,但是民政部也在考虑政策的转变,到底往什么方向也还在考虑。当时我在会上讲完以后,他们民政部社团司的几位官员都对我说:“李老师,您讲得非常好。”我想他们心里都是认同的,但是这个政策到底能制定到哪种程度不清楚。
      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可以不去管他,还是回到老话题,我们政治学学者关注的是实际它在怎样发展。实际的发展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猛,越来越大。所以这样的发展趋势没有人能阻止。国家是承认这种状态还是不承认这种状态由你来决定,这个事我们也管不了。你国家来决定,国家不承认也不能阻止它的发展;承认它无非是想多管一下,你承认它,包括我们研究所也不一定会去找你啊。按照法律原则,我有天生的权利,我成立了也不一定去找你国家批准。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主导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这一点了,刚才几位都谈了一下,我觉得也都谈的非常的好。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包括政治上自由的选举等等,这些是主导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产物。而且对于这个趋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家都在争取。而且实际上,从结社自由来件,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当社会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后,结社自由是必然要出现的现状。这个从目前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中国结社自由的问题一定会发展下去,而且一定会推动中国整个的政治发展,推动中国民主往前走。
      另外,我们今年的基层民主报告,重点是想放在结社自由,放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你刚才讲的网络结社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东西,如果你能弄成一个很详细的东西,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书里。
    
    (二)评议二:
    “例外、余外、无余” 状态的演变(夏可君)
    
    夏可君:因为这些领域我不是很熟悉,我还是想从哲学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中国这几年来的一个演变。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概念,就是亚峰刚刚提到的“例外状态”。这个“例外状态”在西方实际上是从施密特到本雅明、阿甘本,到德里达,一直到现在9-11之后,西方整个世界都是处于一个例外的状态。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恐怖主义分子,而且这个恐怖主义是在未来,不是在现在。9-11只是启示了一个更大的恐怖在未来。这是对例外状态包括对政治主权的思考。也就是说决断权只是在那个主权者身上,所以导致了更大的赌注是在一个人身上。
    显然,亚峰说2009年的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例外。中国人是不叫例外。“example”这个词有这个“ex”的这样一个提前状态或边缘的状态。中国叫“余外”,“余外”状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决断者和决策者的权力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胡锦涛去批,一个铁道的事情也要部长出面。也就是说它非常奇怪的是,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都需要一个人,也就是权力最高的那个人作出决断,它才可能付诸于行动,这是例外状态。
      我想把这个理论系统化,从三个阶段系统化。第一个叫做剩余的价值。 30年的改革到2007年为止,它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剩余价值”的征用。不停的征用就是所谓的两极分化的极端形态,最后成为权贵资本的形成。这是对“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进行的剥削、征用。这不仅仅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态,而且它也隐含了中国人对剩余、对原材料、对自然、对家庭的盘剥。比如为什么福利制度不包括教育?98年改革以前,国家负担全部的高等教育费用。这实际上是中国人特有的对余地的使用,还有剩余的我就可以活下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跟早期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剥削,它构成了一个合体,就是对剩余的征用。
      这个征用到2008年达到一个极致,就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后果必然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到09年不再是一个对剩余价值的征用,而是一个余外状态,也就是例外状态。因为例外状态不同于两极分化,不同于这种剩余价值的状态,因为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余一人,中国早期的帝王政治,我一个人作出决断。他是一个决断者,所有的行为都指向一个决断者,如果他不作出决断,就不可能采取行动,这就使得决断者的负担越来越重。第二个特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余外者。我们知道三鹿奶粉事件,一个小孩,跟他没有关系的,他可以成为一个政治现象。就像杨佳,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反抗者。但是实际上在社会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余外者,虽然他在政治主权上是帝王,是首领,他成为决断者,比如说胡锦涛,或者是部长。第三个是,无规律状态,无法律状态,因为你本来是要按照法治的状态去处理事情。现在却需要老大出面,才能搞定。显然社会是处于变相的无法律,无规则状态。第四个特点是随机性。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一个例外状态,这个例外状态不可能是得到控制的。
      这就回到了亚峰的问题,在09年一开始,它是否能够通过控制、通过预警,通过各种策略方式来控制这个例外状态了。显然在理论上是不可能。虽然在理论上是不可能,但是中国的历史从秦代到汉代演变的时候,它就是通过董仲舒加汉武帝,他们合谋将社会例外状态变成一个常态。它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统治。但是,到魏晋南北朝之后,它没有形成一个常态。 到晚明没有,到晚清也没有,那么这个历史我不想说太多,这个太大了。也就是说有可能他把它控制住。我觉得是很难控制的住,那么就进入到第三种状态。
      我想说的第三种状态,也就是无余状态。是我做的一个预言,我们下次讨论的时候可以检验。因为从汶川地震到现在,我们的理论一直在被检验。至于第三种比这个例外、余外状态还要彻底的一个状态就是无余状态。这个无余状态就是没有决断者,没有一个最高的决断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出现的,因为随着党国的无后,由于立储的不确定,包括它权力内部的斗争,在过两三年后,它一定会伴随权力最高层决断者的主权的消失。那么没有一个主权者,没有决断者,就处于一个迟钝的状态。它对社会控制的回应能力、反应能力会减慢。社会的混乱状态,无序状态在加强,那么社会可能会进入曹志刚才说的同归于尽的状态,我觉得更可能是一种混乱的状态,2010年左右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混乱状态。因为2008年它是通过控制社会,但是没法控制社会的灾变;2009年是控制政局,但是没法控制身体。到2009年,我们可以去看,所以事件的发生肯定是以身体为主。要么是身体的疾病,要么是身体的情绪不满和抱怨,这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能爆发。身体是没法控制的,身体的情绪是没法控制的。 2010年的控制是对教会,但是没法控制信念,因为信念是一种能量。信则有。就像网络社团一样,虚拟的网络,在西方的政治学里面所说的幽灵的共同体,幽灵的社会将会形成的话。它一定是在2010年没法控制自组织形态的增加。就是所谓结社的大量涌现。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三个阶段的演变,就是从剩余价值的极限主义,也就是贫富差距加剧到2008年,2009年的例外状态的层出不穷的涌现。到2010 年的无法控制和极度的混乱。通过这个混乱我们可以找到结社的一个机会。如果可能的话,这种混乱会造成自组织结社的大量涌现,在2010年之后,我们看能否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从维权到结社之后的组织化阶段。当真正中国的组织化形成了,中国的民权,中国的公共空间、公民社会才能找到一个基础。然后,它是以自然,以身体,以信念,也就是欲望,因为欲望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一种信念。我要,我的欲望很强,我的生存能力很强。我相信,那么相信这话的信念本身就是一种能量。我觉得未来的组织形态不是政府所承认的那种组织形态,而是通过自然加货币,通过身体加情绪,欲望加信念,可能是这种组成的一个实体。它是有物质能量的,这种物质能量建构起一个新的、独立的、组织化的形态出现。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民间社会在哲学的论证上,我觉得它是一种真正的、奠基性的东西。
    
