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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叹息:兼驳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以及宋永毅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8日 转载)
     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还不完全等同于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在于高没有把周恩来写的像李志绥所描述的毛泽东那样不堪,究其原因,并非是高文谦笔下超生,而是周恩来本人就私生活而言,显然没有什么漏洞可以寻找,即使是一段时间之前的所谓私生女事件自从被揭穿把戏后,再也就没有太多的素材可供这些人来驱使了。再有,文革、大跃进、反右这些建国之后的错误,周不是始作俑者,文革期间,尽管周也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毕竟和毛所处的位置以及毛的所作所为有着极大的区别。此外,周的民间形象远要胜于官方形象,中国老百姓几代人都把周看作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高尚之处的集中体现,这和毛泽东的大众观点也是非常不同的一点,加之高本人长期从事周恩来的研究工作,对传主本人不可能一点感情没有。基于以上的原因,高选择了另外的突破口,那就是大肆渲染周的性格上的弱点进而来论证周的所谓的顾全大局不过是老奸巨猾、周的忍辱负重也不过是明哲保身,由此一看,我们原来所知道的周恩来的“大树参天护英华”仅仅是周的“把戏” 罢了,为了进一步配合他的这个目的,高文谦还集中论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外界一直所说的那样“亲密”,既不是什么兄弟(邓称呼周是兄长),也不是什么战友,而是政治上的对立者,他们为了洗清自我都拼命的给对方泼污水,根据这个逻辑的推理,使得读者更加相信周恩来不过尔尔,充其量不过是个共产党在上个世纪的错误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兼困惑的“老黄牛”。那么,周恩来是不是就像高文谦所描述的那样,是不是周邓的关系就那么势利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高文谦、宋永毅集中批判周恩来的地方,一曰软弱、圆滑;二曰虚伪、自保。软弱、圆滑者在于周不能抗争错误,高文谦花费大量笔墨来描述周在江西时期的错误言行以证明周的这个弱点也是由来已久的。而虚伪、自保者在于周不能抗争文革的暴行,反而高呼支持中央文革等口号,据此宋永毅试图告诉我们,周是文革运动的鼓吹者而非阻拦者。 (博讯 boxun.com)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历史上的周恩来到底是怎么“软弱、圆滑、虚伪、自保”的吧。
    
     周恩来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做过县令的人,父母这一代除了中了一次大奖以外,再没有任何的惊喜落在他们的身上,反倒是生活中的厄运不断的袭来,让幼小的周恩来开始逐渐把肩膀伸向外面的混沌的世界以分担家族的痛苦,这也就养成了周的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性格,人在少年时期的社会、家庭之于他的影响往往贯穿于他的一生。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社会、家族的多重白眼之下,周恩来知道妥协、牺牲和暂时的退让比一般泛泛的蛮干、逞强更有优势。这点在他参加革命之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体现的最为集中。就像有的人把自信理解为自大,把自谦理解为自卑一样,我们不能强求那些人一定要转换自己的理解,但是,我们要正视问题的全面,而非一个点。
    
