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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黃金交叉點」/王丹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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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黃金交叉點」 (博讯 boxun.com)

    開放改革卅年之後:
    
    文章日期:2009年2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朱耀明牧師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為流亡者「立傳」,被放逐的人對自身家國改革三十年仍有精闢、愛深而責切的觀察見解,世紀版今摘刊王丹就此揮筆之文,以饗讀者。
    
    開放多而改革少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首先必須釐清兩個概念:
    
    第一,我們在回顧的時候,談論的到底是「改革」還是「經濟改革」?我們必須了解,「改革」是綜合性的社會機制調整,經濟領域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而「經濟改革」也僅僅是「改革」的一部分,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就必須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乃至於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統一起來做綜合的判斷,而不能以經濟改革的成就作為整個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單一評估標準。
    
    第二,當我們討論到「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改革」與「開放」也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中國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到底是開放的程度更多,還是「改革」的程度更多,直接關係到我們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總成績的評估。在我看來,中國三十年來,基本上是以「開放」作為「改革」的基本模式,對內,無論是家庭聯產責任制,還是股票市場的設立,大多是以政策放開,刺激生產力為主要目標;對外,無論是引進外資,還是加入WTO,則主要以向外開放中國的市場為主要目標。但是真正觸及舊制度核心的改革卻乏善可陳,這也是三十年來,國有經濟部分增長不足,全靠外資以及民營經濟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的原因之一。舊制度不動,企圖依靠開拓新領域來拉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導致了一邊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另一邊是舊的矛盾沒有解決,新的矛盾不斷出現的狀。因此,開放多,改革少,也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特點之一。
    
    脆弱而醜陋的「私人自由」
    
    在釐清這樣兩個概念之後,我認為回顧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以下幾個特點是不應忽視的:
    
    一、中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但這些成就很難完全歸功於中共政權。社會本身積蓄了極大的能量,在政府放開的領域噴發出來,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因。國際資本尋找市場以獲取利潤,也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徹底否認這個政權在經濟方面的正面意義,有點偏激的話,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中國當局在中國經濟發展上,很大程度本身也是需要克服的障礙。這種障礙尤其明顯地表現在縱容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資產,從而一步步加劇社會不公正程度方面。隨改革的停頓、政府腐敗程度的加重,它的障礙作用現在愈來愈明顯。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政府的權力範圍在縮小,權力的有效性、集中程度在下降,這是指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地區,比如鄉村、比如工廠,比如在各種社會福利中,連黑奴工這樣的事情都會堂而皇之地出現,而且地方、部門的利益在強化、固化。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權力受到的限制也在縮小,動員能力在加強,甚至權力的集中程度也在提高。譬如,各個地方都是一把手專政,這是在改革前的時代也見不到的。
    
    此外,在評估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依靠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來推行的,這是個改革成本大為降低,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但是,這樣的增長,是建立在社會弱勢全體的利益受到盤剝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不公義的增長。它的代價其實是巨大的,只是當社會矛盾被經濟增長速度掩蓋的時候,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樣的代價是多麼巨大。
    
    二,由於在政治領域的壓制,對公共生活的打壓,使得中國人的公共生活,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娛樂生活都極為扭曲,也許更為可怕的是人們已經逐漸熟悉了、習慣了這種扭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奴役人的政權,它主要的作用在於奴役人的精神,準確地說是奴役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精神。在私人領域人們獲得了自由,但是,很顯然沒有公共生活的經歷,這種自由常常表現得很脆弱,也很醜陋。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危機,就是民族精神的匱乏和道德與倫理的全面沉淪。人民對於民族精神的渴求表現在對國家統一的捍衛以及對以奧運會為代表的民族自尊心的高需求上,但是在扭曲的社會環境下,這樣萌芽的民族精神被逐漸引導到與民主、人權等人類基本價值對立的方向上,產生了具備暴力性質的民族主義狂熱,這是未來十年最令人憂心的社會動向。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隨個人獲得了自由,個人的精神也在成長,人們知道了自己權利的重要性,懂得了只有自己才能保衛自己的利益。應該說,最近這些年來,高調的理想主義的政治訴求在減少、降溫,但現實主義的,對自己權利、利益的捍衛卻在不斷升溫。
    
    三、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在中國是愈來愈嚴重的問題。這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徑選擇導致的。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鼓勵少數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來的方式,但是這樣的思路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由誰來決定是哪些人可以先富起來?那些與權力沒有關係的弱勢群體成為犧牲品,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利益集團獲取暴利的墊腳石,他們的不滿正在積累之中,早晚會爆發出來。第二、當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各項制度準備成形的時候,原先那些新富階層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勢必會反對新的改革,他們,也就是權貴集團,因此而成為未來改革的最大阻力。這從某種程度上推翻了現代化利潤的重要觀點,就是致富了的中產階級會自發產生民主化的衝動。
    