      (三)自由讨论阶段
    
      自由讨论一:紧急状态的软着陆是否可能?
    
    范亚峰:刚才老夏谈到的问题比较深刻,我来做一个回应。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层次,一个是政治哲学的层次,一个是制度变迁的层次。这两个路径里面是有张力的。我们结社自由是属于制度变迁的层面。实际上这里涉及到维权运动的两个特征:一个是资源动员;一个是意义阐释。所以说对于结社自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思考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里面老夏谈到了从剩余到余外,到无余这三个阶段。这个观察对我是很有启发的。我们看到08年初的雪灾是一个天灾;到地震是一个人祸。中国文化的天、地、人都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08年很明显是一个灾变时期。09年在08年的灾变的基础上整个社会进入一个例外状态,进入一个紧急状态的政治时期。紧急状态的出口在哪呢?我刚才分析了五个可能的出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邓模式这五个出口。这里面我提到了转型的中道模式。实际上应该探讨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中道关系到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关系。这跟今天的民权国际公约的主题其实是有关系的。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你刚才讲的从剩余到余外到无余的过程中,是否我们打开的通道,所谓的中国道路,中道就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中间,或者说在神人关系、天人关系更加复杂的张力中间。这个问题十分有意思。还有一点就是对例外状态或者日常政治的幻想,实际上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刚才我提到立宪政治和紧急状态政治的博弈这当中以什么作为政治变量?哪种力量能够把中国推向立宪政治。哪种动员方式能够把中国推向紧急状态政治。如果紧急状态政治占主导的话,那么他的出口在什么地方?路径依赖在哪里?如果立宪政治占主导的话,它的出口在哪里?在这里面,研究它的资源动员和意义阐释是非常有价值的。
    
    夏可君:我回应一句。说到转型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三种情况的博弈。一种是混乱,就是刚才所说的二三十年的混乱。一种是党国加新左加保守,这是中国传统很典型的对混乱的治理。一治一乱,这条路赢得可能性很大。我不认同这条路,但我感觉这条路赢的可能性很大。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加上基督教信仰所建构的中道的法治路径。这三种力量的博弈,现在来说在什么意义上,面对混乱的机会来临的时候,自由民主加维权运动加宗教信仰可以更多的去面对这种混乱,并对这种混乱进行治理,进行组织化形态。那么,显然党国加新左加保守,他们已经开始结盟了。我认为这三种可能性都并存。
    