     然而,妥协不等于投降,也不等于叛卖,在白色恐怖来临之前的周恩来并不比那些自称是最革命的人们差,他早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就主张强硬的回击,他早在立三路线还是主导地位时就表示不同的看法,他早在大跃进的前夜就说出“我作为总理在良心上过不去”的话,周恩来比任何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革命出现的新形势的态度上只不过多了冷静和思考以及权衡。因为还有比犯颜直谏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全局。当全党还称呼朱毛井冈山红军为“怪物”时,周恩来就看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他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以常委的身份指出武装割据的重要性,为此他吸取了陈云、严朴等人在浙江暴动的教训委派贺龙去湘西组建新的力量,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第一个在中央常委中给朱德、毛泽东“正名”,说他们的活动“深入群众、大有可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是周恩来坚决支持张国焘去鄂豫皖领导武装斗争,并且在张走后,他不避嫌疑的极力推荐有军事经验的聂荣臻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在周来说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周的这些主张既不是为了给自己培养羽翼,也不是捞取政治上的时誉,他都是从党的生命的角度出发,一秉大公。在当时的党中央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和看法的只有周恩来一人,高文谦参加过编写《周恩来年谱》应该知道这个基本事实的,他在书中说周恩来起草二月来信以致于毛丢了兵权,这点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二月来信是中央集体起草的,也是政治局的集体讨论意见结果,它的决议影印件至今还保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资料馆里面,作为室务委员的高也不会说不知道吧。而重新把毛泽东推到领导岗位的九月来信则恰恰是周和陈毅的共同看法(具体参见我的旧作《毛泽东与陈毅的历史恩怨是非》),在支持毛泽东这一点上倒是可以说周是由来已久的,周到瑞金后在第二次宁都会议之前,中央换马的决定还是周给阻拦住了,继续委任毛为红一方面军的总负责,即使在宁都会议后,周仍然坚持毛来领导红军的具体作战指挥,高文谦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强调这是周的圆滑,要知道,毛泽东当时是少数派,连后来极力鼓吹毛泽东思想的一度担任党内第三号人物(一九四三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任弼时也在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大张挞伐,周即使对毛不挽留也不会被看作是“落井下石”吧,更何来圆滑世故一说呢?高的这本书在论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史上时更多的则是大谈特谈毛泽东、周恩来仇隙较深,而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避而不谈,即使谈到也说是形势所致,似乎毛泽东、周恩来一直以来就是以仇人的身份在共同工作,诚然,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都有分歧之所在,不过就此就把他们历史上的关系定位在那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能说是尊重历史吗?一是一,二是二,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地方要谈,他支持毛泽东的地方也要谈,真诚的反对和彻底的支持都是不能忽略的,刻意的回避或者曲写都是有违真相的。因为我们谁都要承认一点,遵义会议上仅仅依靠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而没有最高三人团中具体负责军事行动落实的周恩来的鼎力襄助,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最高层是不可想象的。高的书里面用后来在打鼓新场等地的会议和新的三人团组建前后的矛盾来说明毛在遵义取得的领导权并不是后来官方史书上吹嘘的那样“绝对”,这点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也是以偏概全,诚然毛泽东最后站稳脚跟是在1942年,那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七个年头,然则毛泽东于遵义会议上取得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性的这点不能否认或者说不能轻描淡写。贺子珍在晚年回忆毛泽东时曾经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少喜形于色,即使在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也是很难看见他因为政治军事上的事情兴奋的溢于言表,可是,遵义会议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不仅这么兴奋,而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破例的和贺子珍谈及了会议的内容,贺说道:“他就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很高兴的样子,吸烟,还说‘承蒙他们看得起,又把我请了回去,这次毕竟要露一手出来了。’谈话延续到了后半夜。可见,毛泽东对于遵义会议的重视程度。这么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和转折点,周的作用之巨大,是谁都不可以否认,而承认一个被国际和王明点名打倒的少数派头子而且还在没有国际认可的条件下,周恩来所承担的风险之大也是不能忽略的,他退缩了吗?这是圆滑就能做到的吗?这是素来软弱所能担当的吗?
    
     周一直给人温文尔雅的印象,然而在争取真理的认知上,周从来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而一般人以为温良的表现就是软弱和世故,那也是十分片面的,周一生不乏拍桌子的举动,而且拍的地方和拍的对象也不是什么小爬虫之流。
    
     一九二七年,中央主要负责人张国焘,这里需要交待一下背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任临时总负责。所以,有人一直以为张去南昌所使用的所谓的中央代表只是一个虚的头衔,这是不了解历史所致。张那时候不仅是钦差大臣,也是第一号人物,他在起义问题上推三阻四,以致于恽代英拍案而起:“我们共产党人拿起了刀枪,陈独秀这个家长只会唱两党合作的高调,说什么联合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压制了工农运动。”张国焘请他息怒,并且说:“甘地,甘地,有话好好说嘛。”恽代英激动的说:“我不是甘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按:甘地是恽代英的外号,因为恽代英长相酷似印度的圣雄甘地)而后,周恩来在第二天的争论中也拍了桌子,周的这次发怒让全党震惊,也就是因为这次发怒,谭平山才让卫兵把张国焘绑起来的。周恩来说:“我们幻想着赤色的旗儿飞扬、共产花开放(这是周恩来悼念早年牺牲的战友创作的一首诗),不斗争行吗?如果你(张国焘)继续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特别是大革命后期已经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况且他出任总负责是共产国际挂号了的,周的顶撞显然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的,事实也是这样,后来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就把主要责任推到意气用事的谭平山身上,以致于谭意气脱党。周恩来也做了“深刻”的检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形成倾向于毛泽东的意见的决议,博古虽然不同意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的表态支持毛泽东,因为李德有病没有出席该次会议,会后,周恩来向李德说明了会议的内容,李德不同意,周恩来大怒,拍了桌子,高文谦在书中引用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的回忆,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谈及“这次连周也向我拍了桌子。”这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李德的军事顾问头衔仍然还在,周恩来有很多理由可以和李德讲理,而且周也不是一个易于恼怒的人,然则却拍了桌子,在他的眼中,顾问已经把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人推到了悬崖边上了。周的这次拍桌子,毛泽东印象很深刻,因为后来李德向博古诉苦,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之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说到:“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也是老实人不发火的缘故吧(周恩来插话:主席的好主张贯彻不下去嘛)。”周的异乎寻常的举动让政治天平再一次向毛泽东拨转。
    
