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顾瞻周:贪官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3日 转载)
    
    从元义上看,贪官原来应该都是好官。后来我们的社会风气和制度安排把他“培养”成了贪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科学实用的制度安排,那我们的官场就是在“制造”贪官,
     (博讯 boxun.com)

    1、“优秀公理”
    
    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在确认其官员的品质上,都有一种公认的假设,即“一般情况下官员都应该是品质优秀的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优秀公理”,这是一个普遍的、群体性的认知,没有那一种现代社会例外。道理非常简单,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都是在人类公认道德范围之内,来审视政治人物的,否则,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
    
    无论是那种社会制度,在选拔官员的标准中,都将“品质优秀”作为必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所实施的诸多选拔官吏制度中,科举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除了在形式上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政治参与机会外,还提供了一套以政治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官员选择标准,这对于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过极大影响。西方现代官吏制度中,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更是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在选举或任命的重要时刻,一个缺乏充分理由的生活细节,都可能葬送某个人的仕途。我们党对干部的选拔标准中,也始终把“德”放在首位,即首先是“靠得住”,然后才是其他。
    
    因此,“优秀公理”告诉我们,就社会而言,不存在把一个坏人推举为官员的直接动机和动力。
    
    于是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假设:即“一般情况下,一位官员在被启用的时候是一位品质优秀的人”。如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意将一位品质恶劣的人推到官员的位置,只能是两种原因,一是政权独裁,比如封建承袭制或类似制;二是特殊时期需要,比如战争时期的特殊人才的需要。
    
    所以“优秀公理”实际上包括两点:第一,一般情况下,官员都应该是品质优秀的人;第二,一般情况下,一位官员在被启用的时候,是一位品质优秀的人。
    
    应该指出,我们在谈“优秀公理”时,是从一个系统的、普遍的、一般的思维角度来分析问题,那些非常具体的个案,比如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把一个本来就是腐败分子的人推到权利位置上,当属例外。其原因及治理的方法,都比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简单得多。
    
    2、“蜕变假设”
    
    根据“优秀公理”,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另一个假设,即“一般情况下,腐败分子都是优秀官员蜕变产生的”,我们可称之为“蜕变假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无数的腐败官员的“人生轨迹”中得到验证。
    
    刘清山、张子善、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庭等等腐败分子,都有许多共同点:出身贫寒,早年就得到党的培养,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曾经是我们党内的优秀分子。当年枪毙刘清山、张子善时,许多党内高级干部都惋惜不已:两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红小鬼”竟然蜕变为党内的蠹虫,不得不清除之。
    
    “蜕变假设”告诉我们,绝大部分腐败官员是我们干部培养过程中产生的变种,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是“混入我们党内的腐败分子”或“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坏人”。
    
    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是“腐败分子”是混入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的坏人,那我们的防线就是防止坏人做官。我们不排除有些腐败分子在提拔为领导干部之前就是坏人,但那没有共性。更多的是,腐败的溃烂点原来是健康的机体,甚至是“艳若桃花”的骄傲。
    
    因此,我们反腐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防止健全机体溃烂的方法,包括及时发现发生溃变的迹象并及时割除它。确切地说,我们需要一种非常有效的防腐败机制,它既包括精神道德教育的信仰体系,也包括由数道防火墙组成的制度安排。
    
    3、“任用风险”
    
    据上分析,任用任何一个官员都面临着一种“任用风险”,即人的蜕变”。反映在现象上就是“行为变异”,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腐败是根据其行为表现来度量的,尽管行为受制于思想。
    
    “任用风险”和官员的特殊身份有关。官员和一般民众相比,其主要特点是其既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同时又受到社会地特殊制约。社会必须将社会管理、生存、发展的内涵,体现在掌握社会运作驱纽的实实在在的人的身上,这些人就是官员。社会离不开他们,除了给予他们较高的报酬和教好的待遇之外,同时还赋与他们权力。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社会又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之类用以制约官员们行使权力的体系。
    
    问题在于,至今为止,还没有那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安全杜绝腐败行为,“腐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危害”。
    
    1997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大会采取反腐败行动决议》指出:“考虑到由腐败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严重性,即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削弱民主、道德的价值,并且危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考虑到腐败和其他形式犯罪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有组织的犯罪和经济犯罪,包括洗钱罪。确信腐败是一种已跨越国家边境并且影响到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形势的现象,因而有必要进行国际合作来预防和控制这一现象”。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
    
    因此,从哲学上说:“任用风险”适应于任何一个官员,如果他是好官员,他有蜕变的可能;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坏人,“任用风险”就更大。这也许就是中国人一直认为的“盖棺”才能“定论”的原因。
    
    反腐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降低干部“任用风险”,使社会在对官员的需求与投资回报的成本,降到最低点。反过来说就是要使腐败之成本大大增加,让官员行为在责任与权力相互平衡的轨道上有机运行。
    
    4、行为变异
    
    为了减少“任用风险”,首要的问题是要防止“行为变异”。
    
    把“行为”和“行为主体”分开认识,有助于喱清腐败的性质,这也是许多国家采用的方法。有些行为不可容忍,但可容忍“行为主体”。比如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有两个女儿,很喜欢中国玩具,巴氏来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便买了43个,想带回美国,可海关截住了她——除一个玩具之外,其余42个属逃税!于是,报纸就此大做文章,攻击她假公济私,巴氏不得不多次向国民道歉。有些行为发生后,“行为主体”就必须同行为一起消失。比如美国“水门事件”、香港“梁锦松事件”和近来发生的“高档烟事件”。
    
