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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是“聚义”还是起义?——网上论《水浒》(二)/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0日 转载)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批评了红皮《水浒》的“农民起义说”,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虽然《水浒》作为小说是一部很复杂的书,但是对它的最简单解读却由来已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把《水浒》看成是一部“倡乱”、“造反”或者“起义”的书,是一个很早就发生了的现象。根据《水浒》专家沈家仁提供的资料显示,《水浒》的最早本子(叫《江湖豪客传》),明太祖朱元璋看了,认为是“倡乱”之书(相当于共产党社会的“反动”书),立即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心中有逆谋,不除之贻患”(引自《煮酒说水浒》一书)。施耐庵因而被捕。
    
    与朱元璋的看法相对应的是,那些要造皇帝反的农民起义军之首领,也都很看重《水浒》,甚至有的人还把他当成“起义的教科书”读。清代刘銮在《五石瓠》里说,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头目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击者效之”。至于说在太平天国的起义队伍中,起义者对于水浒的推崇,可以寻找到许多的例子。据说“当时《水浒传》在民间十分流行,识字的看书,不识字的听书,山寨的土匪们更是把这书当成占山为王的入门书籍,”(引自《通天血路》)与这样的事情一致的是,太平天国的造反者大都熟悉《水浒》。网上,有一位叫凤枭之天的人撰文认为,“太平天国的军师制度”之渊源,“取自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太平天国政体考》)。可见,《水浒》与太平天国起义联系之密切。当然在共产党革命的那个年代上,被包上了红皮的《水浒》何尝不是教科书呢?在上一个世纪30-40年代,毛泽东的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农民革命”的解读之后,《水浒》里描写的农民起义就被他们认为是历史的先声了。共产党建政后,官方对于《水浒》“农民起义题材”的肯定和《水浒》“热情歌颂农民战争”的定义,都不是偶然的。
    
    如果认为“农民起义说”成立,那么我提出如下的问题,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或者结果?
    
    1、《水浒传》中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什么时间里?
    
    是发生在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时间里,或者发生在武二郎杀嫂的时间,亦或发生在他刀劈张都监的那一刻?宋江杀惜,算不算是“起义”时间的开始?如果不算;那么浔阳楼提“反诗”应该算是“起义”的开始吗?如果上述的时间都不算,晁盖上山的时间可以作为“起义”时间吗?
    
    我在上文已经说了,晁盖上山明明是为了“避难”,和“起义”是拉不上关系的,书中所写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或者雷横、朱仝对晁盖的明捉暗放,都表明了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保晁盖逃命,至于说到宋江酒后在浔阳楼上所吟的“反诗”,那的确有“造反”的味道,所谓的“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是说自己一旦造起反来,要比黄巢干得漂亮的多,可是,中国舞文弄墨的人,口吐几句狂言,那是做不了“起义”的根据的。
    
    就第36回后的文字看,梁山泊已经具有了打州夺府的军事能力,如果梁山要“起义”的话,那么起义军的战斗力的确不可小觑,比如他们打高唐州,打江州府,都打的相当漂亮,但是,那却不是有计划的夺取州府,扩大造反的地盘,而仅仅是为了救柴进和宋江,所以一旦人救出来,队伍也就撤走了,这和“起义军”的有计划夺取州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梁山泊虽然具有了对州、对府作战的能力,但却没有夺取州府后占领它,并最终夺取东京的“起义”战略;因此,《水浒》里多次战争发生的时间不可以当成“起义”的时间。
    
    梁山泊的人马曾经和大庄园发生了战争,如同扈家庄、祝家庄以及曾头市的战斗就非常激烈,而且作者把它又写得十分的好,以至于在某些人看来,它可以充当正规的作战教材。其实呢?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说梁山泊同这些“土围子”的较量不过是为了自保(祝家庄故意和梁山作对),也附带地弄一点粮食。所以,《水浒》中尽管描写出上述的战争和战例,却都算不上“起义性质的战争”。
    
    2、在什么地点“起义”?
    
    退一步,若说《水浒》是一部“农民起义”的书,我们却没有办法界定“起义的具体时间”,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同样在书这寻找不出“起义”的地点。大凡起义,都是有地点的。陈胜、吴广起义发生在大泽乡,刘邦起义发生在沛县,我问《水浒》的“起义”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英雄打斗的那些著名的地点、如果野猪林、飞云浦、黄泥岗、甚至大名府、高唐州吗?回答肯定是“否”。上述地点虽然是很标准的英雄用武之地,可是都算不上是“起义”发生地!曾头市的战斗相当激烈,梁山泊的最高首领——晁天王都为之牺牲了,但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不过是打一个“土围子”罢了,安顿不下“农民起义”这样的重大事件!曾头市里不是住的“赵官家”(大宋皇帝)啊!
    
