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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县市政改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方案/郑存柱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致国家领导人及两会代表的公开信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尊敬的全国两会代表们: (博讯 boxun.com)

    
    你们好!
    
    2008年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既有风雪、地震的天灾,也有翁安、陇南、杨佳袭警等人祸,还有金融风暴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中国珠三角地区大量企业倒闭,长三角地区也有不少企业减产、停业。大量的外地打工者纷纷失去工作,不得不早早就回到农村。2009年除了要面对远远没有跌到低谷的经济衰退以外,还有大量民工回乡造成的潜在的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的大爆发。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召开前夕,我再次提笔给国家领导人以及两会代表们写出公开信,再次提出自己对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建议,再次主张启动县市级别的改革是中国政治变革,并走出目前朝野对立、官民对抗局面的最佳方案和双赢的选择。我希望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可以认真考虑这个来自一个普通民众的改革建议,我更希望即将召开的两会代表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成正式的提案,提交给全国人大和政协进行讨论。
    
    一、共产党落后于时代的冷战思维:
    
    众所周知,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前苏联的解体,随着和平和发展作为全球主要发展趋势的提出,延续40多年的冷战局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正式结束了。但是长期的冷战状态,中国国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以及共产党使用武力夺取政权之后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方式,继续坚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那种你死我活的敌对的冷战思维依然是我国的政治领域内的主要思维方式。
    
    东欧变色、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也不得不顺应世界的大潮流,在经济上开始走向全球一体化,并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2年之后渐渐淡化因1989而重新在政治上成为主流的防范和平演变的理论主张,加快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进程;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减弱了过去的劳资对立,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胡锦涛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更加削弱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台海两岸,失去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开始和共产党接触,并实现了国共两党党魁的正式会晤,建立了两党政治沟通的管道;在2008年520之后,国民党经过第二次的政党轮替,通过选举的胜利获得执政地位,也使两岸恢复了正式的接触,并在执政的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实现了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合作为主要目的断绝了59年的“三通”,两岸也基本上解除了敌对的战争状态,开始一步步走向和平发展。
    
    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共产党的确做到了江泽民所说的“与时俱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上成熟了,也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之中,并开始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和成熟的市场规则;两岸也基本上消除了敌对的障碍,开始了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合作和交流。冷战思维基本上在经济领域内已经被彻底消除,也永远失去了兴起的可能。
    
    但是在政治领域内,我们看到冷战思维依然占据着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一点也没有松动。《宪法》里面的四个坚持依然存在,在2008年奥运前后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和谐,不顾对国际社会改善人权的承诺,加大了打击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士的力度,胡佳、王荣清、谢长发、黄琦、郭泉、刘晓波纷纷被捕,刚刚得到的消息,已经67岁高龄的王荣清先生依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6年。说实在话,这些主张改变中国现状的人士,既不主张“消灭共产党”,也不会像杨佳那样用刀来寻求说法,都是坚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并尽量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这些人纷纷入狱,表明在政治上,共产党依然牢牢坚持着冷战思维,坚持用国家暴力来打击政治异己,镇压反对派运动。企图使用武力来维持执政地位,使用暴力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种冷战思维得到的只能是暂时的效果,这样的短视的冷战思维,无法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二、郭泉和杨佳:两条不同的道路
    
    2007年11月14日,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先生,在继汪兆钧先生和本人之后,发表了致国家领导人的第三封公开信。这三封公开信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再次公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共鸣。郭泉先生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继续发表“民主先声”的系列文章,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和多党竞选,并尝试通过网络组建了虚拟的中国新民党,以反对党的名义提出政治见解和理论主张,对共产党的执政甚至在台湾的国民党的执政进行舆论监督,行使着一个民盟盟员参政议政和负责任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但是,可悲的是,他不但被所谓的民主党派开除盟籍,而且在2008年11月13日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到检察机关准备正式起诉。
    
