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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战略研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6日 转载)
    
    中国民运战略研究
     零九宣言:不战而胜 (博讯 boxun.com)

    作者:唐柏桥
    
    南郭点评:唐先生的思考很有价值,文中提出了不少新论点有相当说服力,值得每位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国人关注. 唐先生是我敬佩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他对中国民运的深度思考有见地也有相当价值。但我不能同意他对过渡政府的某些评价,诸如其他人也可效法成立类似临 时政府与之竞争等。民运人士虽然有权创建任何政治组织,但绝对无权任意创建任何形式的政府。政府是全民的公器,流亡政府是全体反对派的公器,决不能象儿戏 般任何人皆得设立政府,如此运作是损害中国民运整体政治信誉的最佳做法,也是中共巴不得的。据称伍凡居然宣称中国民运可以创建十个八个政府,这是南郭坚决 反对伍凡的重大原因之一。有关此重大原则问题,我完全赞同陈尔晋先生的见解而坚决反对伍凡的看法,并已撰专文多次论述。无论如何,唐先生的思考值得重视。
    轻视法轮功的巨大力量,排斥法轮功的民运领袖,皆是政治糊涂虫,法轮功不但在国际上影响力远大于任何民运组织,而且在国内同样有着巨大的潜力。法轮功信仰 者的坚定意志坚不可摧早已为众多诸如曾铮,瞿延来,王玉芝等圣徒般的信众所证实,正因为如此李洪志才能在2007年被全球权威杂志评为影响世界最力100人中的第八名(达赖啦嘛第 32名)。不可否认法轮功作问修炼团体而非政治组织其政治经验不足,可能被打入的高级共特干扰,在某些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但任何否定法轮功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终级目标的巨大价值者皆系政治短视行为,恶意诋毁诽谤法轮功,克意反《九评共产党》者南郭怀疑其政治立场。因为当下中共专制暴政的头号劲敌并非中国民运,而是法轮功!国内民众 在中共长期愚民政策欺骗下,大多麻木不仁自私自利,不涉及自身利益决不会参与民主运动。而法轮功信众则纯属为捍卫信仰自由权被中共逼上梁山奋起反抗,而非 为名利而战,在面临中共疯狂镇压时仍坚持信仰者特别有战斗力,其坚忍不拔的斗志远超出一般人,法轮功运动是货真价实的非暴力不合作民权运动,民运实在应当 向法轮功学习。
    南郭基本赞成唐先生的基本观点,吾以为中共专制暴政随时可能跨台,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国人,尤其是军人和大学生及留学生及广大民众的觉悟觉醒程度,我曾反复称 法轮功讲真相运动居功至伟;真相令中共专制暴政胆战心惊,真相是摧毁中共专制暴政最有力的武器,因为中共专制暴政完全建立在恐怖加欺骗的谎言基础之上,这 也是中共特别害怕言论出版结社信仰自由的根本原因。唐先生在此文中提出的策略若付诸实际会有相当成效,民运英雄们的身先士足不惧牺牲亦相当重要,爱尔兰民族英雄,当年面对公众演讲时被英军包围,面对危险他并未退缩半步,而是高声激呼:“如果我被击毙,谁能取代我?!”结果在场的所有听众几乎人人高举右手承诺将前赴后继;这一壮观场 面,令英军手软下不了手。民主革命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流血,英雄人物的勇于牺牲往往在关健时刻起到催化剂的巨大作用。前仆后继!中国民 主运动才能成功!唐先生此篇长篇论文下了不少功夫,文中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与主张,归纳小结了国际社会类似的民主实践经验,提出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方法,对中国民主化的路径和实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化的人士重视。单纯民主或直接民主并非好东西,但自由法治人权共和宪政基础上的民主绝对是好东西!
    2009年1月25日第151个反中共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运动日于加拿大
    
    目录
    前言
    1. 国内国际大环境分析
    2. 中国即将发生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
    3. 中国民主运动的四个阶段和四大力量
    4. 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
    5. 如何促成民主革命和民主转型
    6. 民主转型期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7. 有关未来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小结
    
    前言
    
    
    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策。今天,我们正在与中共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要争取不战而胜。
    
    这篇文章我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年。总是感到不满意,总觉得还有很多想说的话没有办法准确表达。但是,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在多事之秋的2008年拉下序幕、2009年 的钟声敲响之际,我决定将它正式发表。我觉得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奥运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将它称之为“后奥运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变化的结果将取决于国民的素质和参与程度。因此,我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启发国人对中国民主变革的 思考,激烈国人从事民主事业的斗志,坚定国人对实现民主的信心;同时,分享我这些年来对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些心得。如果它能解答广大读者朋友的一些疑 问,使他们有所受益,那将是一件令人倍感欣慰的事。我用心写作,希望读者也能用心阅读。
    
    当然,我很清楚这篇文章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也不可能包罗万丈。但是,我相信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中国的未来,并激励出一大批有识之士写出更具真知灼见的文章,将中国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若果如此,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一、国内国际大环境分析
    
    国内大环境
    中国人民寻求文明自救的变革道路已经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却始终没有完成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尤其是自中共引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权以来,半个多世纪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造成高达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此期间,中共一手策划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镇压事件,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运 动、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镇压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等。如今中国社会已全面走向腐烂。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贫富悬殊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社会不公已招致天怒人怨,民众的不满已接近革命爆发的临界点。各地罢工、集会、抗暴事件频繁发生,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整个社会已处在走向全面变革的前夕,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的革新都势在必行。无论中共专制当局现在看来如何貌似强大,也无法阻拦社会进步的潮流。政治上,未来社会必将逐步朝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经济上,企业民营化、商品市场化并逐渐纳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趋势无法逆转;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和建立,并将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朝向多元自治的方向发展;文化上,抛弃充满斗争性的共产党文化、回归仁义礼智信的中华文明,并逐渐容入世界文明主流已成为全民共识。
    
    中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已荡然无存。民众也早已从内心抛弃了对中共及一切形式的专制的认同和幻想。整个社会已经具备从专制向民主转 型的一切条件。从中共建政初期人们对共产党普遍抱有希望,到“六四”镇压后全民完全绝望和沉默,一直到今天全民开始觉醒和反抗,这期间经历了如下几个过 程:政治上,中共从初期召开政协会议,开展大鸣大放,给民众一个开明政府的印象,到反右后开始采行高压政策,直到“六四”镇压将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中在一个 人手中----此人被称为党的“核心”,不容许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和挑战,将中共专制暴政的本性暴露无遗;经济上,中共政权五十年代将全民的私有财产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逐渐化为国有,八十年代开始又将国有财产以市场经济化为名,化为私有,被极少数中共权贵瓜分,同时通过反复炒作股市和楼市,将广大民众辛勤劳动所得圈进自己口袋,完成了一个对全民的掠夺过程,既通过前后两次的转化将广大民众的财产转移到少数贪官及特权阶层手里。其结果是在短时间内导致贫富不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整个社会毫无公义可言。文化上,中共在前三十年将所有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全部破坏怠尽,后二十年则将其他国家的糟粕文化全面引入中国,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信仰危机,整个社会充斥着低级趣味和暴力仇恨风尚。除此之外,中国现在面对的其他种种危机,包括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民族危机及诚信危机等也极为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套用当年考茨基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一句话就是,“它(共产党)的暴虐和迅速泛滥的贪污腐化,正在使他们成为自已的掘墓人。”
    
    与此同时,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人 民在经过长期非暴力抗争后,实现了从专制到民主的和平转型。被国际社会称为宁静革命。尽管中国政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人们真正了解台湾的民主,但是,没有一 个中国人不相信台湾已实现民主。此外,香港部分立法议员直选,每年六四烛光晚会和七一民主大游行,都让人们看到了民主的曙光。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对大陆人民 的思想形成了强烈冲击,人们已不再相信中共所说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骗人鬼话。可以预期,中国大陆民众会在未来借鉴台湾及香港的民主变革经验,致力于推动 中国民主化的实现。
    
    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典型的社会全面变革前夕的画面: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恶性事故频繁发生,有毒食品四处泛滥;股市泡沫化、房地产泡沫化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无法抑制;要求民主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公开信运动、网络签名运动,退党运动、反拆迁运动、民族自救运动、反特权反腐败运动此起彼伏;民众抗暴事件频繁发生,其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所使用的手段越来越激烈;无数访民每天前往各级政府机关门前,抗议当局独断专横;每天都有大量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信仰人士遭到逮捕关押和酷刑,但敢于站出来的人却越来越多,并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反暴政争人权的 社会群体;每天都有大量贪官携款潜逃海外,被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已经接近国家的外汇储备;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和地下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力量正在兴起,而且 正在成为结束暴政的有生力量,中共已经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历史已反复证明,靠暴力和谎言维系的任何专制政权一旦处在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就等于提前宣告 了其死亡。
    
    国际大环境
    
    国内各种促变的因素正在形成,而国际大气候也正在逐渐朝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专制国家的变化越来越受国际大环境的直接影响,尤 其是最近几年走向民主的一些国家如前南斯拉夫,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等,都与国际社会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有些国家的转型更是完全 在外力促使下完成的。因此,观察和思考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将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首先,美国所推崇的民主自由价值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民主已成为普世价值。 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共的意识形态及战略利益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冲突日益明显,已趋向不可调和。美国为首的全球民主联盟在未来将毫不犹豫 地将促成中国民主化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最近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中国周边民主国家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建立亚洲民主联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是全人类 共同利益使然,任何势力和任何人都无法逆转。
    
    其次,自七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已经有五十多个国家成功地从专制转型为民主。从最初的南欧西班牙,葡萄牙,南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鲁,前苏联 各共和国及东欧各国,到亚洲台湾,南韩,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乃至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几乎都是通过和平抗争的手段促成了民主。 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对中国也会起到示范作用。众所周知,东欧的民主化基本上是一个模式,也就是说示范效应很大。东南亚地区两个邻国菲律宾跟印度尼西亚专制政 权的倒台也几乎是同一个模式。菲律宾的“人民力量”对印度尼西亚民众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如今,新一波世界民主浪潮或称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在亚洲尤其 是中国周边国家爆发,从缅甸,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尼泊尔,到阿富汗,甚至越南,民主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亚洲民主化浪潮将直 接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加快中国民主化步伐。
    