    大家都很容易的说,《水浒》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书,可是,在书中你却是寻找不出“农民起义的时间和地点”,既然是这样,我们再看一看,能不能寻找到其他的“起义”的线索?
    
    3、“起义”的纲领、口号是什么?打的什么旗帜?
    
    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非常响亮:“大楚兴,陈胜王!”“伐无道,诛暴秦!”对比地看一下,你能够说出水浒“起义”的口号吗?如果你看了书,对之印象深刻,你会说“替天行道!”其实,以我之见,你不说这则罢了,若是说了这个口号,那么,你恰恰否认了它。“替天行道”的“天”有二意:一、是指的“苍天”:神;二、是指“天子”:皇帝。依据第二意,“替天行道”可以解读为“替皇帝行道”,哪是“起义”吗?
    
    在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时,水泊梁山上倒是树立起了一面大旗,但是,朋友们:旗上的“替天行道”字样不但不反对皇帝,倒是同皇帝套近乎;至于说到这面旗的颜色,那特别有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皇帝独占黄颜色,梁山上的旗帜是“杏黄色”的就明白了它认可了朝廷的颜色,也是向着朝廷打出的、希望朝廷招安的幌子,用现在的话说,和皇帝搞“良性互动”。
    
    4、有“起义”的计划和步骤吗?
    
    读了《水浒传》,谁可以读出梁山泊英雄“起义”的完整计划呢?我在前面已经说到梁山泊力量已经具有了攻打州府的实力,却没有夺取州府的计划,就是先后打下了几个州府或者县城,也都放弃了,在卢俊义被策反后,攻打北京的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但是,卢俊义却上了梁山。在整部书中,人民看不出梁山泊英雄哪一个做出了打到东京,夺取“赵官家”江山的计划,非但没有这样的计划,梁山的主要首领对此,连想都没有想啊!
    
    书中倒是有两个人无意中地说出了打到“东京”的话。第40回写道,李逵在宋江上山后的筵席上,因着张狂,脱口秀地说出了“造反”:“做大宋皇帝”的话:“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
    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可是,这样的话音刚刚落地时,就受到了戴宗严厉斥责:“铁牛!你这厮胡说!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亦不许你胡言乱语,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朋友们:正所谓,说者无意,听着有意啊!
    
    第51回,林冲在骂高廉时,放下了“杀到京师”去的话:“你这个害民的强盗(指高廉),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厮和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可是,我们分析这一段话,非但没有反“君”的意思,反而把“欺君”者称为“贼臣”。在我们中国,这不就是“忠臣良将”的一贯言论吗?联系起来看,宋江在刚刚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时,给“义”字前面加了一个“忠”字,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原是《水浒》主体思想的一以贯之。
    
    在书中,宋江倒是去了一趟东京,但那绝对不是为了要打东京去勘察地形,而是为了招安一事去“入肩”,走李师师的后门啊!
    
    5、有“起义”的领袖吗?
    
    “起义”和造反的领袖是追求政权的人物,称王称霸。在他们要打倒的皇帝没有倒下时,自己就已经是“候选”意义上的皇帝了。陈胜起义后,号“陈胜王,国号张楚。”刘邦起义后,称沛公,封汉王;项羽起义后称“西楚霸王”,都是一些要把天下装自己腰包的人啊!《水浒》一书,却没有给我们写出这样的人物啊!
    
    梁山泊的首领都非常谦虚,从来不称王称霸。头领就是头领,不许别称。书里第57回《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有一则描写很是入微,值得一提。新上山的孔亮在梁山泊酒店见到了李立,说“我寻宋大王”,李立在回答他时,感觉到他的话不合梁山称呼的规范,立即纠正;“即是来寻找宋头领的,我这里有分例”。梁山英雄不称头领为“王”,那时很严格的,没有例外,但书里倒是多处出现“晁天王”的称呼,这当怎么解释?其实,水浒中的英雄都有一个绰号,晁盖的绰号是“托塔天王”。原来“晁天王”是“托塔天王晁盖”的简称,连一丝一毫的“大王”的含义都没有。另外《水浒》英雄中还有两个人的绰号带有“王”字,一个是“混世魔王樊瑞”,一个是“小霸王周通”,其中的“王”字都和“大王”的意思毫不沾边。
    
    书里的宋江是一个黑白两道吃通的人,如果梁山泊是一个“起义的根据地”,绝对不会选择他做首领的。但是,在书中,他作为梁山的首领是非常适合的,他在梁山泊领导地位之稳固程度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提出过挑战,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梁山英雄虽然已经走上了“黑道”,但是,他们却又得回到“白道”;因此,兼有反抗者人格又有具有招安思想的宋江,才是天造地设的梁山首领啊!
    