    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理論,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帶動民主化訴求的產生,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前景的普遍預測,也是國內很多不願面對政治變革的人的自我心理安慰。但是這樣的觀點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這樣的理論可以說既正確又不正確。
    
    說它不正確,是因為相對於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市民階層的定義,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周邊部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說是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讓這樣的中產階級支援以分割國家權力為重點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政治改革威脅到的不僅是當權者的利益,也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不僅不可能成為民主化的鼓吹者,實際上是能成為民主化的阻擋力量。
    
    說它正確,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會導致民主化的理論真的要在中國變為現實,前提條件是中國出現真正的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不再依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致富,面對政府充分獨立。他們背靠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提出社會變革的訴求,他們的捐贈才有可能流向民間社會,而不是政府機構或者單純的慈善事業。當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敢於講話的媒體,甚至是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得到這樣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援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動。這樣的中產階級,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實際上正在出現。這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原因。
    
    中產階級仍是民主之冀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目前來說,儘管存在大規模的社會不公,但中國並不存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階層鬥爭的象,而官民之間的矛盾才是根本的矛盾。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會愈來愈成為中國的核心問題。這有兩個發展的方向:一個是民對自己利益的捍衛,使得他們痛恨政府的肆意欺凌。第二個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他們都有駕馭政治的欲望和手段,他們之間的爭鬥也要求他們建立規矩。第三個是經濟和社會精英對專制權力的痛恨,他們迫切地希望限制權力,如果不是駕馭權力的話。這三個方向如何發展、演化,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總的來看,我建議用「國家—社會關係」的模式來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也就是說,總體來看,中國要改變,必須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六十年中,國家制度的設計,其目的是用來改造社會,改造人,而不是用於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國家—社會的關係中,雙方是不平等的,國家的力量遠遠大於社會的力量。這樣的態勢至今沒有決定性的改變。而大量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就是國家—社會關係失衡的表現。因此,未來的十年,觀察中國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看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當有一天,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使得社會力量開始超越國家力量的時候,就是「黃金交叉點」的出現,那時就是中國真正實現政治轉型的起點。
    
    這樣的「黃金交叉點」會不會出現呢?我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成果——這個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導產生的,也不是政府樂於看到的——就是公民社會的逐漸成長。隨計劃體制的不斷萎縮和國家權力從若干社會領域內有限地撤出,由國家壟斷幾乎所有社會資源的局面逐漸改變了。首先在農村,然後在城市,人們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更大的空間。社會流動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樣性也日益明顯。
    
    在此過程中,國家開始失去對意識形態的壟斷。過去數十年裏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難以為繼,正統意識形態不但面臨各種新思潮的挑戰,而且為舊事物的復蘇所困擾。目睹宗族、寺廟、教堂和傳統禮俗在全國範圍內的重現,人們不無驚異地發現,舊的風俗、習慣、信仰和行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長期嚴酷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在一夜之間復蘇。自然,這一時期隨社會空間擴展而出現的並不只是舊的社會組織和行為方式,而且有許多更具現代意味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種仲介性社會組織,包括各種學會、協會、研究會、職業團體以及與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聯繫的大大小小的結社。這些社會組織既不同於舊式的的社會組織如宗族,也不同於1950年代以後建立的各種所謂「人民團體」或「群組織」,後者雖被冠以「人民」、「群」之名,實際只是官方組織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正是這類仲介性社會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構成中國當代公民社會的核心。
    
    公民社會的力量體現之一,就是打破中共輿論壟斷的前景,已經顯得清晰和樂觀起來。目前,比較有效的資訊傳播方式,除電子信箱外,還可借助於動網通,這些軟體將成為中國社會資訊自由傳播的中轉站和加速器。我們相信,隨能夠登陸境外時政網站的中國網民的增加,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將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那時候,中共所面對的政治壓力將大大加重,這將迫使他們在政治鎮壓上有所顧忌,而民主變革的步伐,也將因自由資訊的傳播而加快。中國社會多年累計的政治難題,已經不允許這種變革無限拖延下去。而這種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也使得全中國的異議人士更容易溝通和交流,使異議者的行動更加成熟,並且形成協作與配合,勾畫未來民主社會的雛形。
    
    (本文經編者刪節,標題為編者取)
    
    RTHK.想一想中國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想一想中國》之訪問王丹專輯於本周五播出(2月6日),晚上7時無翡翠台,港台網站http://www.rthk.org.hk提供直播及節目重溫。
    
    [文/王丹]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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