    再次,表面上看,美国自911以后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反恐上,似乎因而忽略了在全球促进自由与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目标的两种做法:恐怖主义与极权专制 是互为依存的,打击恐怖主义对于削弱专制独裁政权的统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的道理,促成专制社会的尽快瓦解使恐怖主义失去了温床,对彻底消灭恐怖主 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基本解决了,这里的恐怖分子已无处藏身,同时这两个国家也开始走向民主。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共最好 的朋友北朝鲜和 伊朗。处理北朝鲜和伊朗的问题与其说是为了反恐和遏制核武器的扩散,不如说是为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因为北朝鲜跟传统意义上的某些阿 拉伯国家的恐怖分子基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是远东地区专制堡垒的前沿岗哨。由于北朝鲜和中共在解决北韩核武器的会谈方面使用种种阴谋手段来对付美国,使美 国已越来越失去耐心。前不久,美国已经表示,如果北韩问题继续这样毫无进展地拖下去,他们准备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做法。而伊朗的核技术基本上是中共政 权提供的。最为严重的事,由于身为常务理事国的中共的破坏和阻挠,使得联合国在重大国际事务和解决区域冲突等问题上完全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此,从美 国的全球战略讲,正面面对中共的专制暴政问题是一个迟早的问题。而且,中共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使用的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所谓超限战手段,已经令全世界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了其危害性,并且感到了直接的威胁。原中共军队的创始人朱德外孙朱成虎发表的要用核武器将美国一到两百个城市摧毁的疯狂言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前段时间中共煽动海外内华人在西方国家针对CNN、家乐福、西藏同胞和法轮功等发动文革式 的抗议活动,以及大量生产和出口有毒食品,已经让西方国家朝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和对全球安全的潜在威胁。从美国政府和美国民间智库最近一 段时间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和观点来看,美国朝野已经初步形成共识,促成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应该列入议事日程表了。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联合国都正在讨论通过大 力支持全球民主化尤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相关议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破天慌地以极高的规格接见达赖喇嘛和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一系列做法,向世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要在促成中国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如今,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民主国家政府都一致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主要阻力,必须全力以赴促成中国早日走向民主化。
    还有,由于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的要求会越来越多,如司法独立,允许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公平贸易的市场体系,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民主化等。而中共几乎注定无法做到令国际社会满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做的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多数西方国家对此已越来越不满。
    
    总之,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正在因为资讯和交通的日益发达而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越来越息息相关。中 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对于国际社会来说,都不是小事。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监督会越来越强。因此,从目前的整个国际大环境来看,对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是极为有 利的。
    
    二、中国即将发生社会大变革的理论依据
    
    经济发展理论
    自从八九民运以来,中国民主运动主体上存在一个严重的认知上的误区,既中国经济的 发展不利于中国民主化,或者说不利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这种观点很明显是受过去我们所学的历史教科书上给我们灌输的思想的影响而导致的。在中共的历史教 科书上反复重复同一个观点,过去的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饭吃而被逼上梁山。其实不然。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的清 朝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自1900年至1911年,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到百分之十五。可是,由于慈禧太后施行苛政,拒绝革新,最终难逃被推翻的命 运。今日之中国,恍若一个世纪前的清朝。腐朽的中共当局企图以经济发展来掩盖一切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腐败横行,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生态危机等。
    
    西方政治学界有这样一种理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个国家越可能实现民主。有位政治学家对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个统计,人均收入一百美元以 下的国家没有一个实现了民主,一百美元到一千美元之间的国家有少部分实现了民主,一千美元到一万美元的国家一半以上实现了民主,一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基本上 都实现了民主(只有新加坡除外)。这一理论现已被国际政治学界广泛接受,已成为一种政治科学的理论。因此,从这个理论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越快,中国的 民主化越容易实现。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是一千多美元,但实际远高于这一数字。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统计数据,按照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中国人 均收入应该在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达到了多数国家实现民主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根据这一理论,中国随时都可以从专制转型到民主。事实上,印度尼西 亚、泰国、南韩、巴西,阿根廷、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都是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民主转型的。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只有到老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才会起来造反,那么,中国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民主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经济危机与民主运动的关系
    
    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快,如今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其它国家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经济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又越来越 密切。当一个国家经济发生危机时,往往同时出现社会动荡,并引起政治变革。印度尼西亚,泰国,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民主变革都与经济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 此,当中国出现经济危机时,一场要求政治变革从而使经济危机不再重演的运动就会伴着而来。这场运动很可能导致专制政权的瓦解,催生民主政治的诞生。
    
    当专制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时,由于管理不善和监督不力,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就很容易发生。当经济危机爆发时人们最渴望通过民主实现社会公正。这时 候是推动民主运动的最佳时机。 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只是当局还在使用各种手段欺瞒民众。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民众很快就会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正在中原大地发 生,老百姓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时候,一场反专制反暴政的全民民主运动就会爆发。八九民运的爆发,跟当时的通货膨胀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今天由于中共的 政策失当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当年。过去国人普遍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只要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们对专制的反感和对民主的渴望就 不会那么强烈。事实上,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最大动力,尤其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时,社会变革的呼声即刻就会形成强大的声浪。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发的印度 尼西亚巨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在未来的一年里中国社会极有可能因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公而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和要求变革的全民抗议运动,其规模甚至 可能超过八九民运。
    
    杜勒斯的第三、四代理论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曾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根据共产主义国家政权反人性和反自然的极权特性,他们一般都会在第三至第四代垮掉。他的理论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 现存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第三代以内:古巴第一代,北韩第二代,越南第三代,中国第四代(其实也可以理解成第三代,因为邓小平其 实还是第一代)。中国有“富不过三甲”的说法,其实也暗含同样的道理。意思是说,如果你为富不仁,很快就会没落。中共以暴力和谎言作为维持其政权的法宝,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暴力的恐惧会逐渐下降,对谎言的鉴别力会逐渐增强,终有一天,靠暴力和谎言将无法维持政权。事实上,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政权 注定不会长久,古今中外的历史已反复证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以暴力维持政权的秦朝和隋朝都是短命的王朝,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我预期,古巴会在 卡斯诺去世后实现民主,北韩则会在金正日去世后逐步走向民主。中国则可能出现类似前苏联政权垮台时的戏剧性场面,即在人们还没有足够的心里准备的情况下, 一场颜色革命就会将中共这样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推倒。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指出,战胜共产主义专制的最大法宝是促使当地民众觉醒和奋起反抗,而这需要时间。中国民主运动历时近四十年,对中国民众的启蒙和教育作出了艰苦卓越的贡献。现在是到了全民觉醒和奋起反抗的时候了。
    
    奥运效应
    
    表面上看,中共利用奥运为自己在政治上大捞了一把,其实不然。他们企图利用奥运粉饰太平,转移人们对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注,淡化世人对中共在历史上所 犯下的罪行,制造国际社会认同和支持中共政权的假象。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单是奥运工程就花费了6000亿元国家财富,而为了邀请到美国、日本、法 国、英国等国家领导而付出的代价则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仅为了换取日本首相参加开幕式而与日本签署的共同开发东海油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远远超过奥运工程的 投资。至于说为了邀请到美国总统布什而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奥运前中共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注资数千亿美元予美国濒临破产的 两大房地产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肯定与邀请布什有某种关系。可是,他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可以说,他们的如意算盘基本上落了空。奥运不仅没有改变中共的形象, 没有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缓各种社会矛盾,没有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使各种问题更加突出和严重。奥运刚刚结束,中国的股市就跌破了2000点心里关 口,而且正在继续无休止地往下探底,似乎进入了一个无底洞。中国股民已逐渐失去信心和耐心,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可以预期,紧接着楼市也会暴跌。中国正在走向全面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跟对奥运的狂热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奥运可以说是中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中共举办这次奥运,就象一个多病缠身的垂垂老人给自己打一剂强心针。它也许能让中共再踹一口气,但是,当药力失去后,中共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甚至可能会加速其死亡。现在这一特性已开始显现,股市崩盘,楼市告急,金融失序,以及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信心危机,都已经使中共毫无招架之力。民众现在只等能有一个全民参与反专制的机会,一举将中共赶下历史舞台。而这样的机会,时时刻刻都可能出现。因此,可以说,后奥运时期就是终结中共的历史时期。
    
    后专制时期的终结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就后专制时期这一概念做一个界定。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专制政治或专制主义。为了将我的观点更准确地表达,我在此专门提出后专制时期的概念。 我对后专制时期的定义是,一个专制政府曾经通过对民众的血腥镇压暂时维持了其政权,但最后还是遭到推翻,从镇压后到被推翻这一阶段,称之为后专制时期。
    
    根据过去的历史和专制政权的特点,一个国家进入后专制时期后,会有相当长衣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因为当一个独裁政权使用铁腕甚至武力镇压民众的反抗运动后, 其统治者往往会继续使用高压统治,而广大民众在遭到镇压后,产生一种普遍的恐惧感。而消除这种恐惧感需要时间。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分析,消除这种恐惧一般 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但是,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年。这可能跟二十年是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有关吧。例如,南韩自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到1989 年走向民主,经历了九年的后专制时期,波兰镇压团结工会到1989年实现民主选举, 经历了九年时间,台湾1980年的美丽岛事件到1997年的全民大选,总共是十七年,捷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实现民主选举,总共用了21 年,巴西1964年的军事政变到实现1985年实行大选,经历了21年后专制时期,秘鲁从1962年军事政变到1980年走向民主,用了18年,阿根廷从 1962年军事政变到1983年实现民主,用了21年,巴基斯坦从穆沙拉夫从1999年发动军事政变窃取政权到今年被迫下台,期间经历了9年,唯一比较长 时间的是印度尼西亚从苏哈托1968年军事政变上台到1998年鞠躬下台,总计有30年威权统治(古巴的情况有些特殊,在此不议)。
    
    后专制政府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彻底丧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它得以维持的两大法宝是制造恐惧和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一旦这两样法宝没有了,它 就再也无法存活下去。它的第一个法宝一般只能用十年,最多二十年,而它的第二个法宝则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就是每个国家后专制时期长短不同的一个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当一个后专制国家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遇到问题,其政权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垮台,其专制制度也往往随着后专制政权的垮台而宣告终结,并过 渡到一个民主的政体。这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
    
    如今还有少数国家是通过政变或镇压在维持其后专制时期的统治,其中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其他比较有名的就是是古巴和缅甸。中共统治者从镇压八九民主运动到 现在,维持了长达近二十年的铁腕统治。这一黑暗时期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因为中共维持其后专制时期的两大法宝都快没有了。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向泡沫化,不久的 将来将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到那时,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中国民众就会奋起反抗, 一举终结中共的残暴统治。
    
    三、中国民主运动的四个阶段和四大力量
    
    中国百年民运回顾
    
    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经过了两个启蒙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本世界初到中华民国建立初期,这一阶段使我国成为整个亚洲对民主接受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并建立了亚洲第 一个民主共和国和制定了第一部民主宪法。北伐后蒋介石提出训政,民主进程出现停滞。中共夺取政权后,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和专制独裁统治,中国社会一步步地 走向封闭与倒退。人们在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和中共长期的洗脑后,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自主意识和民主思想。
    