    范亚峰:刚才老夏提出了三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讨论下去。我刚才是平铺了五种可能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刚才也分析了。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单独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只有两种可能性。老夏刚才说有一个混乱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混乱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复杂系统,中国现在深深嵌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以至于中国是乱不起的。这不仅是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来说是乱不起的,对世界而言也是乱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问题可以简化为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紧急状态政治的成功,这种政治的成功,老夏刚才给出了一个组合,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加新左派加民粹主义。第二种选项就是自由主义加基督教。为什么提出中道模式呢?中道模式很重要的精髓就是回应左、中、右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传统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样,如何恰当将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民粹主义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恰当的处理这几种思潮引发的问题,这其实是关键。
      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叫做“中道与公民政体”,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我认为中国面临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随着自由派形成一个理论的表达和初步的组织整合之后,“08宪章”实际上把维权运动带入到了一个高潮期。在所谓的紧急状态的政治当中,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和矛盾将会充分展开。在这当中,像左与右,神与人,自然与人,大陆与台湾,城市与乡村,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会充分的展开。中道是对所有这些二元对立的一个处理,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有三种范式需要整合。第一种范式就是传统中国的阴阳辩证法。第二种是共产主义的矛盾辩证法。第三种是系统的互系观念。实际上中道是对这三种辨证法的一种整合。在二元对立中,把握超越二元对立,化解矛盾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中道的方略。中道的充分展开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呢?我觉得是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天石:对亚峰的中道的思维,我比较赞同。我认为从实践和政治学的角度说,我们在现实的操作中很少人从这方面考虑。一般都是从比较极端的角度进行考虑,我说的极端是从左中右的角度来说的,要么就是太左,要么就是太右。关于结社问题我认为这是属于公民政治权利很高层级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分享的问题。我个人在二十年前也曾做过一些尝试,我们的这种“新极左”的做法遭到了现实的否定。这种激进的做法也带来了很惨痛的教训。二十年以后,大家说从去年的言论自由也好、信仰自由也好,包括今天谈的结社自由,我听了以后感慨颇多。我觉得李凡老师总结的很好,目前的中国从事实上来说,结社自由已经是普遍存在了,只是制度上没有得到认可。既然结社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但是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没有被承认的原因在于主导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强势团体的存在。这就使得民间结社自由,尤其是在政治权利这样的公民权利里比较高的权利里面,试图分享这种权利这样的结社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我相信从邓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和政治上大家共存,必须放弃毛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完全的捆绑,使得大家都走向深渊的这么一种秩序。但是我觉得到了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对自己的社会发展目标及社会治理的现实政策和实践上都做了自我的否定。由于实践都是先于制度,所以这二三十年来,他们自己也陷入到了一种政治性的捆绑中,事实上政府内部对于很多的问题,他们也在做,但是没有办法超越本身制度性的捆绑。所以走到现在,民间跟政府内部寻找一种互动的话,就更有可能了。所以我这段时间比较赞同压力的转型的模式,就是相互之间互动的压力的转型模式。我认为,为了避免极端混乱的出现,在社会缺乏底线的情况下。如果民间社会不能给政府施加比较多的压力,比如我们今天所讲的结社自由也好,还是信仰自由也好,就很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混乱,只有双方互动的好才能释放双方之间的这种张力。
    
    自由讨论二:社会转型的法治资源
    
    张星水:从我这么多年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和维权活动的经历来印证这些理论和路径,我觉得确实是有独到之处。实际上,我个人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非常乐观的。另外,我觉得社会转型除了制度建设,除了公民社会的打造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治的基石。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法治,没有这个基石,即使中国将来有一天实现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化,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劣质的民主化。因为没有一个法治的前提,这样的市场经济就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没有一个法治的基石,这样的民主化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民主化。可能会导致混乱、无序甚至是内耗。将来大家可以随意解释民主的规则,可以随意使用民主的权力。这样导致一个二三十年的动荡。这个动荡不是过去社会转型的内战,暴力之间的对搏,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谁就有发言权。而是谁能够便利的理解民主规则,去充分的利用民主规则在群众,在选民中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可能他就是最大的赢家。
      所以,我非常认同亚峰的提出的中道的自由主义,也很认同他所说的社会转型面临的两种路径和模式。一个是宪政的转型模式,一个是紧急状态的转型模式。我觉得本着对国家、对民众、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应当选择立宪主义的模式。而立宪转型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一个变量,就是中国的法治状态是否真正健康成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法治的基石上,这种无序的震荡会减到最低。
      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跟李凡老师,包括跟亚峰也都有很多合作。我们所的律师这两三年一直沉下心来,在中国的基层游走。大量的农村的所谓农民的代表,或者说自耕农、失地农还有一些基层的选举。我就发现在村一级的选举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落实好,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里面有宗族势力的介入,有黑帮势力的介入,有政府的干预,还有农民自身的觉悟认识。还有农民自身不同群体都希望把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用我们的民主原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所以我认为中道的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原则,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法治的基石,保证每个人都有所为,有所不为。总的来说,对中国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转型和公民社会,和未来的民主宪政,尤其是亚峰倡导的立宪派的社会转型,我是充满了信心。
    