    根据“蜕变假设”,腐败行为并不是自来即有的,它从“正常行为”(也可以说是廉洁行为)中蜕变而出,是一种“行为变异”现象。如同癌细胞是由正常细胞转化而成一个道理,是一种“突变”。
    
    确定一位官员的品质好否,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一言一行来判断。因为任何行为都是由思想方法来支配的。反过来,人的行为又映射出行为主体的思想方法。而且,所有的行为都是具体的人在一定环境中发生的。这样,人们的思想方法与行为的关系,都被框架在具体的环境中。官员行为不仅受到自己思想的支配,还应受到环境机制的制约与评价,同时,行为主体(人)的思想观念,也在相应环境中得到教育升华和评价。
    
    上述环境机制中的三个体系,如果某些缺失或失效,行为变异的环境就会生成,这时,一些“良性细胞”就会开始走向“癌变”。
    
    行为变异的原因很多,囿于篇幅,这里主要谈环境诱变。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假如银行里对钞票的运作没有严格的章法,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腐败行为。现代心理学认为,人都存在一种“趋利性”,这是人类千万年来适应生存的进化结果。于是为了社会公平,人类社会便形成一套让人的 “趋利性”合理存在的制度。比如官员待遇,便是让其“趋利性”合理释放的具体渠道。但是,如果这类“职务消费”不科学、不明晰,在实际操作中,官员行为便会产生变异。不该给的给了,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该给的不给,有人就变法子花不该花的。有的干部抱着“不求所有,但求支配,可以多花,不能多拿”的思想,借职务消费之名,大行享乐腐化之道,其行为无形中已开始“蜕变”。
    
    对每个官员来说,都存在“廉洁行为”与“腐败行为”的博奕过程。所谓的39岁现象、59岁现象就是行为变异的结果。因此,环境机制诱变是行为变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应是反腐败的着力点。
    
    5、防止“行为变异”
    
    交通部门盛产贪官,已不是新闻。许多研究者都在研究,此类“诱变环境”的特点和改进方法。一个千挑万挑的好干部,到了这个岗位后会变成一个贪官,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要从根本上防止“行为变异”,即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我们提出过许许多多的办法。这里不再赘述。
    
    根据“行为变异”的特点,“早期手术疗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某个部位局部发生细胞变异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局部“手术”去掉,这可以治本。具体说来,就是要建立一个早期诊断的制度安排。
    
    思想教育的作用不能无限夸大,更不能代替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必不可少,但许多的腐败行为是在暗箱操作,可以在规章制度下“暗渡陈仓”。而评价体系又往往被人忽视。因此,“综合治理,防止腐败”已成大家共识。难点是:综合治理不是大杂烩,它应该有许多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具体内容组成。
    
    “评价体系”建设是我们当前反腐败工作中的一个“软肋”,应该加强对评价体系的研究。因为评价体系的主要作用是“早期诊断”,可以达到早期预防治疗的结果。
    
    评价体系本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了个人、组织、社会各种评价的各个环节。无论其构成如何,有一个目的必须要达到,就是要构筑一道官员行为评价的“纯洁行为走廊”。在许多国家,构筑“纯洁行为走廊”的主力是新闻媒体、监督机构和民间组织等。
    
    我们可以把“纯洁行为走廊”称之为“阳光走廊”。在这道走廊中,那些嫌疑腐败的行为,或说可能引起行为变异的行为,都将被重点诊断。
    
    最根本的方法是“手术治疗”,将这种行为或行为发生的发生主体即行为官员剔除。当然对后者一般不是开除,而是问责类的自动辞职。
    
    这么做的理由如下:
    
    其一,恩格斯曾指出:“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曾经说过:“一个人担任公职后,他应把自己看成是公共财产。”因此,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会行为。公众有权了解他们的事业及与他们的事业有关的个人的情况。所以接受社会的评价诊断,是当干部必须接受的起码的条件。
    
    其二,行为变异中的本质突变过程是复杂的,一般都有一段灰色地带,这是变异的早期信号,为保证整个社会和执政党的利益,减低“任用风险”,必须以“手术法”去之。
    
    其三,“手术疗法”可以大大增加腐败成本,使防止腐败的阵地前移,以防止那种“一人腐败坐牢,全家发财致富”的腐败利润提前预支现象。
    
    其四,可以纯洁干部队伍,增加干部队伍的流动性,让那些真正的优秀干部心安理得地干好工作。
    
    其五,这也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趋势。在一个以经济契约和道德契约为人类主要联系方式的现代社会中,容不得那种可能带来行为变异的腐败倾向存在。
    
    其六,这样做可以把监督主体从专门部门扩展到整个社会,造成强大无比的威慑力量,防止腐败的发生。
    
    构筑“阳光走廊”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让官员行为在法律制度要求下的彻底透明,在社会、人民利益面前,必须要牺牲自己的许多隐私权,这也是每位干部事先应有的思想素质。这种透明必须充分信息的。比如,为什么许多贪官一出监狱,就有人用小车接走,官不能做了却照样能发财。这其中的主要玄机,是“寻租期权”。许多贪官的财产都采用利润转移的方式,将其非法所获转至亲威朋友中储备起来,待日后利益共享。因此,在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中,在干部财产申报中,察觉和发现其早期嫌疑行为,就显得十分重要。设置“阳光走廊”,就是让其行为在“阳光走廊”中得到充分曝光,以避免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
    
    “阳光走廊”不是什么实体,它只是一种制度安排。有了它,我们就会少“制造”些贪官。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