    第二阶段则是从七九西单墙民主运动至今。文革后,人们开始反思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重新思考被中共长期妖魔化为资产阶级思想实则是代表全民意志的议会民 主。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重新回顾上世纪初的启蒙思想和大量引进当代西方的民主人权理论,使民主人权思想深入人心,并将大量国际民主思潮和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 潮以来的成功经验向广大民众介绍,使人们对于中国可能象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充满了希望。八九民运可以说是一个启蒙运动,同时也是当代 民主运动的一个高潮。它让人们认清了中共专制政权的残暴本质,同时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经过十几年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思想宣传,广大民众已经对人 权、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概念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也盼望这些理念能在中国得以实现。中国民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切希望早日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尽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共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国人对西方民主国家产生了某种敌视情绪,但是,这丝毫也不没有动摇人们对民主的追 求。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可能持久,当人们从这种毫无意义的思潮中清醒过来后,紧接着而来的将是对中共的更深刻的批判和更彻底的决裂,以及对现代民主 政治的更热切的追求。因此可以说,这一启蒙阶段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毫无疑义,国人在经过一百多年的积弱受辱和动荡内乱,尤其是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的灾难统治后,对于自由与民主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更强烈的向往。广大民众对 于重建曾经遭到中共几近毁灭的中华文明充满了热情和期待。我们看到,在过去二十几年里,由于中国有限度地松捆,广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较充分地发挥, 人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建设中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于是整个国家迅速从毁灭的边缘得以恢复和发展。但是,人不仅仅是追求物质满足的动物,今天的国人已经不 满足于在经济领域的有限发展,人们开始挺身而出捍卫自身的人权和维护社会公义,并希望参与国家管理和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这种能动性如果引导得当,会形成 一股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促进社会进步和民主的强大力量。
    
    不过,如今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疑问:以七九和八九民运参与和组织者为主题的传统意义上的海内外民运经过中共长期的打压和摸黑,现已越举步为艰;尤 其是海外民运,内耗不断,资源枯竭,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部分民运人士的作派更是跟中共几无二至,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别人异常苛刻,对自己异常宽待,因此 形成了一种在一个充满理想与追求的民运队伍里的“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怪异现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民主运动还有前途吗?因此,一部分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由 于中国民运无法发展壮大,因此,中共还会长期存在并将更加强大,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民主。
    
    有这种疑问的人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可是,没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们所指的传统意义上的民运只不过是被媒体和某一两次事件造就出来的狭义民运,今天的社会 从整体上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狭义民运主要体现在它的历史意义上,它充其量也不过是现今中国广义民主运动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只需要从国内 现今活跃的维权人士中有多少是传统意义上的民运人士就知道了。现在在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活跃的维权人士几乎都是八九后逐渐在维权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如高智 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师涛、杨子立、黄琦、郭泉等。 据说现在全国各地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民间维权领袖,他们几乎没有出现在国际和国内媒体上,但是却是真正具有民意基础的未来民主运动的主体人士,甚至领 袖式人物。因此,我们不能只把眼光停留在传统和媒体上的民运,而是应该着眼于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威权抗暴运动及运动中产生的民主斗士和领袖,想老百姓之所 想,这才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原动力。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来看,传统民运被打压越厉害,中国民主化进程有可能越快。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最 重要的原因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题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的传统民运从自八九以来,由于其影响力所限,与其说是扮演了反对派的作用,还不如说是扮演了监督执政的 作用,甚至可以说还部分地起到了为执政当局献计献策的智囊性作用(尽管这并非民运的主观愿望)。一旦这种色彩的传统民运走向式微,中共当局由于缺乏任何监 督和听不到真切的建言,其政策必然更趋向于强化自身的特权,其官僚作风必然更加不得人心,最后的结果是社会加速度走向腐烂和失控,民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 下,将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颠覆中共,为民主化扫清最后的障碍。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亦有指中国读书人往往革命不彻底的意思。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四个阶段
    
    当代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年经过了三个阶段:从西单墙民主运动开始,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上书请愿和意见表达阶段,个体维权和群体维权阶段,群体 抗议和大规模抗暴阶段。而中国民主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全面反抗运动,或俗称的颜色革命或民主革命。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三个阶 段,并逐渐走向第四个阶段。当然,这四个阶段往往会出现相互交错的现象,比如第一阶段的活动也会在后面的各个阶段出现,有时甚至会出现强大的声音,零八宪章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八九民运的诉求明明属于第一阶段,但却以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八九民运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来自湖南的反抗独裁暴政的天安门三君子因向毛泽东像投掷鸡蛋颜料,却被要求中共改革的学运领导人扭送到中共的公安部门。
    
    我们目前要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早日促成中国民主运动走向第四个阶段,将各地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运动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来,形成最强大的指向中共专制的合力。
    
    中国民主运动的四大力量:弱势团体,信仰力量,民主人士,国际社会
    
    那么,未来促成中国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的主要力量将有哪些呢?我认为有四种主要力量: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弱势团体,民主人士,信仰力量及国际社会。以下分别简述之。
    
    弱势团体:从传统的观点讲,所谓弱势团体是指占社会极少数的某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在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因为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资源和代表他们 发言的声音不够强大,因此无法争取到与其他族群完全平等的权益。这些群体通常占社会总人口很少的比例,一般是百分五左右。过去这些弱势团体也曾遭到歧视和 严重不公,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如今我们很难觉察到弱势团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异。可是在中国,现在公认的弱势团体则涵盖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内地农民,下岗工人和 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少数民族群体等。他们与其他族群的关系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权利,还是法律地位上,都出于绝对劣势。比如说,中国的农民因为城 乡二元户口制度而处于次等公民的地位,他们的居住,迁移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福利,工作机会,受教育机会等都处于绝对不公平状态。与美国的弱势团体相比,他 们简直是弱势团体中的弱势团体。
    
    中国的弱势团体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社会是无法长期稳定的。过去中国虽然非常贫穷,但是,弱势团体与其他团体的 区别并不明显,如今由于私有企业的发展和官商勾结的猖獗,使得原本属于全体国民所共有的财富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迅速转化到少数官商的口袋里,实现了对全 体国民的第二掠夺,使社会贫富不均及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重,人们的不满到了极点。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又对整个社会采取严厉控制的政策,不仅新闻自由受到严 格管制,民众表达不满意见的渠道也遭到全面封杀,游行示威抗议乃至上访等 都不被允许,甚至还遭到镇压。因此,现在民众采取的对抗政府的最频繁的行动是不经法律程序的“非法”行为,包括静坐,堵塞交通,乃至暴动。从目前的趋势 看,中共当局并无意改变他们的严控政策,因此,未来发生抗争事件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其规模会越来越大多,其方式会越来越激烈。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除了上面 提到的各种社会客观因素外,还有其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众会在对抗中逐渐去增强抗压能力和去处恐惧心,二是在民众不停的冲击下,当局的权威地位和掌控 能力会逐渐减弱,直到最后失去全面掌控社会的能力。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如果中共当局在社会处于全面对抗的关键时刻仍然采取镇压手段,则很可能出现短 时间的暴乱和流血冲突,不过,几乎可以预见,未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军阀混战,长期各自为政的局面的可能性极小,这不仅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 世界逐渐一体化的格局有关。
    这部分弱势团体采取行动的原始驱动力是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这不仅是社会所允许的,也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正义行为。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奋起保护自身的权益 时,肆意侵犯和剥夺公民人权的行为才能得到制止。今后民主运动力量在与这些弱势团体合作的过程中,一定注意到这一点,方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民主力量:分为民主人士和民运组织。这里所指的民主人士的定义是,有志于从事结束专制促进民主的各界人士,而民运组织则是指由这些民主人士组成的组织。民 主人士包括从七九和八九两次大的运动过来的人,也包括在其他时期在海内外投身民主运动的各界人士。不可讳言,当前海外民主运动中的主体力量仍然是参与过七 九和八九民运的人。民主人士的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理想主义色彩极厚,其优点是个人影响力相对较大,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都比较强,同时还有组织上 的优势。其缺点也非常明显:自我意识特强,受共产党文化影响比一般民众深,还有一部分人士有很强的个人名利欲求。
    
    从整体上讲,民主人士或民运组织在未来的变革运动中主要能起到的作用是理论上的指导和个人道德上的感召,象曼德拉,达赖喇嘛,哈维尔,昂山素姬等就曾经起 到这样的作用;组织领导,象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沙,印尼民主战斗党的梅加尔蒂,南韩的金大中,金泳三等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海外民主力量具有一个国内所没 有的优势:指挥中心不容易被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组织被一网打尽,可以持续发展和扩大国内国际影响力,并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其劣势则是他们的声音在国内 发不出来,很难对国内民众造成影响,不能很好地把握国内民众的需求和想法,同时,由于没有与国内民众承担同样的风险,道义上的感召力大打折扣,这也是在国 内比较容易成为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的原因之一。无论是海外民主人士还是国内民主人士,基本上都是因为曾在国内从事民主运动而成名的,只有极少数例外。民主 人士要想发挥巨大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人的道义力量,道义力量的建立基于对民主理念的坚持和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当一个人为了实现民主理想,不 以个人得失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始终以社会需求为唯一考量,久而久之,他就具有了道义上的感召力。比如,曼德拉、达赖喇嘛等都是经过长时间不屈的抗争才 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敬和支持;二是形成组织力量,无论是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形成的组织力量还是通过成功的运作而形成的组织力量都一样,个人的影响离开了组织 这个载体就无法对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而组织力量的形成必须与处在抗争第一线的弱势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将他们视为我们的依靠力量。民主运动与民众的关系 就象一栋建筑物里的钢筋骨架与砖块的关系。没有骨架,在多的砖头也无法砌成大厦,反之,再好的骨架,没有砖块,也建不成屋子。民主人士应珍惜自己过去所付 出的代价和累积的资源和经验,不要轻言放弃,否则既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也对不起自己的理想。
    
    信仰力量:中国社会由于中共唯物主义思想的对人们的灌输,使得多数民众从小就成为无神论者,人们没有了信仰力量的支撑,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在急剧下滑,整个 社会表现出一种贪生怕死,物欲横流,尔虞我诈。这才是中国社会在中共长时间施行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而社会的反弹,很显然,中共的祖宗马克思的 理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在中国被证伪了。有的人曾经非常绝望,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岂不是中国永远没有希望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有句古话,叫否极泰 来。当一个社会离开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而存在时,这种存在方式是不会长久的,最多不过是一种过渡形态,中国目前出现的这种表面欣欣向荣的假象可以视察为 生命中的回光反照形象。如今中国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宗教信仰的复苏和宗教力量的兴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中国促变的最大因素,没有宗教力量 的兴起,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将要漫长得多。在中国,所有的信仰力量都是与中共无法调和的,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迟早会成为会走到中共的对立面去,从而成为民主化 运动的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这在其他其他国家的当代民主转型过程中宗教力量所发挥的巨大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分不开的。菲律宾和波兰的天主教,东德的基督 教,印尼的回教,(其他几个基督教民主同盟主政的国家)等均是如此。由于信仰力量的兴起使得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正在加速进行。法轮功从去年发表九评和发起 退党运动以来,对中共的权威统治已经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可以说已经瓦解了中共统治的基础。如果没有法轮功学员信仰的力量,我想一般群体很难做到如此前仆后 继地去从事一场运动。也正因为法轮功学员具有真善忍的信仰,他们才能在完全摆脱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和去除对中共的恐惧心,有能力团结起来从事这场人类历史上 最艰巨的与邪恶较量的战斗。
    