    自由讨论三:传统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特殊矛盾
    
    杜兆勇:对于亚峰博士搞的结社自由的论题,我是非常赞同的。他看到了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的发展。从理论上讲,也是从制度变迁到组织迁移,这个应该是高屋建瓴的研究课题。我觉得从中国传统来讲,从政治上讲,这与权力的配置可能会有些冲突的。费孝通先生讲中国的结构是从地缘到学缘到业缘的架构安排。它与现代的结社或者是政法政治初级的阶段,它和政治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传统的组织,我把社团作为组织来考察,我觉得中国传统社会在组织方面,在社团成长方面,它有自己的规律。当然现在的研究方法,包括社团概念的运用,都可能与中国本土的社团有一定冲突,这种社团在中国古代社会可能表现为同年,同乡,商人团体等等这种准社团。因为我觉得我们目前对传统社团的研究还不够,案例研究还不够,所以对这方面规律的探讨比较缺乏,这一点值得我们深一步研究的。
      根据我对韩国转型的考察,他们对中国商人团体等一些社团的规约非常重视,并且韩国在现代社会转型当中汲取了很多传统的智慧,这就需要中国进一步认识。另外,我觉得在中国近代时期,如民国时期,我考察中国工程师协会,我觉得它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仍然认为中国社团的组织应该是像哈耶克所说的,它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规律。它可能最开始是地缘、学缘、业缘这种组织,也有可能是专业化的组织,这应该值得我们非常重视。
      我非常担心社团,因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智慧对于解决社团问题这方面有一些值得我们警惕的教训。中国古代异化的社团往往是追求政治权利的,所以统治者在处理社团问题时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我们重视他们是以免重蹈覆辙,以免与统治者造成这种对抗,因为中国古代五斗米教、白莲教等等,它是向着最高政治权力的目标而进取的。所以,基本社团的权利的边界究竟在哪是很难把握的。现在当局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套理论在法制方面,就像张星水律师所讲的,法制的进步遭到法律工具论的遏制。我觉得这种遏制是比较成功的,它不是政治上的遏制,而是法律上的遏制。它就从这一方面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工人无限罢工的权力,包括政治上的权力。我觉得政治方面对社团的权利的遏制是值得我们在法制上对这些经验的汲取。
      另外一点,我们要更多重视中国传统社团的经验。像台湾的某些宗教协会,它是支持台湾独立的。像这样的社团组织慢慢演进,包括它政治上的追求,它是有不同的。所以中国社团的增长一定要注意把握自己权利的边界,中国现在社团的成长并不是说一定要追求政治权利,我觉得现在政治的主体仍然是政党,不是社团的政治。当然李凡老师讲到新农会、新工会和当局的组织的意识形态有冲突的,包括党对企业的指示仍然是工会企业发展壮大到哪里,工会就跟到哪里的。我说的工会是体制内的工会,李凡老师讲的基层的社团成长可能在内部还有冲突。这是我讲的以上几个方面。
      我觉得目前亚峰博士搞这个命题对中国未来路径依赖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刚开始讲的几种模式,如东欧模式等等,包括韩国亚洲模式,这个前提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仍然对中国从社团到政党这种政治的模式持高度的怀疑态度,因为基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政治,它一直是一种精英式政治,一种统治者最高层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所以我对于草根至上,至下而上的这种发展,也就是对于试图把金字塔的结构倒置过来的这种政治演变模式,我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模式,我仍然同意亚峰博士所设想的从教化社会到宗教社会的演变。中国政治道路的玄机也藏在是否从教化社会到宗教社会里,或者两者有种均衡。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模式也有可能不是东欧模式,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亚洲的韩国模式或菲律宾模式或台湾模式。我认为中国未来政治的格局增长更多考虑中国本土的传统案例研究,中国本土的政治资源重新架构。从中国人的本性和习惯来讲,中国的未来可能是甘地式的模式。我对于从基层出发的社团往上到政党的路径是持怀疑的。我认为中国未来可能是精英式的领导群体完成演变,还有可能类似于甘地模式,就是印度从传统到现代的模式。
    