    2008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一个名叫杨佳的北京青年,带着凶器冲进上海闸北的公安机关大楼,在短短的时间内杀死了6名警察,而这起震惊中外的杨佳袭警事件的起因却是一个简单的警民冲突。杨佳在上海游玩期间,租用了一辆自行车。执勤的警察却以他涉嫌盗窃将他拘留审讯达一夜之久。期间是否发生不合法的刑讯逼供,发生对杨佳身体的伤害行为,虽然网络上有很多说法,但是因为后来的审判的程序缺陷,我们无法通过知情权而了解到详细的内幕。据我们所知,杨佳并不是一个有着犯罪前科的人,而是一个喜欢读书、旅游的青年,他也试图通过正常的渠道为自己要一个说法,但是最终却走上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矛盾的道路。
    
    以上两个人物具有代表性,他们所选择的不同的道路,也是两条具有代表性的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郭泉先生所建议的道路,那就是政治和解,民主转型,你活我活,最终实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两党或多党竞选的政治模式;也就是在过去的20多年台湾变革所选择的道路:反对派势力在经过以地方选举为主要政治活动的党外运动之后,最后成立了反对党;执政党的国民党也放弃了敌对的处理方式,解除了戒严和党禁,使台湾和平地结束了一党专制的统治而进入到民主竞选、政党轮替的宪政社会。同样,如果中国共产党也可以采纳郭泉先生的建议而放弃一党统治,选择政党竞选的方式实现社会和解和民主转型,中国才可以走向民主,两岸也可以在民主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和平,并有可能最终走向统一。
    
    第二条道路就是杨佳选择的道路,也就是暴力革命、两败俱伤,以暴易暴,你死我死。如果那样的话,中国也将发生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民众遭殃,两岸也一定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越走越远,甚至使国家的分裂成为永远的事实。目前因为共产党继续以冷战思维为指导,加大打击不同观点的政治人士,也以武力甚至暴力手段对付民众的维权和抗争,使得以暴易暴的思潮在民间扩散。杨佳事件发生后,在网络上出现了支持杨佳,把杨佳视为英雄的一边倒的舆论,甚至有人以《史记》的体裁为杨佳立传,声援杨佳的诗词大量出现,纪念杨佳的MTV歌曲视频也得到众多的点击率。这些都说明了在目前以冷战思维为指导的统治,使得民主转型、和平变革的道路越来越窄,而以暴易暴、两败俱伤的“革命思潮”却得到了众多的支持者。
    
    三、共产党的转型和双赢的格局
    
    要避免第二条道路,要阻止以暴易暴的“你死我死”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共产党就必须要彻底放弃“你死我活”的冷战思维,实行政治转型,从而实现“你活我活”的双赢格局。
    
    这样的政治转型,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都是通过发动武装战争,以暴力手段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也是继续沿用冷战思维来进行统治,维护一党的地位,打击异议人士和反对组织。但是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撤退到台湾地区,经过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政权的稳定,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行地方自治,允许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参与地方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的选举。这样的“党外”运动最终导致了民进党的成立。面对反对党“违法”成立,国民党并没有继续进行镇压,而是最终放弃了党禁和戒严,在多年的地方选举的基础上,开始了全国的民意代表以及省长、总统的直接选举;在失去执政权之后,通过选举实现了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并再次获得了合法的执政权。国民党从武力夺取政权开始,最后以选票再次获得执政权,完成了从一个革命的政党到民主的政党的转变,从一党独裁的统治到多党竞选的宪政的转变。反对派势力也从“非法”的抗争和被镇压的命运,实现了正式的组党并在选举中获得胜利而取得合法执政,从“外在”于体制内,转变成宪政体制内合法的必须的监督和制衡力量。
    