    现在除了法轮功的力量,地下教会的兴起也将成为中国改变历史的一股有生的力量。现在看来,中国的地下教会还非常分散和没有形成强大的群体力量,可是,我们 可以想见,当中国大变革的时代来临时,地下教会可以迅速集结成一股庞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天主教,他们早就有自己的固有体系,从教徒到神父,到主教,层级 分明,一旦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公开站出来一群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想印尼的伊斯兰教协会,香港的天主教领袖陈日君等。在未来转型期间,他们有可能推 出自己的代言人来参与临时过渡政府的工作乃至担任未来民主政府的重要公职。
    印尼的伊斯兰教协会主席赖斯就曾经参选过首界民主政府的总统。这不仅是民主社会所允许的,也是走向多元化的标志。
    
    信仰力量在中国的民主变革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力量,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的参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要漫长得多。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看一看过去十几年中国 民主运动的步伐如何缓慢及所走过的弯路,就会明白被共产党文化所武装起来的人们要去反对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哈维尔曾提醒捷克斯洛伐克 的反对派人士,他们在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这样注定要失败。正是他的先知先觉才使捷克的民主化运动相比较其他东欧的民主运动显得更成熟和彻底。他担 任了十三年总统而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他最有名的理论工作者就是反政治的政治,换一句话说是用与共产党相反的方式反对共产党。他认为反对拥有强大的镇压 人民暴力机器和散步谣言的宣传机器的共产党政权的唯一武器是真实和道义。
    
    简而言之,信仰的力量与民主力量的关系就象是水与水泥的关系,没有水,水泥就是一盘散沙,没有水泥,水也无法堆成一个民主的大厦。一个民主的大厦是需要全民来修建的,任何一种力量企图包办这项工程,其结果必定偏离民主目标本身。
    
    国际社会:
    
    从现在的国际大格局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和对民主充满期待。其中最有突出的两个例子,一是美国两百多年来产生了第一位黑 人总统,成为2008年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象征着美国的民主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是欧盟对中国民主和人权事业表达了最高的关注,并将欧盟的年度 人权奖-------萨哈罗夫人权奖颁给了中国年轻的人权斗士胡佳。 此外,以印度、日本为首的亚洲民主国家决定建立亚洲民主联盟,共同促进亚洲民主化。如今亚洲最大的专制国家当然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因此,他们的用意非 常明显,就是要尽快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减少中共专制政权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因此可以说,现在中国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变革,离开国际大环境都很难顺利实现。
    
    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四种促成中国民主变革的力量之外,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也不排除包括军队、体制内高官或如今的所谓民意代表反戈一击,勇敢地站到人民一 边,发表支持民主变革的声明和采取必要的非常行动。就象前苏联、菲律宾、印尼等国家一样。甚至我们也不敢断言,中国不会出现象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模 式,军队在关键时刻掉转枪口,将独裁者送上审判台。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事情,也是我们无法从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因此就不展开分析了。
    四,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
    
    
    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历时三十年,期间的风风雨雨和曲折历程非外人所能体会。我们 应该学会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这是我们对民主事业负责任的表现。我个人认为,过去民主运动最大的成功乃是在民主和人权意识 的启蒙方面颇有建树,而最大的失败则是在组织运作方面,可谓一塌糊涂。而一场社会运动没有成熟的组织运作和组织动员,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注定无法真正达 成目标的。因此,当此中国民主运动即将进入最后阶段,也即民主革命之际,进一步健全原有功能性机构和草根性团体,建立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协调性组织,形成 能替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乃当务之急。它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在没有建立起具有协调性作用和广泛民意基础的民运组织之 前,中国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鉴于中国目前的严酷政治环境和中共的严厉打压,在国内建立类似的协调性民运团队是不可能的。过去很多民主斗士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尝试和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是1998年 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这场运动最后遭到中共的全面打压而以失败告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内中国民主党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但在海外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 中国民主党,甚至有个别过去最激烈地反对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民运领袖”也宣称自己是中国民主党最正统的代表,而其它一些过去跟国内民主党组党运动毫无 关系的人,为了个人的政治或商业目的,而纷纷拉起民主党的大旗。一些打着中国民主党旗号的个人或组织不仅没有起到协调中国国内维权抗暴运动和海外民主运动 的作用,反而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形象和声誉,严重地伤害了广大民众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信心。
    
    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建设始终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 果。自八十年代初中国民联成立至今,海外民运组织一直没有突破带有很浓的小圈子色彩的精英政治的局限。他们不仅没能真正走向民众,与民众的维权运动相结 合,也没有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尤其是九二年中国民联和民阵合并失败后,海外民运组织的形象和影响一落千丈,从此一蹶不振。此后 虽然各方民运力量,包括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都为重振和重组海外民运做过很多尝试和努力,但都不尽如人意。每一次失败的尝试都使人们 对海外民运的信心受到更大的打击。 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看待建立中国维权抗暴民主运动协调服务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海外民运始终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协调民主运动的组织和政治替代力量,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外民运几个主要组织都是当时随着国内民主运动形势高涨而成立的,比如民阵就是八九年“六四”镇压后由一批因参与八九民运而流亡海外 的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这些组织成立后没有充分重视组织运作和发展,以至于很快就走向式微甚至出现内讧。二是部分民运领袖自身素质不高,深受共 产党文化的毒害,其言行都类似共产党的斗争模式,不懂得以民主的方式运作民运组织,无法建立起一支令人信服的民运队伍。三是海外民运人士因长期流亡海外, 资源贫乏,随着“六四”的过去和中共在国际社会所实行的收买政策逐步取得成效,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民运的支持越来越有限,台湾也不例外。四是由于历 史的原因和地域的局限而造成的。一方面中国民运史上始终没有产生过令各界人士均能接受和信赖的领袖人物,如缅甸的昂山素姬,西藏的达赖喇嘛,印度的甘地, 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南韩的金大中,俄罗斯的叶利钦等;同时,海外民运人士和组织分布在世界各地,很难形成一个能有效运作和管理的 强大领袖集团。五是中共的极力破坏和打压。中共过去对海外民运的破坏和打压可谓无所不用之极,如统战,挑拨,收买,渗透,恐吓,骚扰,监视,毁誉,株连 等。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海内外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德才兼 备的领袖群体。一方面中国民运中的一批生力军始终没有被打散和消声,另一方面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维权运动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运动的兴起,海内外产生出 了一大批新的具有极高道德勇气和领导能力的民运领袖。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谁也改变不了这一星火燎原之势。现在民运已经遍地开花,已经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 的民主运动,因此,民运领袖也就自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民主队伍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愉快地接受这一现状,才能跟上形势,不被历史所淘汰。
    
    政治组织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阶段国内的形式发展很快。我们海外民运队伍 中的很多人曾经是七九西单墙民主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先行者,可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已经很难对国内的维权抗暴运动发挥影响。如果我们再不寻求大的发展 和改变这一尴尬的局面,我们就会被彻底边沿化,同时,我们过去数十年累积起来的经验教训也无法与国内从事维权抗暴活动的民众分享。中国民主运动又一次面 临?断层和从头再来的危险。八九民运时就曾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对七九西单墙民运的前辈非常陌生,使后者无法对八九民运产生任何 影响,使得八九民运显得很不成熟。如今海外民运山头林立,鱼龙混杂,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甚至拆台?的情况非常严重。中共一直在搅浑水,他们的人似乎越来越 肆无忌惮。如果我们再停步不前,他们就会将我们的声音压倒。我们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和最高的智慧来迎接来自中共和各方的挑战。有些资深的民主人士对建立和 发展海外民运组织产生了恐惧症。他们认为一发展组织,就会内讧,个人形象和影响力也会受损。担心组织发展过快会造成内讧是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事实上,从 事任何活动都有风险,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和冲突,就有进有出,不必为此而裹足不前。否则,机会来了我们也抓不住。过去几年来,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从事宣传民 主理念,揭露中共罪行的讲真相活动,而我们民运中的一些朋友却反而生出各种各样的顾虑,无意中将他们排出在了我们的队伍以外,这是令人很遗憾的事。这个问 题不想清楚,下次如果遇到新的机会,如大量地下教会成员如果也准备投身到反专制的行列,我们也可能仍然抓不住机会。其结果不是我们淘汰了他们,而是民众淘 汰了我们。
    
    建立政治替代力量和发展壮大民运组织的意义,不仅是指具体工作的有效开展,更 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所发出的信息。组织工作开展得好,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组织,另一方面也会有更多的民众支持我们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外围组织。一个好 的政策,需要一个有行动能力的组织才能推广和实现,比如法轮功推出的九评共产党,现在几乎家喻户晓。而民运里的一些个人和组织也曾写过类似的文章,却从来 没有形成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不仅应该是有思想能力的组织,更要是有行动能力的组织。海外民运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行动能力差,我 们连举办“六四”纪念活动都动员不了很多人参与,更妄论其他活动了。而法轮功学员却能在全球各地频繁地举办各类大型活动,如神韵晚会,退党集会,反迫害游 行等。如果我们连一个小型集会都无法有效组织,又谈何号召起广大民众来投身民主运动,掀起一场民主革命呢?
    