     周在坚持原则上并不是含糊的,说到周的所谓的软弱,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于说到他晚年的种种举措的妥协性那和当时的残酷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它的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软弱能够说明和代表的,而高文谦把周恩来的软弱说成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结论就更加行不通了。
    
     高文谦和宋永毅都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明哲保身、自保图存,而非人们经常听到的“大树参天护英华”,他说的“违心话”,办的“违心事”,在他们看来也是十分罪恶的,那么,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看看他们的主张是否那么站得住脚。
    
     一九五八年的南宁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会议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个人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次会议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作为战友的关系结束,而主从的关系上升。此前虽然毛泽东在高饶事件之前曾经利用新税法的事情打击过周恩来,然而那次周显然不是重点,况且新税法的争论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争论,即使饶漱石上纲很高,却对周本身没有什么具体的伤害,也不能说完全对着周来的。然而,南宁会议这次大大不同,会议进行到后期已经开始讨论周的去留问题了,可见斗争的火爆程度。本来关于冒进的问题,大家包括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四人都是把他当作工作上出现的漏洞来和毛泽东谈话的,而毛泽东却把这件事一下子上到是不是跟着他继续走的政治路线大方向上来,批判不仅对事也对人,把周恩来的历史问题一咕脑的推出来,形成一个印象那就是周恩来的对抗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甚至威胁周、陈、李、薄等人说他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周恩来在毛泽东这次离京之前说的“作为总理我良心上过不去”的话刺激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比之更狠的话来,以致于让当时还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邓小平都坐不住了(具体细节将在《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关系》一文中论述),换总理成了南宁会议的主基调。在周来看,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一个注意倾听属下的建议的领袖了,而是一位越来越惟我独尊的“孤家寡人”了,所以,在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央“帮助”彭德怀时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今年,你(指的是彭)替了我了。”这句言简意赅的话所包含的辛酸和苦恼应该是外人不易见的。所以,我们至今看到的庐山会议的所有讲话中周恩来的发言是最为苍白无力的。
    
     当时间推移到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在上海亲口告知周恩来,他和林彪的准备拿下罗瑞卿的打算之后,周恩来已经明白毛泽东的打招呼的含义所在了,文革这次大运动,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问题全部挑明:路线就是个人,个人也就是路线。以往的所谓的跟路线不要跟人已经被剥去了,现在摆在周的面前的是一个赤裸裸的表态:是否紧跟毛泽东。而适时,毛泽东和林彪的结盟基本完成,毛泽东以控制军队对党内形成巨大压力和优势,继而瓦解刘少奇的攻守同盟,周恩来站在夹缝中,何去何从是自然不需要更多的考虑的,换了谁都要选择毛泽东,这不仅是历史上形成的经验认识,也是现实,毛泽东拥有绝大的权力,军队坚定不移的站到毛泽东一边,抗争的唯一出路就是粉身碎骨。然而粉身碎骨还不是主要的,一旦大局决裂,中国的命运势必岌岌可危。高文谦等人极力指责的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抗争的手段呢?而是选择了屈从,这是从今天来苛责前人的做法,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论述,不可取。
    
     我们试着还原一下历史,假如周恩来站到刘少奇、邓小平那一边,除了政治局常委会上多出一张反对票还会多出来什么?多出来一个牺牲者,也就是说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可能不是打倒彭罗陆杨或者说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就是周恩来,而在批斗周的会上,刘少奇也一定是冲在前面的,这点不用假设也能想见,不是说刘想这么做,而是必须这么做,刘最后的觉醒应该是在听到被开除党籍的时候。党内的斗争说到底还是谁掌握了枪杆子的问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也是因为以往的正确主张赢得了领兵大将的同情和怀念,而后会理会议毛泽东为什么那么重视林彪的来信迁怒于彭德怀?因为林也好,彭也罢,他们手中握着的是枪杆子。革命斗争时期如此,建设时期也如此。政治说穿了是实力的角逐,而非一定意义上的是非的争论。
    