    自由讨论四:宪政转型中的上与下、官与民、内与外、传统与现代等复杂张力
    
    范亚峰:杜兆勇先生的讲话需要解释一下。因为他这里面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些问题比较有意思。比如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实际上是在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不能自拔。我们刚刚提到中国转型有两个重要的民主,一个是国家和社会,从这个角度,结社自由是个公民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和社会简单而言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处理。杜兆勇先生对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路径显然是不感冒。
      这就引入到另外一种角度,就是今天好几位讨论到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相遇。这是中国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中国转型有另外一个纬度就是政治与宗教关系。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框架里面是不是能装下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像李凡教授把基督教纳入公民社会的框架里面,纳入结社自由的框架里面来处理,这种处理基本上是政治学的进路。其实我认为这种角度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会是自下而上的,从外部视角来看,从国家与社会角度来看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建设。
      从政治与宗教视角来看的话,杜兆勇先生所欣赏的家庭教会就有价值了。实际上这跟你所倡导的本土资源是冲突的。就说政治与宗教观点来看的话,中国实际上面临很大的特点是文化保护主义在遇到共产主义之后,它的文化的脉动是迈向一个从教化社会到宗教社会。中国的基督化圣约和契约传统,对整个中国未来的政体架构和它的社会自组织,对它而言,家庭教会无论是现实力量还是精神资源、意义资源都是不可逃脱的历史命运。因此,中国结社自由,按李凡教授的研究估算,家庭教会占中国公民社会的百分之五,其实说白了,中国的结社自由问题就是信仰自由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化,我的命题是民主化与基督化的联盟,这样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结社自由突破后,是李凡教授的本行,选举自由的问题。
      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也是这样,到2009年初的中国宗教工作会议,家庭教会没有像法轮功十年前那样被打成邪教。事实表明,家庭教会的联合会议以及家庭教会在08年的博弈为结社自由拼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基督化和民主化的联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过程。但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中国遭遇金融海啸,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整个人类文明遭到现代化的危机。所以在后现代化下,中国外来的基督教要和中国本土的传统形成恰当的更新,可能有国家与社会治理宗教关系的一个恰当的处理。所以提到的中道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个复杂的变化维度。我了解杜先生的思考,很多时候触及到了问题,但对问题的疏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夏可君:我还是同意杜先生关于结社在中国传统的演变跟西方是不一样的观点。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我是做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老杜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结社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演变过程的时候不谈政治中心。第二,关于他的演变模式中,看中国唐代怎么改变秦汉以来的格局,虽然汉代也有宗族制度,唐代松开佛教之后,形成文官制度,实际上这也是对你的回应。
    
      杜兆勇:中国在商代以前,就是唯一的权力配置体系。孔子诞生之后,又有文化的方面道义上的权力体系的产生。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君主权力体系之外,它代表今天所要讨论的这种社会层面的权利了,它是绅士阶层。这个阶层在中国社会,如果用现在地话语体系来说,可以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国社会或者说社团的发源。因为中国社会的演变,它和西方社会的演变是不一样的。
    
      夏可君:一句话,你的演变模式一定是新左加文化保守主义,因为大学的体制化,党国的官僚技术化、权贵化就是文官制度。
    
      范亚峰:这里面有个张力,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综合治理模式。现在中国是非常奇特的,表现为公务员制度是个科层制。但是社会控制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受传统很深的综合治理模式。而综合治理模式在本质上其存在形态是帝国时期的产物,包括酷刑的普遍运用,各种摆平术,各地的县委书记领导所善于控制社会的那一套基本上还是帝国主义时期的那一套东西。这种情况下张力在于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二元结构,除了精英组织之外,还有一个游民社会,还有这种游侠的底层社会。实际上中国传统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它的剩余部分一次又一次的在王朝周期末年的时候,底层社会对它进行颠覆。从这一点而言,杨佳所谓暴力革命的冲力恰恰在于传统文化的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翻转。中国文化本身动力机制是什么呢?在司马迁《史记》里的游侠传统这种底层社会,游民社会,一次又一次在王朝末期,就因为土地兼并或者很多原因而有个翻转。
      现在对于家庭教会在帝国晚期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一个底层社会,在毛泽东消灭底层社会重建的底层社会,但这个底层社会又告别了传统的梁山好汉的这种游侠精神所带来的愚民传统。
      夏可君:公民社会主义,不再是传统格局里面的那种状态。他是通过公民社会生长起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格局中生长起来的。
      范亚峰:换句话,是传统基督教立场的余民、圣民。
      杜兆勇:中国传统的社会我们把它简单化总结一下。就是君、臣、民的金字塔结构。现在很多自由派试图把君、臣、民的金字塔结构倒过来,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把金字塔结构倒过来,就会出现多数人暴政,所以今天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把金字塔问题变为三角结构。
      范亚峰: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复杂社会,我们构造的理论模式应该严防简化。简化带来的坏处是什么呢?比如你说的君、臣、民结构在当下党国体制当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结构。现在所谓中国转型,结社自由本身意味着复杂系统,多个层次,包括地域分化,阶层分化,系统分化。这个分化当中构成非常复杂的多层的整合和分化的机制。所以中国转型必须有新的社会理论来完成。如果不参照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理论的建构,简单的所谓金字塔或三角都是可笑的提法。现在中国现实格局不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能够表述的,我们发现在中国科层制,公务员制并没有很好的建立。各级的党务官员本身而言的网络化状态不是金字塔的状态,而是群落状态。例如,像政局委员,买官卖官机制,河北省的县委书记一下子跟整个政治局委员建立一个网络,这样简单来讲不是金字塔的体制。因此,我们对社会结构还有自组织机制,复杂性要做出更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自由讨论五:转型之路就是通向公民权利之路
    