    当然,过去的失败并不等于永远的失败。正是因为过去曾经失败,我们才要以更大 的决心和毅力去争取下一次的成功。清末时期曾叱咤风云的湘军首领曾国藩有一句名言:累战累败,累败累战。今天中国民主运动最需要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坚不 可摧的气概。我们不仅要有永不言败的精神,更要有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我们于2008年初成立的中国过渡政府就是重振海外民运和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正在朝更高的目标迈进。
    
    
    建立中国过渡政府,一方面是为了促成民主革命的早日到来,尽快将各地零星的维权抗暴活动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来。国内目前的形式对我们非常有利,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并正在朝向民主革命的方向发展。可是,中国民运仍然是一盘散沙,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 使 得有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社会无所适从,希望投身民主运动的国内民众无所归依。全国维权抗暴民主运动始终无法形成一盘棋,中共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镇 压各地的维权抗暴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民主转型做相应的准备,避免中华民国初期混乱局面的重演。中华民国初期权力出现真空,临时约法匆忙出台,政府架构严 重失当,总统与总理权责不明,内阁频繁更换。最后导致强人政治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以至于毛泽东赤裸裸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同时,建立中国过渡政 府也能逐渐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及时阻止和追查外逃官员的资产,避免转型期给国家财务造成的重大损失,维护社会正义。
    
    如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大环境都在迅速变化,未来支持民主运动的力量会很多很大,我们必须先走一步,哪怕走在别人前面半步,今后的路就会容易走得多。否则,临时抱佛脚恐怕只会事倍功半。中国民运队伍里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殷鉴不远。
    
    
    成立中国过渡政府的正当性
    
    建立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政治反对派力量,尽快促成民主革命的到来,并为未来中国 民主转型做必要的筹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过渡政府只是一种提法,与海内外其他民主运动组织在架构设置和组织运作上没有很大 的区别。其他的人如果认为有更好的方法,也不妨去试。
    
    事实上,在海外成立过渡政府或流亡政府在历史上早有惯例。古今中外的例子举不 胜举,其中最被人们津津乐道是戴高乐二战期间在英国建立的流亡政府“自由法国”。戴高乐领导了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受到法国人民的深切爱戴。如今达赖喇嘛 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达赖喇嘛本人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尊敬的人之一。组建过渡政府或临时政府已成为反抗专制暴政的一种方式,并 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认同。被称为非暴力运动理论的教父金.夏普将建立平行政府列为198种非暴力策略的最后一种。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如今我们建立过渡政府,也同样没有是否具备资格的问题。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我们与中共绝不妥协的立场和反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欢迎任何人加入到过渡政府中来,表现同样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过渡政府的道义优势
    
    中国过渡政府的主要发起人和组建者都是过去从事民主运动,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民主斗士。因为我们过去的经历,使得我们具有了一定的道义形象。甚至可以绝对一点说,我们目前所具有的所有资源就是道义形象。因此定位准确,以维持我们的道义形象就显得特别重要。
    
    具体来说,我们要将自己定位为反对派运动中坚,原则问题不妥协,做到有理有 节,并通过我们从事的活动逐渐树立起社会道德感召力和取得民众的信任。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可以在开展具体工作时根据特定的环境采取灵活的策略。无论是接 触,对话,谈判,都必须坚持原则,同时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使我们的目标离理想更近一步,而不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否则,我们的最大优势没有了,我们 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会遭到公众唾弃,到最后一事无成。我们必须承认,如今国内任何一个较大机构的负责人手里拥有的资源都比我们多。如果我们不站得比他们高, 我们就无法跟在资源和地域上都比我们占优势的人和组织竞争,比如八大民主党派。他们在转型期一定会划清与中共的界线,而且很可能喊出的口号比我们还响亮, 八九民运时费孝通等民主党派人士的表现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到时候想区别也不可能了。民运里也有各种定位的人,有的人 不回避与中共互动,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希望通过改良实现民主,有一部份人在同中共接触的同时保持对中共的批评,改良革命都乐见其成,还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共 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发动一场民主革命将它推翻。我们就属于最后一部份人。对于其他人的做法和策略我们不加评判,但我们要始终坚持我们的做法 和定位。现在来讨论谁对谁错及谁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还为时过早。时间将证明谁是对历史负责任的做法。
    
    基于我们的背景和共同的理想,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理想、组织和个人之间确定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始终将我们的共同事业放在第一位,组织放在第二位, 个 人放在第三位。无论从事业还是组织的角度思考,我们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面对中共极权暴政,我们唯一的武器是真相与道义力量。能够面对危险而勇敢的站 出来坚持真理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最能激发出广大民众参与到我们的运动和组织中来。同时,我们必须始终铭记这一点:坚持做正确的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面 对如此强大的专制政权时才能永保希望。如果我们也象对方一样不以对错作为我们行事原则,我们就跟对方处在同一个道德基点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单 靠政策、谋略和实力,是永远也无法打败我们的占尽了资源优势的对手的。关于这一点,捷克著名异议作家、前总统哈维尔有极为精彩的论述,不仅如此,他也是巡 着自己的理念实现了理想,使捷克成为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专型最成功和彻底的国家之一。事实上,自从第三波民主浪潮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最后都是以 道义取胜,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前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娃蒂,缅甸反对派精神领袖昻山素姬等都是本国前国家领导人或反对派领袖的家属,她们赢得全民的尊 敬和支持,主要不是靠政策和谋略,而是靠道义形象。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及前南韩总统金大中等也是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道义上的正确选择,最后成为了 民族英雄和政治领袖。因此,我们既然已经在道义上占了优势,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种优势,改走其他人尤其是体制内的人所走的路子。那是最不明智和得不偿失 的。
    
    中国过渡政府如何有效地运作和发展
    
    中国过渡政府未来主要应该做好两件事:建立一个合理和健全的组织架构及融入到国内维权抗暴民主运动中去。
    
    当我反复强调道义对于专制社会下的反对派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并没有否认组织发 展和组织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我完全明白,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政治转型,产生不同类型的政治领袖。比如说,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印度尼西亚就大不相 同,前者的情况接近南韩,而后者则更接近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前一种属于宁静革命或称和平演变,这种情况下的政治领袖多产生于善于经营组织和培养自 己的实力的民运人士,而后一种则属于和平革命或人民力量运动,这种情况下谁在道义上占了优势,谁就很可能成为新时期的政治领袖。八九民运中产生的学生领袖 和工人领袖,基本上都是因为在道义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成就的。我们都知道,跟多数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领袖相比,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既没有足够的从事反对 派运动的背景和经验,也没有自己的组织实力和资源,我们唯一与其他参与者不同的是我们敢于站出来说出真相,向强权挑战。未来中国政治转型如果因八九民运那 样的方式发生,还会在一夜之间涌现出一批新的各阶层的领袖,如学生领袖,工人领袖,农民领袖,军方领袖,宗教界领袖,体制内反叛者,知识分子代言人等。因 此,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对我们自身所处的背景和地位有一个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做好上述两件事发挥出我们最大的影响力。
    
    中国过渡政府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在建立和健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已 经从最初的十余位发起人发展到现在的数千登记在册的“公民”,数十位推选出的议员,十余位内阁成员。最近我们正在举办维权领袖讲习营,希望在短时间内培养 出一大批国内团结在过渡政府周围的维权领袖和民运骨干。我们前不久刚顺利完成了政府换届选举。我们希望通过过渡政府的运作,逐渐累积从事政治运作和政府管 理的经验。
    
    今年对于中国过渡政府来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组织和健全组织 架构,广泛吸纳各少数民族的领袖、各宗教信仰团体的代表、民间维权领袖、各界社会贤达、海内外民主斗士和不愿意参与镇压的各级军官等加入过渡政府,共襄义 举,为未来民主中国谋与计。我们应该与台湾,西藏,新疆,法轮功,地下教会等各种现有的政治力量形成反共统一战线。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反对派运动中没有 一个象征性的领袖,我们只能通过组织的形式树立影响力。而组织的战斗力靠两点:路线正确和动员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将发展组织和制定方略作为我们的首要工 作。
    
    中国过渡政府应始终保持多元特性,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样才能做 到人尽其才,同时我们也应该利用这段时期提高我们自身的民主意识和练习民主操作。我们要善于发现人才,吸纳人才,培养人才,容纳不同的声音和个性。政治组 织不是清教徒组织,也不是精英组织,需要各种水平,各种类型的人参与。在最基本的原则理念一致的情况下,求同存异,兼容并茂。就拿台湾民进党的例子来说 吧,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八大派系,但却始终能保持团结。中国过渡政府未来很可能成为不同的反对派组织结成的广泛联盟,这样就使得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学会与不 同政见、不同风格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打交道。
    
    进一步提高过渡政府的决策能力
    
    中国过渡政府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必须具有果断的决策能力。而保证这一能力 的机制就是需要有一套适合我们组织情况的决策程序。我们必须采取民主决策程序,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要保持步调高度一致,否则我们的反应就会显得非常迟钝和不 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很多该开展的工作就无法开展。也就是说会很快被其他具有更合理的决策机制和更高的行动能力的组织走到我们的前面,辜负了我们的历史使 命和民众的期待。
    
    我们应该对未来形式有一个基本判断,哪怕那个判断最后证明是不准确的,甚至是 错的,也比不做任何判断,并达成共识要好。因为只有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才能作出下一步规划,并使组织具有一定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凝聚 力和号召力,不达成任何基于我们的判断而作出的共识,我们的组织就会在原地踏步,其最后结局就必然是生命力萎缩,并最终走向失败。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我们 大家到同一个目的地,我们的目标一致了,因此我们结伴而行,可是,由于路途遥远,我们会不停地遇到十字路口或分叉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做一个 选择:往左,朝前或往右。无论是朝哪个方向走,都比因每个人意见不同停留在原地不走要好,因为无论朝什么方向走,走多少弯路,都有可能最终到达目的地,而 停留在原地就注定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了。
    
    很多民运组织过去长期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很多重大事情无法达成共识,因此 无法执行。一些民运组织负责人的主观意愿与社会的客观需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错位,国内局势的发展已经超前于他们的思想了。比如说,国内现在四处在罢工游行 集会甚至武装自卫,身为民运组织应该如何应对,是乐见这种状况发生呢,还是不希望它发生?准备一直袖手旁观呢,还是愿意助一臂之力?如果希望介入,又应该 如何介入?这些人还没有将这些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政治上严重涉后的表现,使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很多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其实,作为政治性组 织,他们现在这样的状况对于民众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民众自发的运动往往成果很有限,牺牲大,成果小,如果我们这些有政治运作经验的组织能及时以恰当的 方式介入,帮助他们开展活动,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最近国内有一个颇具规模的组织的负责人主动跟我联系,希望我们指导他们的活 动,他表示,他们什么都不缺,已经下定决心要抗争到底,可就是不知道除了没完没了的上访还能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开办维权领袖讲习营,他们可以在网上 听课,了解更多从事人权民主运动方面的知识。他说这是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可见,我们平时如果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非常快,我们应该随时调整 我们的思考角度和工作重点。一个政治性组织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就看它是否能把握运动的主方向,推进运动的发展,并最大限度地在这场运动中起到某 种协调和领导作用。谁在这三方面做得最好,谁就会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应该对此有很深的体认,因为我们参加过七九或八九民运,并在其中扮演 过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民运力量应有的共识和原则
    
    我们作为专制制度下致力于促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反对派阵容,包括中国过渡政府和 其他民运组织在内,必须首先明确我们的目标和工作方向。基于我们从事民主运动的反对派组织的定位,我们应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建立起共识,否则我们的目标就 不会清晰,我们的组织就没有战斗力,我们的工作就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
    