    同样,今天的共产党也面临着台湾的国民党当年相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选择,如果继续作为革命政党,沿用冷战思维,以武力维护一党统治,以暴力镇压反对派势力和民众的维权抗争,排斥民主宪政,放弃通过选举而使执政权走向合法,那么必然导致以暴力反抗的革命的道路成为更多的民众和反对派的选择。我们的建议是,共产党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以老大哥“国民党”为师,走政治转型的民主化道路,实现政治和解,这样就可以达成体制内外的“合法”竞争的双赢,一切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组织都可以参与国家的政治,融入到体制之中,以在野的立场进行权力制衡和监督;达成政府和民众的“理性”沟通的双赢,官员因民众的选票而产生,也必然接受选民和民意代表的监督,不会再出现动用武装警察来弹压民众的不同意见;甚至达成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双赢,在民主的基础上解决目前的主权争议,在互惠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合作和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有一批主张“中华民国”存在的理论支持者,更有一批支持国民党的“泛蓝”人士。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中华民国”依然有一些建交国承认,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军队和货币,而是因为它在台湾已经进行了宪政转型并合法选举产生了政府,从而“合法”地存在;是因为国民党放弃了专制的革命的模式而转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党。大陆的民众支持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其本质是在支持宪政、民主,支持多党竞选,是对继续用武力统治的大陆政权,和继续采取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的不满。
    
    四、监督温州公费考察团的启示
    
    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网络上出现了揭露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的两批官员的公费旅游事件。其中的江西新余很快就进行了处理,但是浙江温州却在拖延。作为反对派和异议人士,我们觉得对这样的涉及公费旅游的腐败现象应该进行监督和揭露,这是“在野党”应尽的义务。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在网络上参与了温州公费旅游团的曝光揭露工作。首先我们联系了邀请方,揭露了所谓邀请信的费用等虚假的问题,也查询到中介公司在美国是一个一人的“皮包”公司,并且因为没有按时办理手续而被加州政府中止了营业资格;然后,我们继续联系邀请信上面安排的公务考察的接待单位,发现大部分公务考察是子虚乌有的,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正式回复,否认有来自温州的政府考察团的公务访问。这些曝光信息上网后,很快被各地的网站转发,也被上海、广州、四川等地的报纸转载。在一个星期之后,温州考察团也被查处,并且官员的公费考察这个公开的习以为常的腐败问题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开始研究严格审查和监督管理的措施。
    
    在此之前的2007年,我们也做过一次类似的公费考察团的监督工作,却以失败而告终。那是我们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份有详细的41名官员姓名、性别、职务、单位的安徽省公费考察培训团的名单。我们把这些文件上网,并把这些人的名单和职务等信息上网曝光后,同样引起各大网站的转发和民众的评论。但是一周之后,国内的各个网站都纷纷删除了这个公费团的帖子,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公费团的调查和处理消息。
    
    这两起公费考察团的揭露的不同结局,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温州考察团因为只是级别比较低的地方官员团,在网络曝光后,很快就被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的报道,并最终被处理;而安徽省41名官员代表团却是一个省级的政府代表团,应该有更高的级别,也就是中央纪检机关才有资格来进行处理,网络舆论就无法起到监督的作用了。这件事情也证实了目前中国媒体进行监督的特点:除了异地监督,也就是本地的媒体一般不进行本地的腐败问题的报道,而是往往报道外地的腐败问题,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县市级别的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容易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被曝光,一般这样的曝光也很快得到处理的结果。也就是说,地方的、低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滥权行为,一般的民众通过现在相对比较自由的网络平台,就可以参与监督和批评,而高层的纪检部门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也往往会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查处。这个启发,印证了我提出的从县市级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可行的,也是包括执政党共产党在内的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最佳的方案。
    
    五、县市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方案  
    
    1)共产党面临的政治清算和经济清算:
    
    在我2007年11月的公开信中,我分析了从高层开始的全国性的政治改革,对共产党来说面临着几个死结,那就是“六四事件”、中国民主党和法轮功问题。一旦要开始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绕过去的。更具体地说,那就是一旦进行全国性的民主化改革,共产党首先要面临政治清算。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到今年就是60年了,在过去的60年里面,共产党因为一党专政走过了不少弯路,犯下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共产党曾经有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主动纠正了一些过去的错误,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六四”事件等近20年来发生的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一旦放开舆论监督,开始允许反对党参与进行竞选,那么这些历史问题必然要成为反对派攻击的目标,而如果在选举中失去政权,那么共产党也一定会担心受到政治清算。
    