    孟元新:刚才杜先生讲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结社问题。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解是:正像好多学者所说的,它是分成两块,一块是皇储、臣民这一块;另一块是跟今天所讲的结社不沾边的,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了一个地下社会,地下社会就是人们所讲的侠道精神,侠义社会。他所谓的结社自由,比如他所说的同乡会、各种行会等。这些组织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结社自由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讲的结社自由是来源于公民权利,而传统社会中存在的侠道等各种组织,是出于本能的自保,不是一种权利的正当表达。
      今天我们谈到结社自由,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说对目前的结社自由的状况的评估问题。李凡老师刚才讲的,结社自由事实上已经有了,但是没有被官方承认。我基本上赞同这个评估。
      为什么是基本上赞同呢?因为现在事实上的状况跟中国君主社会中的结社状况有相当的类似之处。它是一个君国,只要你承认这一点的话,它就是不承认有结社自由的,只是存在一个狭义社会。就像现在一样,只要它是一个党国,还不是公民说了算的话,它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结社自由的状况的。那么为什么我又基本上同意这么一个判断呢?它跟中国传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目前存在各种各样非政策性的,地方性的各种同乡会、行会,它成立的思想基础是源于公民的权利意识,这跟传统社会完全出于自保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对于目前中国的结社自由事实上已经是存在的判断,我基本赞同的原因。当然,目前来讲对于政治性的和全国性的组织,国家是严格控制的,目前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非政治性的、地方性的、经济性的、慈善性的这种结社自由是已经存在了。
      下一步是我们怎么样推动结社自由。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目前发展的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的非政治性的组织,,应该用各种方法,从各种角度来冲,他们应该在最前线去冲这个法律,去冲这个立法。另一个是带有政治性的组织,无论是以工商注册的,还是网上存在的,首要的是保住自己,然后才是发展。因为从权利意识来讲的话,结社自由是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真正核心的东西。突破了这一点,公民社会它就自然而然的来了。前面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谈到了凡是专制社会里,任何国家都是一盘散沙。只要是没有结社自由的国家和社会里统统是一盘散沙。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从专制社会迈向民主社会才可能。在这中间最核心的节点就是结社自由。结社权是公民权利里面最核心的。现在的公民权在宪法里规定的很多,比如说生存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这些都是个体权利,这些个体权利没有团体权利的保障,个体权利是没法解决的。
      所以,总结来说,如何推动结社自由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推动地方的、非政治性的结社自由,去冲这个体制。然后,我们要稳扎稳打,别后退了,不要让别人抓住你一个问题把你打退好几步,只要避免这个问题就行了。
    
      范亚峰:孟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他这里提到的一个命题是,结社自由是公民权利中最核心的权利,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布什上台后八年里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是第一人权,到你这里,结社自由成为了第一人权。在这里要PK一下,到底谁是第一人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提到了结社自由是迈向现代社会很重要的一步,是一个节点,这个提法很好。因为党国的控制体系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言禁,一个是党禁。言禁由于互联网媒体的出现,已经被冲破了。它只不过是没有被规范化,被规则化。没有明言,也就是说没有被宪法和法律确定一个框架而已。从全局而言的话,言论自由已经有很大的突破了。我们今天的会议能够开成本身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党禁的突破,你直接提多党制是很遭忌的事情。所以,刚才提出的策略很好,从非政治组织的结社迈向结社自由的实现。事实上,就像李凡老师刚才讲的,国家与社会就是一个零和游戏。社会大,国家就小。你公民有结社自由了,政党垄断的权利自然而然的就缩小了。这是中国特色的化解党禁困境的一个模式。实际上,在后极权社会里,没有所谓的非政治性结社,在他眼里,所有的结社都是政治性的。社会的扩大,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应该说老孟的发言,很有启发。
      李和平:原来我看了一篇文章,是关于结社的。它的标题是“专制无社会”,我非常认同。这个社会就是集会和结社。而专制就是禁止集会和结社。禁止集会和结社就使整个社会害上了疯牛病。疯牛病是因为疯牛病毒把它整个机体的各个神经给分开了,各个的神经成为了一个一个的单元。中枢神经向各个神经下指令的时候,他们不能行动,连接不到一块。那么看似一块整牛,但是神经都各个分离了,它是被一张牛皮包着的一堆分割的碎肉。那么专制社会也是这样的,它把社会信息的传播通道,集会、结社的途径全部卡死了。整个专制的社会也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它不构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也就是说,专制社会在社会的层面来讲,它也是害上了一种社会中疯牛病。一个害了疯牛病的牛不可能是健康的,那么一个害了疯牛病的社会它也不可能是健康的,不可能是强大的,也不可能崛起。只有使这个社会里面的各个神经畅通,这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正常的。这个时候崛起和发展才有前提。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
    