    晁盖作为老资格的梁山首领,没有招安的思想,也没有说过一句招安的话,并且好像对于具有招安思想的宋江保持着一种不被读者们注意的警惕性(死时,不给宋江交权),但是,他却没有做过任何“起义”和推翻朝廷的打算,他只知道“聚义”,“广招天下英雄豪杰”,却好像不知道“聚义”的目的要干什么?他是一个认真过“富贵”生活的人,为“讨一套富贵”,他上了山,变成了“上山主义”的首领,即使这样,他对“山寨的大事业”没有做出一个可以称之为“长远”的打算或者计划。他在做了梁山首领后,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东溪庄庄主的本分。梁山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座大庄园,守住它就行了,他没有非分之想。李逵说要他“做大宋皇帝”的话,对他是一种讽刺。
    
    吴用是梁山首领中的核心人物,就“智多星”这个绰号看,他是梁山上第一号“智慧”人物,梁山许多重大的军事政治决策都出于他,但是,我们分析他的“智慧”却有一种类似于“小儿科”的嫌疑,和争夺天下所需要的那种智慧对比起来是格格不入的。在梁山中,他的地位相当于陈平、张良在刘邦军中的地位,可是他从来没有对于晁盖和宋江说起过天下大事,连梁山在全国的政治处境都没有涉及到,怎么可以称为“起义”的军师呢?他仅仅是山寨上的一个大总管。
    
    吴用略施小计,就可以策动梁山火并,唆使林冲杀王伦(书中写道:吴用对晁盖说:“小生略放片言,叫它本寨自相火并”);在骗卢俊义上山时,他装作算命先生,去了卢府,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卢俊义中计……,可是,他对于梁山泊在大宋王朝的地位、前途以及最后的结局(就他的智慧,可以做到这一点),却没有放出“片言”。
    
    对于以上5个问题的确切答复,如果是“没有”,那么“农民起义说”在《水浒》里不能成立的问题就洞若观火的了。我翻检全书,寻找不到“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语)的全过程;即使这样我得强调,我的观点不是对于“农民起义说”所连带的价值做全盘否定,我认为《水浒》虽然不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书,但是,它描写的人物却拉开了“起义”的架势,形成了一种“起义”的外观,也同时酝酿出了一种可资“起义”的气氛。因此,仅仅就“起义”而论,我认为《水浒》存在着三个有利于“起义”的条件:一、有一支相当规模的、可供“起义”使用的、已经“聚集”起来的、颇具实力的人马;二、有一个建设得很好的、可供“起义”使用的“根据地”;三、用“曜民之术”争取到了较大范围里的民心,仅此而已!我特别要强调,我所说的“起义”的话就此打住,不能再多说一句,如果多说了,那就不是“论”《水浒》,而是“续”《水浒》了。
    
    我的观点是:梁山英雄“聚义”的行为拉开了“起义”的架势,但是却没有出真招!
    
    说梁山英雄的作为不是旨在要推翻朝廷的“起义”,就连他们的死对头高俅在高唐州事件后给皇帝的面奏中,也是这样认为的。第53回写道:“高太尉出班奏道:‘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累造大恶;打城池,抢掳仓廒,聚集凶徒恶党,现代济州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仓廒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伏乞圣断”。这就是说,连高俅也没有把晁盖、宋江的罪定为十恶不赦的造反罪,仅仅是说其罪行是刑事的“大恶”,而非政治的十恶不赦罪。
    
    
    进一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造成把《水浒》看成是“起义”之书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把反抗与“起义”混为一谈。就通常情形言,说《水浒》是一部反抗的书,我是不反对的,因为虽然书中第一个人物是逃难的王进,但是,接着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反抗者了,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都是;非但他们是反抗者,而且以我之见,他们都是一流的反抗者,具有这样的三个特点:反抗时,不考虑,不思量,不计后果。但我要说的是,领导“起义”的领袖们人物就不是这类的人物了,他们得有一个筹算,有计较,有谋略,并且在“起义”发动前多少有一个野心发展或者膨胀的过程。陈胜耕田时的垄上之叹,就很有意思,在还扶着犁头时,就想到了“富贵”,并且用“苟富贵,勿相忘”的话告诫同伴,以至于引起了同伴们的讥笑。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时,站在人群里看得眼热的项羽对身边的人说:“彼可取而代之!”而刘邦呢,也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这都是“起义”人物野心的流露,是针对皇帝而发的,而在《水浒》整部书中,无论是晁盖或者是宋江,都没有对大宋皇帝产生出哪怕一点“取而代之”的念头。
    