    另一方面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因为一党执政、没有舆论监督、官员产生的体制等问题,造成了遍布全国的各级官员的腐败。可以说在现有的没有监督的体制内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有腐败的问题,即使是官员自身可以抵制腐败,在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现实世界里面,也很难保证他们的子女、妻子和亲戚,没有利用关系进行谋取私利的经济活动。北京、上海的市委书记陈希同和陈良宇两人,在查处他们的腐败问题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子女和亲戚也都利用他们的特殊关系而从事经济犯罪。根据统计和媒体报道,中国富豪里面大部分都是高干子女,各级政府官员利用没有监督的绝对权力进行贪污腐败,形成了官商一体的利益群体。因此,一旦进行全国的民主选举,共产党以及他们的候选人也必然要面临经济清算的问题。
    
    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政治清算,造成了共产党不能改革;经济清算使共产党不敢改革,连多次提出的公布官员家庭收入的议案,都无法获得通过,这证明了共产党现有的体制造成无官不贪,而“共产党”三个字,不但成为了他们升官发财的途径,也成为了贪官对付舆论监督和法律调查的一个招牌。所以尽管国家颁布了法律,共产党也公布过条例,但是却依然无法遏制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
    
    2)县市级别的政改方案:
    
    首先,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和群体性事件的大量产生,主要是由局限于县市级别的官民冲突而导致的。一般的民众很少和省一级的官员产生直接的冲突,更不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什么矛盾。县市地方政府和民众直接面对面接触,因为官员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监督的权力傲慢导致冲突不断发生,而轻易动用警察等专政手段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往往也激化了矛盾,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民主的机制,才可以有合法的管道来疏通民意,化解矛盾,从根本上消除翁安、陇南暴力事件的发生;
    
    其次,在县市级别的地方政府展开直接选举,产生民意代表和县市首长,使目前无法消除腐败的共产党具有了造血的功能,从而可以从基层开始再生。选举需要监督,选后也产生了监督的体制,在地方上实行舆论自由,让反对派合法存在参与选举并进行执政监督,让地方首长产生于民众手中的选票,接受来自民众的直接监督,这样就会彻底铲除了官员腐败的土壤,解决共产党的腐败问题;
    
    第三,在县市级别开展选举,共产党可以避免政治清算和经济清算的问题,一般的竞选议题只能局限于地方性的事务,不会涉及到“反右”、“文革”、“六四”等政治问题;同时,因为是地方民意代表和官员的选举,很多共产党的候选人也只有短暂的从政经历,有的甚至还没有从政历史,不会有经济问题等包袱;
    
    第四,县市级别的直接选举和民主改革,在经过大约10年的2-3次的选举之后,就可以自然过渡到省一级的直接选举。因为县市民意代表和官员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反对派在选举后合法存在,反对派的民意代表可以监督地方执政,再加上舆论的自由监督,在这样的地方民主体制下产生的县市首长和民意代表,可以成为省长和民意代表的候选人,这样再经过2轮的选举,在10年之后就可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家主席和全国民意代表的直接选举。经过县市、省级的4轮左右的直接选举,在制度上消除了官员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一直困扰着共产党的经济清算问题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五,在20年的地方选举实践之后,共产党内部和历史问题有关联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已经离世,政治清算的直接关系人都已经成为历史人物。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民主政党,只要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等名称,既可以体现政党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也可以把所有的历史问题,由已经成为历史的“共产党”三个字来承担,原先共产党的官员、民意代表和支持者可以以新党的名称继续在中国未来的政治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一些喜欢保留共产党名称的人,也可以通过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方式承认历史上的错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在民主的体制下参与政治活动。
    
    第六,县市的地方选举,即使共产党的候选人落败,也不影响共产党在省以上的执政地位;10年后的省级选举,也不影响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即使是20年后的全国大选,作为有着全国性组织、80年的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作为在民主体制内选举产生并得到执政锻炼的共产党候选人,也有绝对的实力赢得全国的大选而继续执政。哪怕是在今后的全国大选中失败了,转型更名后的共产党也不会消失,可以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反省历史,并在民主选举中再次胜选而执政。
    