    我们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形成共识:
    1.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中共的暴政。因为中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专制,在过去半过多世纪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不可能主动还政于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再寄希望于他们主动改革,实现民主,回避与中共的对立,与其说是幼稚,还不如说是懦弱。
    2. 我 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早日结束专制,走向民主化。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中共的统治存在一天,中国民众的不满就会越大,社会整体道德就会进一步滑落, 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就会更加严重,自然生态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就会进一步恶化,中国未来社会转型的成本就会越大。中国早一天实现结束中共的统治,中国民众 就会早一天从法西斯式的统治中摆脱出来。同时,中国的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实现民主的条件,而且早已超过其他许多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的水准,如蒙 古,印度及多数非洲民主国家。
    3. 我 们应该尽可能地使用非暴力手段促成中国民主化。我们坚信通过这样的途径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代价最小,也最有利于今后的民主建设;同时,我们也认为民众具 有使用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中共是最终遭到暴力推翻还是和平下台,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所做所为。我们将始终不移地走非暴力抗争的道路,但是我们无 法也无权阻止民众用暴力推翻中共的行为。
    4. 我 们应该尽量广泛地与其他反对派力量谋求合作,而不是画地为牢,以种种漂亮的说辞将自己孤立起来。如果我们首先将我们自己假设成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然后根 据我们的这一假定来拒绝其他道德水准不够我们高的人加入到我们组织中来,甚至拒绝与他们来往与合作。那么,我们的组织就无法真正得以发展,我们的事业也就 无法取得成功。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发展政治组织要求的主要是理念的一致,而不是将道德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5. 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组织的多元兼容形态。这是现代民主政党和其他列林式革命政党本质上的区别。在不违反组织章程和大的方针的前提下,组织内要允许存在不同主张的派别。在民主国家的民主政党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的派别,并且都是公开化的。
    五,如何促成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转型
    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模式
    
    一个国家从专制政权解体到初步实现民主,这一过程通常称为民主转型期。每个国家的这一过程无论是从时间还是方式上来讲,都各有不同。下面就分别从转型期的时间长短和具体方式两个方面来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展开分析。
    
    现阶段对于中共专制政权还能维持多久存在三种看法:一是认为中共无法维持很 长,未来随时有可能爆发一场民主革命,甚至因为兵变等突发事件而导致中共垮台,即使短时间内不出现这种情况,中共也无法以现有的高压方式长期维持其政权, 短则一年长则五年必然会垮台,中共一旦垮台,中国就会走向民主;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共还可能会维持十到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胡锦涛时代及习近平时代前期 中共不太可能会垮;三是认为中共会长期维持其专制统治,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都看不到它的垮台。
    
    我认为,第一种也就是未来五年内中国发生巨变的可能最大。前面我已结合中国目 前的局势,就这一可能性做了详细的理论性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持第二种看法的人多数是曾经和正在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他们没有确定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这种观点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愿望。他们既不愿意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太多的牺牲和贡献,又不希望在他们老态龙钟无力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民主才 得以实现,更不愿意接受在他们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中国实现民主的结果。因此,他们一方面消极等待,不做任何努力去促成民主的早日实现,同时又幻想在他们希望 中国实现民主的一天民主从天而降,比如,有些民运朋友寄希望于中共第五代,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主政时中国会逐渐走向民主。持第三种看法的属 于已被中共的暴力和谎言彻底打败的人。他们要么相信所有的人至少绝大多数人都象他们一样惧怕中共的暴政,要么被中共的所谓没有共产党天下就会大乱的理论所 愚弄。因为不敢反抗或害怕天下大乱,于是他们选择了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中共不会垮的说法。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中国民主之路的可能方式。过去一百多年来,一个国家从专制走 向民主的具体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武力推翻旧政权或称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平民主革命或称“颜色革命”,及从上而下的和平演变。我认为和平民主革命的可 能性最大,传统式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很小,而和平演变几无可能。过去三十年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并实现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的。这里有很 多因素,如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及国际社会监督力量的加强,科技的发展和通讯条件的改变使战争和地域的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不再愿意冒着牺牲 生命的代价去换取生存条件的改善等。尤其是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法律和人权意识的普及,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逐渐被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和运用。
    
    随着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和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专制政权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和 合理性。在未来的几年中国极有可能爆发一场影响全世界并最终导致中共垮台中国走向民主的和平民主革命。在这期间不排除发生兵变或军队中立等戏剧性事件。在 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也就是中共最高当局逐渐丧失其权威地位的情况下,当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爆发时,部分军队将领完全有可能保持中立甚至领导军队哗变。 军队中立或哗变属于非暴力抗争的范畴,在民主化的过程中社会成本最小。金.夏普将其列为198种非暴力策略中的第148种。 当然,如果中共专制大厦是通过军事哗变推倒,我们就要努力避免几种可能造成民主化进程出现反复的情况发生:一,防止军人长期执政,尽快建立具有公信力和广 泛代表性的临时联合政府;二,避免军队之间的局部或大规模冲突,需要国际社会的监督和介入;三,避免在未来对民主政府发动类似的军队政变,甚至实行军事独 裁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爆发一场民主革命,中国政治生态从中共一党专政走向多元 民主政治的速度会很快。也就是说,就算我们现在开始着手准备,恐怕也会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培育出一个新型的相对成熟的政治组织之前民主革命就爆发了,中共也 全面解体了。过去我们用了近二十年,或者说更长一点用了三十年,也没有真正培育和发展出一支具有领导这场民主革命的力量,甚至连一个能代表反对派运动的声 音的组织都始终没有出现。换句话说,我们过去所有的运作模式都是不成功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既有中共专制高压统治的因素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国 际社会对中共采取馁靖政策有关。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将来有机会再另行论述。因此即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全力以赴去发展组织和壮大队伍,也未必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步 伐。现在国内绝大多数维权领袖和各地的维权活动、抗议集会等都与我们这些资深的民主运动人士和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已足以证明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已无法赶上历史发展的步伐,将来就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了。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振作起来,拿出百分之百的热情来从事我们的 这场事业,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未来的民主转型期间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和做出应有的贡献。
    
    除了要进一步发展和健全民运组织,使我们能在未来的维权民主运动中发挥一定的 协调和服务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将国内的维权抗暴运动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方向上来。五年时间无论是从发动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还是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 转型过程来讲,都是非常短暂的。如果我们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初步共识,我们就应该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进行全方位准备,促成中国民主革命早日到来和民主事 业的早日实现。
    
    
    简论改良和革命与和平和暴力的关系
    
    我们中的很多人过去对改良和革命与和平和暴力的关系并不清楚,被中共严重误导。这里我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来阐述它们相互之间及其与民主的关系。
    
    一,改良(Reform, 中共称改革)是指改进事物的个别缺点,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从政治学上讲就是在现政权主导下对原有政治制度进行改进。人们过去普遍存在一个错误的观 点,即改良就等于不流血,就等于和平。其实不然,在历史上改良既有和平进行的,也有伴随着暴力而发生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末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 新。一百多年前推行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们不仅主张暴力,而且实施暴力。他们曾策划暗杀慈禧太后,企图以暴力夺取后党的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组织 武装力量发动起义,后功败垂成。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通过了一场戊辰战争才推翻幕府的旧势力,此后还发生了多次流血事件。因此,改良并不等于不会伴随暴力。
    
    二,革命(Revolution)是指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本质,从政治学上讲就是推翻现行体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革命既有在暴力推动下进行的,也有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和平革命。至于当代历史上世界各国的颜色革命则都属于非暴力性质。革命仅仅是指一场彻底的变革,并非要革人的命,换言之,革命并不等于杀 人。过去国人在中共暴力革命理论的灌输下,将革命等同于杀人,这是曲解了革命的真正含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基本上都没有暴力和流血的成分,无论是政治革 命,还是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文化革命等。将革命等同暴力和将改良等同非暴力都是错误的,是对改良和革命的曲解。因此,主张非暴力的人并不能将此作为反对 民主革命的理由,也不能作为支持改良的理由。
    
    三,民主并非只能通过非暴力运动达成。暴力革命不是必然会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 循环,两百多年前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建立起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完善的民主制度就是明证。但是非暴力运动确是最好的达成民主的方式。通常情况下,通过和平的 方式达成民主是最稳妥的途径,较能使民主成果得以巩固。但它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永远正确。在历史某些非常时期,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也并非没有可能, 有时候还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们要做到先礼后兵,谁都希望通过讲礼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讲理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了,通过武力 解决问题总比问题永远不解决要好。我相信,任何人也不愿意选择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的结果。我们要尽力而为,做到仁至义尽,如果中共仍然一意孤行,我们只能 拿起最后的武器,与中共决一死战。这是对历史和人民最负责人的作法。
    
    四,如今中共及其走卒以避免流血的名义大肆鼓吹改革,反对革命。可是,在中共 的所谓改革三十年里,中国人民无时不刻不在流血,仅八九年那场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就有数以千计的无辜学生和市民献出了生命。最近几年全国维权运动风起云 涌,每次运动包括去年的西藏同胞争自由的运动都遭到镇压,无数的仁人志士被投进监牢甚至遭到处决。难道我们为改革而流的血还少吗?难道我们非要让整个中华 民族的血流干,才能起来革命,才能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我们希望中国未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促成民主变革,但是,我们在面对中共的残暴镇压时要奋起反抗,决不 退缩。
    
    五,中共因为作恶多端,害怕交出权力,更害怕人民起来推翻它。因此散布改革等 于非暴力,革命等于暴力,革命只能导致以暴易暴,只有非暴力才能走向民主的谬论。一句话,他们借反对暴力来反对革命,幻想永远垄断政治权力。我们必须戳穿 它,使它不能再迷惑民众,为未来的和平民主革命奠定理论上的基础。
    
    
    如何促成民主革命的到来
    
    2009年是中国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一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广泛发动民众参与到这场伟大的维权民主运动中来。同时,积极寻找和创造时机,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类似八九民运的民主革命。
    
    从目前中国的局势来看,以下任何问题的进一步恶化都有可能引爆一场全民维权抗 暴运动:股市崩盘,房地产泡沫化,银行挤兑,通货膨胀,能源危机,腐败横行,警匪一家,强行拆迁,环境污染,有毒食品,疾病扩散,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及救 济不力等。同时,任何一件表面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偶发事件都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如贵州瓮安事件和江西銅鼓县暴动事件等。我们必须及时关注各地民 情和动态,随时针对发生的重大官民冲突事件和维权抗暴活动做出反应,并给予当地民众和弱势团体以有力的支援。从而将民众维权抗暴运动引导到民主革命的大潮 流中来。
    
    最近这段时间,无论是国际媒体,还是国内媒体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谈论2009年在中国可能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或民间抗暴风潮,有人将它与八九民运做类比,也有媒体如美国新闻周刊登等认为在新的一年里可能引爆比八九民运更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浪潮。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全方位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掀起一场新的民主运动的高潮。
    