     在这样一个早就胜负判明的斗争中,周恩来选择毛泽东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毛泽东对斯诺说:“个人崇拜嘛就是这样,你写的书如果别人都不爱看,你怎么想?”毛泽东如此,何况周恩来,周不是圣人,也不是再造的神灵,他的作为人的特征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归类到什么阴暗、懦弱等,我以为牵强。再有一个,周选择了跟随毛泽东,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盲从,周居中调解,尽力补救,这也是文革中江青等人对周的最大不满之所在。高文谦的书中不也是说了吗,当有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周恩来就背过身去,不听,直到这种口号消失为止。周恩来对刘家的安慰不也让王光美说了一句:“总理真好”吗?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周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周恩来并不是一个惮于牺牲自我生命的人,然而他所不能随意牺牲的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形势越来越复杂,毛泽东把群众运动掀起来的目的就是把水进一步搅浑,政治局的人不再单纯的面对投票的问题,还要迎接那些高喊口号的“群众呼声”,当政治斗争从桌面转化到街面时,谁控制了群众就等于控制了真理。毛泽东一手抓军队,一手抓群众,大局已定。
    
     周恩来即使参与了文革,他也可以选择侧身事外的做法,高高挂起的做法也不是学不会,也不是装不像,然而,周恩来选择的是鞠躬尽瘁。如果仅仅是用软弱、圆滑来解释周恩来在1967年到1969年亲自兼任工交总指挥的理由,人们会相信吗?哪处火车堵塞,哪处关门停电,哪处就要有周恩来的电话乃至身影,周恩来所不愿放弃的仅仅是他脑袋上总理的头衔吗?他一个七十岁的人在乎政治局下届是不是还选他当常委吗?他在乎,但是,他更在乎的是中国不要在这场浩劫中完全垮掉,闹剧最终要收场,只要在收场时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残余,周恩来就心满意足了,周所保持的或者说他尽力用屈辱换取的“晚节”就是这个层面上的意思。
    
     高文谦多次指责周恩来不管贺龙,对贺龙专案审查的漏洞视而不见,贺龙去西花厅也是不请自到等等,那么我们也再看一下历史,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林彪作出批示:“贺龙的问题正在升级,谁也不能利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他进行袒护。”十八日,周恩来只有请贺龙出走,那时候周之所以说秋天他去接贺龙,还有就是抱着一个希望,希望毛泽东出面,贺龙自己也说过:“只要这个人(贺龙当时指的毛泽东的画像)出来说句话,说贺龙是个好同志,我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然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之前,毛泽东在休息厅对林彪、周恩来说:“贺龙我看是保不住了,总理,你还要不要保他?我看你也不要保了吧。”大家以为这时的周恩来还能说什么呢?
    
     宋永毅多次强调周保护的都是毛泽东不准备干掉的人,这点也是没错的,但是,他利用这点试图说明周保护的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也是十分错误的,具体可见我的旧作《周恩来的文革抢救运动》一文,这里我要说的是,周恩来保护的业务干部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做了极大的贡献,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储备了必要的人力。高文谦指责周恩来没有很好的保护好刘少奇系统的北方局干部,我以为也是求全责备,为何?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向指导专案审查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江青同志致敬!”,林彪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唯一的副主席,法定的第二号人物,一九六八年的如日中天的林彪尚且如此,周恩来应该如何?
     请高宋二位教我。刘少奇既不能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悲壮感人的一幕今天我们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周恩来本人的品格的敬仰,也会发现那同时也是人们对那个黑暗的时代的控诉,然而,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周恩来作为切入点呢?正是因为黑暗的政治下的阴霾笼罩才让大家倍感周恩来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不易,倍感周恩来忍辱负重的艰难。中国自古以来不乏英勇殉难的,也不乏慷慨赴死的,然而以一身之躯抵挡狂飙雷暴甘受当世骂名者几何?
    
     解决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苗剑秋曾经问过周恩来:“你们的党员死了,你们不哭,这是不是不人道啊,是不是近乎残酷啊?”周恩来这样回答他: “我们今天的每一步前进都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用廉价的眼泪来表示对死者的尊崇,我们只有加倍的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才是对他们最好最大的安慰。”我以为周恩来的这段回答其实是他一生行动的指南,特别是在文革中。
    
     周恩来临死之前,叶剑英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总理肯定有一些看法要说出来,你们要准备记录。”然而周恩来至死也没有说任何解释,周恩来一生很多的时候都是处在被误解、被猜疑、被打击,他为自己抗争、辩解的机会有没有?有,但是,他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说什么,他把这个机会留给了千秋万代。唐代宰相裴度曾经这样称颂武侯:“此所谓精义入神,自诚而明者矣。”周恩来是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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