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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岳健勇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6日 转载)
    
     两年多以前,西方有学者预言,下轮金融危机将发生在发达国家,并很快会扩展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理由是,金融自由化创造出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并引起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必将大大超出政府的监管能力,从而可能因某个时点金融产品投资的失败而引发大范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证实了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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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金融自由化使得在英美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财富积累要远远高于实体经济,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朝着赌博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方向演化。迄今,美国金融危机已波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信心崩溃,西方国家政府推出种种金融拯救方案,暂时稳定了金融局势;但严重的金融危机迫使企业开始陆续大规模裁员,从而打击了消费者信心,日本和德国率先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在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济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进口需求明显下降。12月初,美国正式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使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与美日不同的是,中国发生的是实体经济危机
    
     国内有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是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冲击有限。因为国内金融衍生业务刚刚起步,衍生品种类少、业务复杂程度低;国内银行业对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认识有限,海外投资规模很小,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没有造成国内银行业重大危机和信贷能力下降。国内信贷收缩是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与国际金融危机并无关联。信贷紧缩使国内中小企业贷款更加艰难,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发生极大困难。与此同时,从2007年年初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因质量问题屡遭国际抵制,给国内制造业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说,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却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美国此次发生的经济危机是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因金融业损失惨重受到一定影响,但实力犹在。部分企业面临破产重组,主要是因为管理不当和经营成本过高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然而,就实体经济整体而言,美国仍然保持了最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综合竞争力依然居世界前列。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危机产生的国际后果上,与1929年的大萧条均不可同日而语。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起源于金融危机,而后蔓延到实体产业,最终酿成全面经济大萧条,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而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范围有限,而且,有关国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记取,不会再采取以邻为壑的国家主义经济方针,而是通过现有的国际机制加强合作,共同克服经济困难,如不久前在华盛顿结束的G20首脑会议,就重申了共同捍卫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原则。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危机,即制造业危机。其实在几年前,中国已开始发生经济危机,累积至今,通过制造业的萧条、地产股市泡沫的破灭、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等形式全面表现出来。造成中国制造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利润极低、几乎无利可图的低技术制造业无法承受人民币升值和通胀造成的刚性成本压力。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危机的起源与1980年代末的日本存在相似之处,即都是因本币升值而引起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所致。日本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其制造业有足够的手段化解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即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日本产业能够大举对外投资的基础是拥有一流的制造业技术,因而,日本并没有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情况,而是借助日元升值积累了庞大的海外资产。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大多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其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廉价。从事低技术生产的中国制造业对外不具备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过低的利润空间使制造业无力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实现产业升级,以平衡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因而根本不具备 “走出去”的能力,除了倒闭就只有迁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中西部地区。
    
     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金融地产的泡沫,制造业丝毫未受影响。日本能够在泡沫破灭后承受10余年经济衰退的基础,就在于强大的实体经济,即现代化的制造业。而中国经济泡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制造业的危机有关,郎咸平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中国发生的实体经济危机,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因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不仅超过当年的日本,也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
    
    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致“中国制造”堕入无技术工业化陷阱
    
     中国之所以出现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情况,而具有虚拟经济泡沫和制造业危机并存的全面经济危机的特征,其根源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中发展模式的错位。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却忽视了最核心的发展问题——工业化。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尚存巨大差距的时候,为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压倒性的政治目标,在发达国家的压力和诱导下,中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针,对贸易和投资实施大规模开放。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外资全面的竞争优势,导致本国产业完全被挤压到价值链低端,只能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低技术生产,因而无法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实现产业升级,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
    
     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甚至比当时的许多非洲国家还要贫穷,但韩国通过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经历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迄今工业化仍进展缓慢,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大多不能掌握,只能依赖进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更多是由外资产业而非本国产业来体现。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中国本国产业的高技术进出口却持续逆差。
    
     因此,加入全球化、实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的后果是——导致中国堕入了“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的陷阱。“无技术工业化”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这必然加剧中国经济的弱质化和结构扭曲。笼罩在无技术工业化阴影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国的生态和资源过度透支,就业危机愈演愈烈,追求自由贸易的热情屡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嘲弄。无技术工业化,恰恰是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式实现工业化的逻辑后果,反映出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刺激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经济自由化的国际制度框架,阻碍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无技术工业化所产生的后果一目了然——被全球化的国际制度框架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最底层的中国,无论维持多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始终无法实现技术赶超——在世界经济中,中国充其量只是制造业装配大国,却绝成不了制造业强国。
    