    一,进一步推动退党运动。三年前开展起来的三退运动(退党、退团、退队)是当代民主运动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所涉及到的人数之广,社会影响力之巨,对中共当局造成的冲击都是近几年其他民运活动所无法比拟的。 中共为了对付三退运动,还专门开展了一场所谓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要求每个党员重新宣誓。退党运动是典型的非暴力抗争方式之一,属于金夏普所归纳的198种非暴力抗争策略中的第64种。 它不仅适合当代中共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国情民情,使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瓦解中共的统治权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在开展运动的过程 中对广大民众进行了民主意识的启蒙。这场运动是典型的东方式以柔可刚的做法,对未来重建民主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避免大规模清算和报复。我相信,随 着三退人数的增加,正义力量与中共邪恶力量的对比会很快出现变化,并逐渐取得上风。
    
    二,推动全民不合作运动。通过网络和我们在国内的骨干力量,大量散发非暴力抗 争策略的各类手册,包括非暴力策略手册,开会手册及权利手册等,让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并逐渐在运动中产生领袖。通过文宣和游说,推动军队在未来的官民冲突中 保持中立,号召公务员消极抵制当局的镇压政策,同时,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尽力做中共官员的策反工作。因为中共的强力打压和白色恐怖统治,全民不合作运动的 协调工作暂时只能在海外进行。否则无法发起全国性维权抗暴运动,不能根本上动摇和解决中共的政权。中国过渡政府及外围力量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和历史使命。
    
    三,开展收回土地运动。我们也可以称此为第二次土地革命。过去中共将我们的土 地收为国有,实行公有制,美其名为均贫富。如今他们对国有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强行占有,完成了一次将人民的财富转化为自己的财富的整个过程。身为这块土 地上的主人,尤其是祖祖辈辈日出而作的农民,我们有权利将被掠夺去的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重新收归我们集体或个人所有。我们应该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土地 运动。至于具体操作方法,大家可以更进一步地集思广益,深入讨论。比如以多少年使用时限确立土地的归属等细节问题等。我个人建议以二十五年为限。也就是说 如果某人过去二十五年都在使用这片土地,那么这片土地就应该永久性地归他所有。这方面在国际社会有很多范例,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如果某人使用某个地方超 过某个年限,那么他就自动拥有这片土地的权利。
    
    四,推动全民自治运动。中国现有各行政区域内的有识之士都可以推动当地的地方 自治运动,如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中华民国初期,湖南及部分其它省份曾推动联省自治运动,虽然功亏一篑,但毕竟对削弱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阶段我 们在推动民主运动时,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应该是逐渐削弱中共中央的权威和统治能力。八九民运期间,湖南一群仁人志士曾策划湖南自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 和政治环境,那场自治运动注定无法成功。但今天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下一次民主抗议浪潮到来,发动地方自治运动不惜是一种可行瓦解中共集权的 有效途径。
    
    五,开展结社和组党运动。过去三十年中国民主运动举步维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 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公民社会。今天虽然有了公民社会的皱形,但离具备与政府分庭抗争的实力还差得远。 建立公民社会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开展结社和组党运动。如果民间的自主力量强大起来了,当局在面对民众的抗争时就不得不有所收敛。现阶段结社运动的主要方向应 该是组建能切实保护工人自身权益的行业性工会和互助性质的协会,如出租车司机工会,教师工会,反强行拆迁协会,访民互助会等。而组党运动应该在民主运动形 成一定的声势时,逐渐从秘密走向公开。在民主运动高潮来临之前,我建议从事组党活动的朋友尽量保持低调和避免暴露身份,做好在运动到来之际参与协调工作的 准备。一场政治运动没有成熟的政治组织来协调,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要未雨先绸,切不能重蹈八九民运没有组织化的覆辙。
    
    六,进一步推动闯关运动。2008年 奥运前夕,海外民运曾发起闯关运动,但成效有限。这既有我们自身准备不足的原因,也有中共全面封锁和封杀的因素。不过,这并不等于说闯关运动就不是一种很 好的民主运动的形式。我们知道,过去无论是台湾,还是菲律宾,南韩还是巴基斯坦,都曾经因为海外流亡人士的闯关而激活了沉寂多时的民主运动,并将运动推向 高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去年巴基斯坦长期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袖布托冒险回国而掀起的民主运动高潮。中国民运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民运领袖都流 亡在海外,如果大家能在闯关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并行动起来,将发挥我们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我期待着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思考这个问题,并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
    
    七,继续开展网络签名运动。网络作为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工具,几乎已经普及到每 家每户。中共一方面倾全国之力,封锁对他们不利的网络信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有效地开放网络。而海外一些有识之士针对中共的封锁,开发出了各式各样的突破 网络封锁的软体,令中共疲于奔命。过去这些年来,人们利用网络维权已成为时尚,网络签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各种签名网民意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要继续 利用网络这一现代化的工具,开展各类呼吁性的签名活动,给当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唤醒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未来的民主革命大潮中来。
    
    八,推动三罢运动。中共当局也表示,2009年 很可能是群体事件高发年。我预计今年的群体事件将遍及全国,从乡村到大都市都将出现一个壮丽的景象。为了让全国民众能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我们要大量推动教 师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过去一年全国各地出租车司机罢工已取得初步成果,各地中小学教师罢课也已蔚成风潮。今年我们要延续这一势头,并从 中引导形成一场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工罢市运动。迫使中共当局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并激励体制内有良知的官员勇敢地站出来,走向民众和民主的一边。
    
    九,追责索赔运动。我们要发动民众向当局追责和索赔。自中共统治大陆以来,历 次运动的受害者和其它生命财产受到侵犯的各界人士数以千万计。我们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比如,中国过渡政府或其它海外人权民运团 体可以成立冤情举报中心,开始着手收集和处理大量的社会冤案,以期向未来民主政府提供相关的资讯和处理意见。一些有条件的民运组织可以设立专门处理与镇压 “六四”,反右,四清,三反五反,迫害法轮功和其他修炼团体,迫害地下教会,民族迫害等相关的部门。这样会极大地赢得民心,同时也会激发广大民众参与维权 民主运动的热情。目前在国内有些追责和索赔活动还无法开展,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人可以就地起诉中共迫害我们的当事人。这一点过去法轮功作为一个受害者群体, 已经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
    
    十,练功和信仰自由运动。由于过去中共的长期统治,人们失去了信仰,生活没有 了方向。如今人们开始寻找精神的寄托,中国宗教复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人企图以镇压的手段阻止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镇压法轮功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九九年法轮功遭到镇压,十年后法轮功传遍全世界。我们要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法轮功和其它宗教信仰团体争取的练功和信仰自由。并将这 场运动汇聚到全民争自由争民主的大潮中来。
    
    在推动上述十项运动的同时,中国过渡政府也要随时作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继续宣传民主理念和民运活动。通过网络,电邮,聊天室,SKYPE,论坛,博客,建免费网站,搞民意测验,发短信,发传真,打点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多种方式来宣传我们的理念和活动。
    
    二,大力发展地区联络人和建立过渡政府的地方力量。
    
    三,全面培养和扶助国内维权领袖。举办各类培训班,形成全国民主革命的骨干队伍。
    
    四,及时说服和策反地方政府官员和军人,要求他们保持中立或消极怠工。
    
    五,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利用我们的有利资源对国家社会进行游说,通过举办各类集会活动争取媒体的关注,争取国家社会的资金上和技术上的支援。
    
    六,充分利用独立媒体协调国内的维权抗暴民主运动。自由亚洲电台、希望之声、新唐人等电子媒体在未来民众抗暴运动中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众所周知,东欧巨变和八九民运如果没有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提供的及时信息,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巨大的声势的。
    
    总而言之,今天的形势对中国民主运动非常有利,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维权抗暴运动引导到全面民主运动中来。时机一旦成熟,我们就可以动员全民走上街头,要求中共下台,实行全民民主。我们可以将它称为第二次“六四”民主运动。
    六、民主转型期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民主转型的三个阶段
    
    一般来讲,民主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即专制政 权的倒台,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及民主化的巩固。为了方便描述,我就举部分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与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为例来加以说明。中国是东亚国家,与东亚 及东南亚其它国家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非常接近,同时又是共产极权国家,与巨变前的东欧各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非常相似。因此,比较东亚及东南亚和东 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过去三十年来,完成了民主转型的东亚及东南 亚国家主要有台湾、南韩、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泰国等。台湾和南韩的情况比较接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情况有些类似,而泰国因为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与中 国没有可比性。因此,这里我只举台湾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些国家民主转型的大致过程和遇到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台湾的例子。1986年9月底,台湾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议,突然宣布组建民进党。蒋经国经过反复思考后,默许了民进党的存在。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开放党禁的决定。此后,台湾反对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仅登记在册的政党就有一百二十多个。1996年李登辉执政时期正式开放总统选举,李登辉顺利当选首届民选总统。2000年第二次总统选举,民进党主席陈水扁当选总统,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2008年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马英九高票当选总统,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根据亨廷頓的两次轮替鉴定理论((two-turn-over test),即从民主转型而达到民主巩固,至少要以政权是否已经民主而和平地转移两次为最基本条件,至此台湾正式完成了民主转型的三个阶段。而这一民主转型的过程也被称为“宁静革命”,因为整个过程非常平稳,没有出现戏剧性的变化,甚至连民主转型的第一个阶段即专制政权的倒台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和地区非常少见。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1998年5月, 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长达三十年的苏哈托在民间声势浩大的抗议声浪中被迫下台。可是,虽然民间团体和反对党领导的广泛的罢工集会等抗议活动导致了苏哈托 下台,但在付总统哈比比接掌政权后,这类争民主的抗议活动就基本终止了。因此民主运动并没有一步到位,以至于后来的反对派领袖瓦尔德上台后不得不与苏哈托 的旧势力合作。从瓦希德上台到梅加瓦蒂总统执政期间,印尼的“民主的巩固”阶段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四方面:第一,苏哈托及其旧的势力非常强大,不时对民主进行反扑;第二,党派斗争异常激烈,政策难以顺利执行,政府缺乏治国经验;第三,1997年经济危机和1998年的动荡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第四,民主初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国会与总统之间长时间激烈对抗。总之,相比台湾的民主转型,印尼的民主的巩固期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阶段。
    