    自由讨论六:中国社会转型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吗
    
    李凡:现在很多人,包括官方、专家、自由知识分子都爱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转型一定会有中国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特色。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政治学,我们管他叫做Political Science,也就是政治的科学。所谓的科学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重复的,当然不是说绝对的重复,科学是可以实验的。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国家也会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科学。当然,很多人认为政治不是科学。
      所以,刚才大家谈到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国家到底是不是在走一个自己的道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来专门开会讨论。实际上如果我们跟台湾比,都是中国人。但是,你跟台湾比,你可能差一块。因为台湾的政治转型它的起步跟我们的起步不一样,它是从软性的极权主义,也就是现在说的威权主义开始转的。威权主义的特点就是它在政治转型之前已经允许社会的存在了。但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转型应该跟苏联东欧比。应当跟共产主义的极权比,这种极权体制向公民社会、民主社会转型。这种体制在政治学里面是一种硬性的极权主义,硬性的威权主义。实际上,目前中国转型的情况跟苏联东欧比,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是相似的,并没有自己的特色。
      公民社会的研究, 西方研究公民社会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他为什么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提出了”Public Sphere”这么一个观念。另外还不是在这儿,它的现实意义是当时的人研究波兰、匈牙利和苏联东欧,他们已经看到了,在苏联东欧出现了公民社会。 ”Public Society”在西方国家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产生在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大家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波兰跟匈牙利,波兰跟匈牙利后来转型到现代的自由社会,实际上它的转型在它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所以它就有点像我们国家目前的这种转型。我们的转型是到了目前这一步,给了你一个社会的自由,至少是一个相对的自由。公民社会实际上已经存在了。言论自由也开始有了,你家庭教会,反正我已经打了二三十年了,我现在也不打算打了,或者说不打算硬打了。它实际上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第一步的转型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现在才开始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自由的、公民的、法律的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所以,它走的道路并没有所谓自己走的一条路。你跟人家比,都是走的一样的路。只是我们官方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跟人们讲:“我们中国一定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要有特色的民主啊!”他不希望你走西方的路,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学者了,也有一定的问题,也有一些东西眼光也不够,至少是看的书还不够。他不知道在东欧国家,这种转型是存在的。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奠定了八十年代,包括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转型的基础。其实你看波兰、匈牙利、捷克,当时教会的力量都很强大。如果你把这些过程放在一起看,中国的转型没有什么特色。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特色。
      当然,你也可能说中国可能会有一些中国特色,比如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大概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我碰到一个台湾学者认为宋代就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宋代就有无非是指刚才大家也提到了的什么曹帮啊!青帮啊!公民本来就有结社的自由,那是天然的。你政府也管不了,它真正管的是官家的,官家的人到了明代才有结社自由,什么东林党之类的。但是这都是非组织性的结社。真正在社会里头,社会结社自由早就有了。曹帮、青帮之类的他们组织严密着了。实际上,你讲的这个公民社会可能有点中国特色。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公民社会基本上不是这个。
      现在的公民社会,刚才小孟讲的有道理。是以公民权利为主,实际上还是遵守法律啦。虽然表面上我不去登记,但是参与公民社会的这些人他还是在遵守法律。他知道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也不想去挑战什么政治。因为公民社会很简单,他是根据我的个人兴趣,只要你满足我的个人兴趣就好。包括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兴趣是什么?我就是信教吗?谁想碰你政治啊!我根本就不想招你共产党,是你共产党来招我。我的目标就是传教,信仰自由。
      中国下一步的转型,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我一直讲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社会的转型。现在,官家里的学者,衙门里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是要取决于社会,带有自由主义的这些人的眼光都已经转向了社会,都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未来中国民主,现代社会发展或者说政治转型的关节点。但是各自的评估方法不一样。刚才兆勇讲的实际上没有矛盾,基层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社会的发展。他不是用基层的方式来取代。你要在基层发展,你必须要给基层发展一个目标。我基层民主发展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更高级的民主。这样你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要不然你怎么动员群众。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社会的精英,然后社会精英要拿着动员起来的群众。你甘地怎么啦?甘地后面有几十万、几千万的跟随者。他一个大行军就可以把一个政府给推翻了。他凭着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后面得有几百万人跟着一块走。这种东西,不管是基层还是社会的精英,实际上精英要跟大众必须要结合。但是,你要考虑给基层的老百姓讲什么。你光说你们村里的那点事,大家也提不起兴趣。但是,你通过村里的这点事,彭真的话讲得很清楚,咱们一级一级的管,最后管理到国家。我觉得精英跟大众不矛盾。
    
    天石:亚峰的中道理论引导社会转型的声音应该放大一些。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很难有一种理论或者一种主义引导社会,而我们这个社会往往是先做,先做了以后就很容易混乱,混乱了以后检讨发现我们缺乏一个领导。政权的主体已经失去根基,它自己已经否定了它奋斗的目标。它在八十年代只是在经济方面给我们一些空间。现在,公民们发现它给我们的空间太有限了。这样社会就进入了即将到了混乱可能出现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谁来领导?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中道的主张,声音应当更放大一点。
    
    自由讨论七:结社自由的落脚点在哪里?
    