    第七,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社会、经济问题非常复杂,想处理好各种问题,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成为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的执政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反对党存在并进行执政监督,可以避免一个政党的政策的不足,及时纠正行政错误;如果在地方上通过选举而实现了政党轮替,让另外一个政党里面同样有追求有抱负的公民在部分地区执政,让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不同的地区进行执政实践,这样也分担了共产党一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高速持续,遇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大,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有政党轮替,一旦有经济危机以及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就可以通过政党轮替来应对危机和化解矛盾,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价值所在,胡锦涛先生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只有在这样的民主体制下才可以成为现实。
    
    第八,在地方的县市直接选举的民主实践中,海内外的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组织,都可以参与,通过20年的政治参与,成熟为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反对党,可以真正行使在野监督的职能,并为将来通过政党轮替而走向执政作准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前曾经主张,共产党应该要培养出一个反对党,才是一个真正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负责任的大党。如果共产党可以从县市开始启动政治改革,就可以在20年后为中国培养出一个反对党,和共产党一起朝野共同分担应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选举竞争中发展,在执政监督中壮大,中国就可以建立并完善民主的两党制,成为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
    
    六、结语
    
    中国在30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也要启动停滞20年的政治改革。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30年后,中国也一定可以转型为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这是体制内的官员和理论工作者都认同的基本观点。中央党校教授组织编写的《攻坚》一书,就提出了未来30年中国政治改革的时间表;但是,体制内设计的改革方案基本上是一个片面的,排斥了所有体制外异议人士的改革方案,是共产党一党设计的,不允许反对派参与的改革方案。
    
    不少体制内反对政治改革的人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民主的条件,要20年以后才可以考虑施行民主。但是民主不会在20年以后自动从天上掉下来,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我的建议是,从现在开始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共产党和所有体制外的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组织都从地方选举开始参与中国的政治转型。在现有的法律没有根本修改完善的前提下,反对派可以借鉴台湾的民主经验,放弃组建政党,以个人或者临时的竞选机构从事政治运作;共产党也可以在民主的进程中修改相关法律,最终解除党禁报禁,为20年后的全国大选修直道路。这样20年的地方选举,10年的全国选举之后,中国在经过渐进的、可行的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转变成为一个崭新的富有活力的民主大国。
    
    胡锦涛先生在最新的讲话里面使用了一个民众喜欢的口语“不折腾”。从共产党的60年历史来看,从“反右”,到“文革”到“六四”,这些导致中国思想禁锢、经济倒退、社会对立的折腾,都是落后的“冷战思维”所造成的。要想真正的不折腾,建立持久的社会和谐,就要彻底放弃冷战思维,并从基层开始,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也要放弃革命、清算等“冷战思维”,在自己的户籍或工作所在地参与县市选举,参与地方民主实践。在这20年的地方改革实践中,共产党可以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并可以有信心和实力在以后的全国选举中继续执政;民运、异议人士也可以真正开始实现自己的民主追求和报国理想。
    
    2009年,美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位黑人的总统,这不是占大多数白人的失败,因为种族歧视已经成为了历史;2009年,如果共产党开始启动地方选举,并在一些地方共产党的候选人落选,这也不是共产党被“打倒”,不是共产党政权被“颠覆”,因为政治斗争和阶级对立已经被政治竞争和社会和解所代替。奥巴马成为美国的黑人总统,这是民主制度在美国创造的奇迹;中国的反对派甚至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可以回国参加地方选举,不但不会被抓捕判刑,甚至可以在选举中胜出而合法从政,我希望,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奇迹。 可以产生这样的奇迹的国家是一个永远年轻的国家;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的政党,是一个不会衰老的政党!
    
    这样的奇迹,是无数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想。2009年,就让我们中国人开始实现这个梦想吧: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郑存柱
    
    2009年1月14日于美国洛杉矶
    
    电话:626-227-4575
    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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