    东欧各国几乎都与前苏联在同一时期发生巨 变,从专制走向民主。这一过程充满戏剧性。东欧各国民主变革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大同小异。总的来说,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是反 对派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民主转型的,罗马尼亚是通过有效的暴力和军队哗变结束专制政权,南斯拉夫巨变后导致整个联邦解体,并引发了长时间的内 战,而东德的情况有些特殊,是通过与西德合并而融入西德的民主制度。在整个东欧巨变过程中,普遍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众对当局越来越不满,党内 外的反对派向专制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民主,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或举行罢工等;第二阶段当局开始无法控制局势,他们无法对民众进行镇压,只好对反对派妥协退 让,使反对派势力得以迅速壮大;第三个阶段则是当局被迫还政于民,反对派通过选举获取政治权力,终结专制统治。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比较 顺利,民主初期党派之间相互倾辄的情况没有东南亚国家严重,尽管有些国家如波兰党派众多,但没有出现严重的恶性竞争和民主倒退的现象。经过近二十年的民主 建设,在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后,东欧所有的国家都顺利完成了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并实现了“民主的巩固”。
    
    由于东欧各国的情况大致相同,这里仅举波兰和捷克的民主转型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
    波兰是东欧最早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波兰首次大选的那一天恰好是中国的1989年“ 六四”镇压日。波兰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赢得大选。第二年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高票当选总统。波兰共产党在大选失败后,宣布改名为民主左翼联盟,并宣称 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波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教徒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同时波兰历史上素有民主传统,人民的民主素养比较高。再加之波兰共产党相 较其它东欧国家,一向对反对派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比较宽松。因此,波兰的民主转型比较顺利。波兰实现政治民主化后政局稳定、社会和 谐。支持变革的“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大量选票,和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而执政。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科瓦谢聂夫斯基击败了瓦文萨,当选总统。不过,由于波兰民众对共产党普遍非常反感,“民主左翼联盟”竭力划清自己和过去的共产党的界限。1996年,“民主左翼联盟”提名奥莱克塞为总理,“团结工会”则在军事法庭指控他曾在1982年为苏联作情报工作。“民主左翼联盟”的形象从此在民众中一落千丈。现在的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他的总理弟弟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是曾是法律与正义党领袖,都是坚定的反共人士。
    
    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民主运动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捷克的民主运动就没有中断过,期间最有名的就是哈维尔等知名异议人士发起的七七宪章运动。1989年11月,捷克反对派公民论坛等发动一场民主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从而终结了捷共的专制统治。天鹅绒革命爆发后,雅克什辞去共产党第一书记,并举行全国大选。反对派领袖哈维尔当选总统,布拉格之春运动领袖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国会议长,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此后两届选举哈维尔都顺利当选总统。哈维尔是当代民主国家担任总统时间最长的总统,长达十三年之久。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担任如此长时间的总统是我的不幸。
    
    
    如何使民主得以巩固
    
    根据著名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林茨和我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泰潘的“民主的巩固”理论,民主的巩固需要五个环境: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 )、法治(rule of law)、国家机构(state apparatus)和经济社会(economic society)。 公民社会主要指结社自由和交流自由,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是民间组织是否强大,政治社会指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环境和竞争机制,法治指 宪政思想下的司法独立体系,国家机构指理性而合法的权力机构,经济社会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市场体系。这五个环境互相关联,很难单独展开,尤其前三者是巩固 民主的先决条件。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最需要推动的工作是建立和发展公民社会。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再美好的民主蓝图也无法真正得以实现。
    
    要想使民主真正得以巩固,还必须使本国国民 真正学会民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民主即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后,民主才能得以真正巩固。西方部分政治 学家甚至将国民的民主意识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之一。美国就是一个高度成熟的民主社会,人们对民主有极深的体认,并反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 节。人们在接受民主洗礼和体验民主后就会发现,民主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邱吉尔曾说,民主并不是好的政治制度,但它是现有制度中最好的。亨廷顿曾 说,“当人们了解到,民主只是为专制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而未必为所有其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时,民主就会变得巩固了。”
    
    总而言之,当人民已经确信民主制度是处理公 共事务的最好方式,而且也愿意为此遵从以民主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时,民主才算基本上得到巩固。从过去部分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曾发生民主倒退来看,中国未来 民主初期出现反复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但是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想办法防范于未然。
    
    如何实现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是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专制政权的政治压迫、以及因压迫而导致的社会分裂所做的善后工作,是对过去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弥补。具体来讲,由政府检讨过去因政治思想冲突或战争罪行所引发之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之行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为,取回犯罪行为所得之财产权利。转型正义的目的为巩固和保障基本人权之普世价值,预防未来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实现转型正义主要要做的工作有如下几项:
    
    1)对从事政治迫害的人,必须在法律上或道德上予以追究。比如对大面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要追究责任。从消弭社会分裂而言,政治迫害经常造成社会大规模的分裂。如果我们不追究加害者,社会裂痕不可能真正的弥补。
    
    2)向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偿还公道。被无理没收的财產必须归还;遭受肉体、自由和生命损失的人或其家属,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比如对“六四”死难者的赔偿等,是未来民主政府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
    
    3)对过去政治迫害的真相和历史,必须完整 地加以呈现。这方面可以参考柏林墙倒塌后的德国政府和取消种族歧视政策后的南非政府的做法。东德当年受迫害的人可以自由前往前东德中央情报局档案馆查阅相 关资料。南非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透过呈现历史的真相,可以提醒我们的后代,专制政权对人性的摧残。从而使我们的后代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果实。对 过去的罪行选择遗忘和忽视,意味著不愿对防止将来的罪行负任何责任。
    
    4)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因专制统治而造成的 民族分裂问题和其它族群对立问题。从名誉上给予受歧视和迫害的对象以恢复和修补。比如西藏民族问题和新疆民族问题,中共对他们犯下了累累血债,我们必须纠 正这一历史错误,还原历史真相,并采取补救措施,恢复汉藏和汉维之间及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实现转型正义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处理得 好,就会开启一个正义得以伸张的长期和平时代。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要么打击过度,走向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最后谁都以正义之名,行 报复打击之私;要么宽容过度,导致邪恶势力更加猖狂,使老百姓对追求正义更加失去信心。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面对不堪回首的往事和黑暗的歷史是需要勇气的。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错误,就无法真正改过自新,也无法防止悲剧重演。
    
    中共倒台后怎么办
    
    一,迅速建立临时过渡政府,宣布军队中立和国家化,实行紧急状态。
    
    不同的民主转型模式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和做法。这里仅举以和平民主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型为例来加以说明。
    
    未来中国民众和民主力量一旦通过民主革命迫 使中共当局退出政治舞台和还政于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第一时间以园桌会议的方式,通过各方协商和沟通建立临时过渡政府,并向全国民众做出庄严承诺,限期交 出权力和过渡到民选政府。这就需要中国民主力量各方具有较高的民主素养和超越党派利益的胸襟。一年前成立的中国过渡政府就是为了在这方面作一些必要的准备 工作,以免在未来形成临时抱佛脚的局面。我们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士能在未来参与到过渡政府中来,共同为顺利完成民主转型期的权力过渡做出努力。
    建立临时过渡政府后首先要做的事是宣布军队 中立和国家化。避免军队介入政治和影响权力过渡。根据当代中国军队的建制和管理方式,实现军队国家化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军事割据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不 过,为了平稳顺利地实现权力的过渡,军方派出代表参与园桌会议和临时过渡政府的工作是可行的,有时也是必要的。
    
    为了尽快恢复民主革命后的社会秩序和保障权 力平稳转移,临时过渡政府成立后可宣布短期内实行紧急状态,暂时取消法律规定的公民部分权利,比如游行示威的权利等。但是,这一紧急状态的实施,必须以保 障权力平稳转移到民选政府为前提,而不是为了临时过渡政府的有效统治。同时,要尽量避免过度使用这一权力,使民主出现倒退。中华民国过去长期实行训政,就是一种民主倒退的做法。一般而言,实行紧急状态不宜超过半年,临时过渡政府不宜超过两年。这是根据过去世界各国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
    
    在此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未来中国在民主转型的初期需要国际社会的有效监督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专家指导。
    
    这是因为中国至少半个多世纪没有任何实行民主政治的经验。民主政治的操作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和大量实际运作的经验,不是凭空想象就能顺利达成的。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未来我们一定要避免再走更多地弯路。这是对我们民族和历史负责任的表现。
    
    有一点我们不要过分担心,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指导虽然在民主转型阶段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一个独立国家的民主巩固最终是由国内各方力量决定的。
    
    二,尽快制定宪法及实现全国大选,完成从临时过渡政府到民选政府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临时过渡政府必须完成如下几项工作:实行紧急状态,制定宪法和相关选举法律,进行全国大选,最后完成权力转移。根据世界各国民主转型的经验,完成从临时过渡政府到民选政府需要一到两 年的时间,有时甚至更长。在此期间,我们主要要注意和面对的问题有:各方利益难以摆平造成宪法难产,政党林立造成众多政党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选举制度不 健全造成选举舞弊包括贿选和黑金问题,选举期间的暴力冲突事件的处理,军队干预政治及专制复辟和民主倒退等。避免这一阶段出现的问题,制定一部符合程序正 义和社会公义的宪法是其中的关键。
    
    三,保持民主初期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民选政府诞生后,为了巩固来自不易的民主成果和避免专制复辟,政府应该立即着手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制定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系列普通法规。使社会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2. 培 植多元的民主政治力量。争取在短时间内形成成熟的两党或多党政治制度,避免墨西哥、日本及前苏联部分国家长期处于一党独大的局面,使得完善民主的过程非常 漫长。亨廷顿说过,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很多现代化国家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 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持久地填补这一真空。
    3. 发展和健全公民社会,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走向成熟,与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民主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否则,一个再好的民主体系,也无法很好的运作。这在很多民主化初期的国家反映得非常明显。
    4. 对中共的罪行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追究。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浴火重生,才能避免专制复辟和悲剧历史的重演,才能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引以为戒,才能彻底翻过这不堪回首的一页。
    
    当然,民主初期的稳定还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能做的很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与其它国家的良好关系,不主动树敌,为维护世界和平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及转型期需要处理的问题
    
    未来中国通过民主革命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成立 民主政府后,将要面对一系列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转型期需要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民主政体的稳定和发展。由于这些问题并非某 些个人或团体就能单方面妥善解决,未来需要全体国民广泛参与讨论,通过国会制定相关法规来加以处理。因此,我在此仅仅将它们罗列出来,供大家集思广益。
    
    1,受迫害者的赔偿问题。
    2,对中共犯罪集团和贪官的追责和清算问题。
    3,国家资产再分配问题。
    4,土地资源重新分配问题。
    5,社会秩序重建问题。
    6,取消城乡户籍制度问题。
    7,保护被破坏的生态问题。
    8,重建医疗和教育制度问题。
    9,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问题。
    10,民族问题。
    11,港澳台问题;
    12,行政区域重新划分问题。
    13,审议与其他国家签署的条约问题。
    14,审议所签署的国际条约和重新认定所参与的国际组织问题。
    15,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问题。
    16,重新划定边界和疆土问题。 _(博讯记者:牛虻)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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