    陈启凡:我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和疑惑吧。听完几位老师的发言之后,我觉得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三点共识:一,中国目前并无结社自由,更不是民主社会。二,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个有结社自由的民主社会。三,在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运用渐进式的改良方法。但无论是分析理论得失,还是描述中国现状,抑或讨论结社自由在人权中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都还没有解答我心中的一个困惑,那就是结社自由的落脚点在哪里?
    我刚才忽然想到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让李凡老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亚峰兄当国务院总理,在座的其他老师出任各个部委的一把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明显这是 不可能的。当然,这位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它的动力在哪里?
    我想简单的归结一下,当然还是很粗糙的。结社的动力无非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纯粹物质层面的,也就是结社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更大的受益,或者说最起码能够维护它基本的权益。它常见的代表就是商会和行会。第二种是纯粹精神层面的,最常见的是教会,也就是宗教类的组织。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相结合的,该组织虽然从事跟金钱有关的行业,但同时它也追求一定的精神境界。最常见的有律师协会、维权组织和慈善机构,律师协会和维权组织追求公平、正义,慈善机构追求相对平等、公共富裕等。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需要结社自由也无非是基于这样的三种动力。
      刚才有人说,结社自由的实现是政治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标志,是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这样的话固然没错,但我这人有些功利,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我们追求结社自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活得更加自由,也更有尊严。在这个体制下,大家可以公平的去竞争,去谋求自己的幸福。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明明认识到了结社自由的好处,却不愿意去争取、去实践,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风险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谈到了网络上的结社,牛博网被封了,很多博主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奋起反抗呢?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这是因为网络结社本来就是虚拟的,开了机就有,关了机就没有了,所以无所谓被封不被封的问题,我大不了换个地方继续开博嘛。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他们奋起反抗的所得很简单,最多无非是恢复网站,让你们继续写博呗,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庞大的。他要动员多少的社会资源。他所付出的成本将无疑是高昂的。由于反抗的结果是得不偿失,他们就失去了抗争的动力。
      同样,刚才发下来一个北京律协直选的宣传单。我相信,对于律协直选,不少律师极为赞同,却只是私下表示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不愿意公开表态,甚至直接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但是,我相信要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大多数律师也是不会支持的。因为对于单个的律师来说,他也会想我最多也就是一年交2000 多块的会员费,但是要是我维护支持直选的话,他们对我的打压更大了。就像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里举到的一些案例一样。这些利益落实到我们个人身上的话,是很微小的,但是落实到专制的统治者身上,这种利益是相对庞大的。你的动力是几千块,人家的动力是几千万。你的动力远远比不上人家的动力。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突破口在哪里?
      当结社自由要追求的动力超过他的风险的时候,它就可以实现。当官方承认它的利益远远大于压制它带来的利益的时候,官方就会慢慢的从不承认过渡到承认。比如说现在的商会,地域性很强的商会,比如说晋商、温州商会,很多也没有去注册过,但是官方并没有去压制它,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们虽然那么乱,但是在不威胁到我的统治的时候,去压制你反倒会对经济造成打击很大。所以,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感于此,我在想我们能否把统治者拉下水,或者说让他也成为结社自由的受益者。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尊重现有的统治者的一个方式。在现实中也往往会出现一些过渡和结合。比如说政治企业家和企业家政治人物。他们可能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在这种官方和民间不断的融合的过程中。这个结社自由已经成为了一个官民的共识。都能给大家带来益处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一种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说,我们告诉他结社可以让你生活的更好,他不见得会有那么大的动力。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你没有这个结社自由,你连你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很多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底线而去拼搏。而这样的情况,很明显的在于一些维权组织上面。比如说在农民工他们要有自己的工会。如果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没有自己的工会的话,那你们可能连血汗钱都拿不到,这种情况下,他们结社的动力就会更大一些。
      同样,我也会面对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困惑。如果问题落实到我身上,我的落脚点在哪里?我们都不是一个个抽象的人,我们可能是某个单位的职员,某个小区的业主,某个宗教的信徒,以及某个孩子的家长。这些身份带给我们的利益和责任,都将是促使我们不断地争取结社自由的动力所在。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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