    写到这里,我要停顿一下问:施耐庵没有把梁山当成一支“起义”的队伍写,难道他不善于写作“起义”的队伍和人群吗?回答是:“否”。倒是在书中的第110回里,他写了一支标准的“起义”的军队,那就是“方腊造反”,节录如下:
    
    却说这江南方腊造反已久,积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
    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说自家有
    天子福分。因朱献在吴中徵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就清
    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设文武职台,
    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
    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古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二十五县。
    作者还特意写到:却说这江南方腊造反已久,积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
    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说自家有
    天子福分。因朱献在吴中徵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就清
    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设文武职台,
    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
    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古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二十五县。
    作者还特意写道:“方腊自为国王。”对比看,作者没有把梁山英雄写成如方腊那样要推翻大宋王朝的“起义”集团,可以是一条写作《水浒》的原则。
    
    造反者可以是单个的人,但是“起义”者却至少是一个团体或者集体。《水浒》写出的造反者,大都是单枪匹马的“个人”(正确的说是反抗者),抱成团的也不过三、五人,与此相应的是,造反后的人几乎都变成了刑事犯罪分子。因此,他们要逃避法律制裁就得逃亡;逃亡是没有方向的,哪里安全就往哪里逃,说《水浒》是逃亡者之书,那时没有错误的,如果把水泊梁山看成是一个大的避难所,那么,以它为中心却散落着数十个小避难所,如二龙山、登云山、芒砀山、桃花山、白虎山、对影山以及清风寨等,都是逃亡者的天堂。一般说来,“起义者”不是逃亡者,他们在一开始闹事时,就有一个要最后打到哪里的方向。
    
    正确方式读《水浒》,前70回就是反抗者“造反——逃亡——聚义”的三部曲。“官逼民反”——是对《水浒》的最好诠释,所谓的“反”,就是“反抗”,再严重一点就是造反;即使造反,《水浒》没有写造朝廷和皇帝的反,而是造贪官污吏的反、造地方官员的反、造宗法制度(不是封建主义)的反、造秩序和法度的反。他们破坏了秩序,打碎了法律,在逃亡的道路上摆脱了中国社会的宗法体制之束缚,并且在逃亡之地搭建了一个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会”之架构。所以《水浒》有它好的地方,但那绝不是好在“农民起义”这一头上,《水浒》的后半部明明是写被招安了的梁山英雄如何去打“起义”的方腊、田虎、王庆。
    
    就此而言,鄙人说《水浒》是造反者“聚义”的书,那是对书的认真解读,不光是因为梁山上有“聚义厅”就得出如此的结论。水浒的“聚义”有两层意思:一是单个人或者若干个人的“聚集”;二是山头的合并。到梁山英雄排座次时,上述的山头都汇拢到梁山——这个超级大山头上了。
    
    好家伙!108位英雄好汉聚集在一起——人们以为要“起义”,那是顺理成章的看法,但是《水浒》没有照顾这种看法,却写出要准备接受招安,这是有造反心理的读者不可以接受的事情,硬是作者写的,没办法啊!
    
    不要把中国古典小说混同于现代小说,一般来说来,古典小说都有很糟糕的部分和很糟粕的思想,因此,我设想《水浒》在写好后一直没有发表,被人秘密收藏,到1975年,一个人冒出来,说这是他写的一本书,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发表,他得到的答复肯定是:“不予发表”。理由:主题思想混乱,写造反原来是为了写招安,那有这回事?可惜,《水浒》成书不是在1957年啊。
    
    《水浒》这一部书好就好在,把人物给写“活”了。既然是这样,那么,我认为有关“起义”和“革命”的思想在“活”着的梁山好汉们中不是完全没有的,而是它广泛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鲁智深、武松、林冲,甚至包括宋江、卢俊义在内都有一种潜意识的起义和革命精神;但是,千万要注意,这种潜意识的东西在书中去没有被组织在“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大事业”里去,即使这样,它却很容易在后来读《水浒》的人们中引起革命的骚动,以至于
    有人要 学习《水浒》人物,“大踏步”的去参加“起义”或革命!
    
    写于2008-12-19 2009-1-4《自由圣火》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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