     中国制造业的严重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只是与中国经济增长临界点的出现在时间上巧合而已。那么,中国经济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和政策部门的应对思路,其实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内打转,无论是为“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巧言掩饰,还是就事论事地谈论如何扶持中小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云云。这些说辞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隔靴搔痒——因为当前的实体经济危机是源于中国经济结构自身的脆弱、以及全球化对中国脆弱经济结构的制度性强化。
    
     当然,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自身,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体制上的固有弊端。如果不努力改革国家体制,建立真正有利于本国产业自主创新的机制和氛围,如果不正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制度性遏制,而继续不计代价、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危机只会愈演愈烈。
    
    克服当前经济危机,必须重新构建中国发展模式
    
     事实上,当前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从本质上讲纯属治标性应急措施,而非根本性的战略调整。19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是在通货紧缩的形势下通过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社会就业和消费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方针尽管对症下药,但真正导致美国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战时需求。中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持续的通货紧缩,虽然中国政府通过政治强制动员勉强实现了8%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低,因而世人普遍感觉到的不是经济的繁荣而是萧条。中国政府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在3年多时间里投下数万亿元用于公共工程建设以拉动内需,却并无显著成效。
    
     真正扭转经济颓势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时伴随着以放松银根为标志的货币政策的全面宽松。这是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也是不少人不假思索拥抱全球化的原因所在。但此前的中国经济不振,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的不够开放,否则,既不能解释日/韩或更早时期的美 /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无全球化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globalization)的成功,更不能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一度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困境,却造成今日中国经济更大的困难。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现今出台的庞大经济刺激方案,其实并不触及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其长期效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笔者以为,如今的中国经济既然已到拐点,则亟需战略性方案以适应变局。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适合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实施,如果不能有效带动民间投资,投资公共工程对于解决社会就业作用则十分有限。而通货膨胀恰恰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在此情况下,放松银根、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从而使下游制造业面临更大生存压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有趋向滞胀的危险。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以应付愈益呈现爆炸性局面的社会就业危机,不惜放弃反通胀目标,也恰恰说明了目前的经济危机已经发展到危及社会稳定的严重程度,为此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确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震动。但西方国家为之欢欣鼓舞的原因在于——中国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将为这些国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带来机会,从而拉动西方经济的复兴。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落后。而此前,中国表示愿与美国共渡难关,其动机实际上还是为了最终推动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向美国市场的出口——这些措施,实际上仍然是在沿袭“无技术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中国无论在地理、人口规模,还是在既有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上,都是大国,这在国际政治经济上与小国存在本质的差别。这差别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外交上大有可为——利用自身“大国规模”的先天优势,争取最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均从不同方面显露出经济全球化神话的破产。
    
     人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对其长期利益的损害;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济全球化程度是最高的,彼此间贸易和投资几乎完全开放,其前提在于两大经济体的经济技术实力相当,但各自在关键的高技术领域仍对本国产业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如欧盟对空中客车的倾力支持,就屡屡被美国指控为不公平竞争,但欧盟置之不理。又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所遵循的并不是自由市场原则和比较优势的逻辑,而是依靠政府对市场的有效指引和驾驭——这与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放弃政府干预,由市场自动实现均衡的原则是完全相悖的。美国尽管不喜欢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些反自由主义的做法,却出于冷战的现实予以默认。因此,把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说成是“比较优势战略”的胜利,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
    
     对中国而言,没有制造业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中国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国内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各省,在此次空前严峻的经济危机中,深受产业落后之累,实现产业升级的愿望也最为强烈。但问题是,如果不通过政府外交改变阻碍中国产业现代化,亦即“无技术工业化”的全球化国际制度环境,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对本国制造业统一实施富有远见的产业指引,而仅凭地方政府一地之力,无论其付出何等努力都将注定是徒劳的。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假如把产业升级仅仅理解为继续在传统“招商引资”的基础上引入所谓高技术的外资企业,而不是倾力于培养提高本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则是对产业升级和工业化的极大误解,也将导致中国工业化方针的战略性调整丧失宝贵时机。因此,要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必须重新构建中国的发展模式,首先必须摆脱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性制约。这在当前的形势下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中国可以利用当前西方市场信心极度脆弱,寄希望于中国为其脆弱的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中国大笔订单挽救其不景气的高技术产业(如尖端机械设备)之际,要求就中国入世条款重新谈判,争取彻底废除不利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全部规定,特别是作为中国入世主要附加议定书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暂停实施《政府采购协议》(GPA),迫使西方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取消特别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措施,等等。同时,中国应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主动设置日程,提出恢复原关贸总协定(GATT)因照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特别设立的“特别差别待遇”(SDT)。
    
     中国这样的主张,不但不会破坏全球市场,反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这样的做法既出自中国自身利益,也顺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必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外交的成功也将为国内体制改革创造条件,由此构建真正有利于中国文明进步和经济现代化的新型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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