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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第三条道路的童话/刘波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4日 转载)
    
    20世纪20年代初,刚刚经历一战浩劫的欧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获胜的列强忙于构筑遏制德国的凡尔赛体系,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莫斯科扎下营垒,红色的潮流在欧洲蔓延。就在此时,在未经战乱、平静的北方小国挪威,一位30多岁的修路工人基哈德森,与当时其他有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一样,接受了在全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进步理念。年轻气盛的基哈德森参加了多次反政府的革命活动,并多次被判罪,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要通过社会主义使自己的祖国走向富强、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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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精神似乎有理由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扎下根来。在这个刚刚从瑞典统治下独立不久的国家,四分之三的国土是不毛之地,从冰冷的海水中捕获的鱼类和小块可耕地上种植的谷物难解人们的饥寒之苦,沿海的贸易商队产生了一小群富裕的商人,但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中世纪勇武的维京海盗曾经远航美洲,但浪漫的时代早已远去,在经济重压下,贫苦的农民纷纷登上开往新大陆的航船,离开这块失落荒凉的国土,找寻新的土地和希望。   
    
    当时的挪威大大落在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后面。1910年,欧陆诸强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全球大帝国的时候,挪威的工业产值方才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而在采矿、伐木、造纸、食品加工等制造业兴起的同时,也在大量的失地农民中产生了一群生活困苦的劳工阶层,他们住在固定的城市社区,生活条件艰难困苦。毫不奇怪,社会主义思潮很快在工人中扎根,挪威工党应运而生。   
    
    基哈德森和他的伙伴尼高斯沃尔都加入了工党,一开始这是一个激烈反对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政党。在出身佃农家庭、从12岁开始便在锯木场里劳作的尼高斯沃尔看来,革命理想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但越是激进的意识形态越容易发生分裂,1919年挪威工党加入了共产国际,这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吵。4年后,工党退出共产国际,与莫斯科分道扬镳,而思想趋于成熟、冷静的基哈德森和尼高斯沃尔与工党主流一起,接受了改良路线。这个弃绝了革命的工党被挪威政治体系接纳,1927年它便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1935年开始长期执政,基哈德森等人终于有机会通过直接参政来实现年轻时的理想。   
    
    但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的入侵打断了这个进程,尼高斯沃尔流亡英伦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基哈德森则留在国内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抵抗,被俘后押往设于德国的集中营。幸好纳粹的残暴统治很快瓦解,1945年回到祖国的基哈德森率领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个政府开始奉行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平抑贫富差距、消除贫困,构建社会福利体制,加大国民经济的公有化。他为挪威的福利国家体制扎下了根,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曾经的冒进青年最终赢得了国父之名。   
    
    但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国民的共识,还需要物质基础。1969年,上天恩赐给挪威一项礼物,它在北海开采出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大的出口收益流入,许多传统的制造业重现生机。但谨慎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准备更加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资源,以免滥用这种好运气,给国民经济种下恶果。他们决定将大多数石油收入投入政府养老基金,把眼前的收益留给后代使用,并避免巨大的现金流入搅乱国内其他产业。   
    
    今天,沙特、尼日利亚等产油国虽然赚得大笔石油收益,却深受“石油魔咒”之苦,其他产业凋零、贫富分化严重、许多人生活困苦,而作为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的挪威以富于预见性的聪明政策储备了3000亿美元的能源出口收益,同时维持了低通胀和低失业。这笔收益不仅能维持挪威国家福利体制的继续运转,而且将为发展后石油时代的新产业奠定基础。
    
     今天,工党的元老、当年的两位贫苦家庭出身的激愤青年基哈德森和尼高斯沃尔均已故去,但他们当年的革命理想似乎正在逐渐实现。从各方面考察,挪威都是世界上的佼佼者:2006年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连续5年排名世界第一,媒体自由指数连续4年排名世界第一。   
    
    但在这个跻身世界最富行列的国家,你看不到那种俗艳、炫耀和奢华,奥斯陆没有什么摩天大厦,建筑保持传统式样,朴实无华——— 但它却有世界上设施最完备的医院、学校和公共体育场。挪威政府不鼓励人们大量购买豪华汽车,而且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要在2050年之前把碳的净排放量降低到零,以催促其他西方富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   
    
    挪威工党党纲宣布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没有贫穷、和平、生态平衡的公正社会,人们自由平等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2005年它再度赢得大选并组阁,延续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这就是挪威的故事,在一个民主体系中、在一个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国有制政策的政党主导下,建立了一个富甲全球、民生和谐的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北欧特色的童话故事。4月24日,挪威驻华大使赫图安(TorChristianHilda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
    
    访谈   
    
    经济观察报:探寻一个国家今天的成功要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寻找原因。目前的挪威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有良好的政治体系和旺盛的公民社会,在你看来今天的状况根源于挪威历史哪些方面的特征?   
    
    赫图安:当然在任何国家这都是个很复杂的问题。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获得独立时,可能是全欧洲最穷的国家,当时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和渔业,以及比较落后的造船业。我认为挪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取得独立之后的国民精神,我们有强大的政府和监督政府的议会体制,挪威人对于国家发展投入了精神和决心。当时我们就有了自由的媒体,而且有相当强大的公民组织,例如独立于国家教会 (state church)的下层教会(low church),它不像英国的上层教会那样,更多代表民众利益。   
    
    在20世纪初我们有了第一批矿业和其他产业的工厂,当时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尤其是来自法国和瑞典的投资,而政府能够和产业部门一起吸引外资,最早是在采矿业、水电、农药等领域。而且当时在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之间有良好的平衡,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我们就有了非常强大的劳工运动。   
    
    经济观察报:当时在其他国家也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而且不少国家发生了暴力革命,为什么挪威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赫图安:上世纪20-30年代,挪威出现了和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但在当时挪威政府决定在高税收的基础上构建广泛的福利体系。在产业、资本和劳工各方面都同意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一套福利体系,政府还促进对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投资,尤其是非常重视教育。现在挪威人回首当年,会觉得当时的这些巨大投资加上政府的大力参与,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良好平衡,为挪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挪威在20世纪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社会冲突,一直有稳定的社会形势,我想这些是主要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经常会走向某种教条主义,挪威为何一直保持了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   
    
    赫图安:这是挪威今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挪威的工党也出现了极端化的情况,很快在其内部就出现了两个集团,一派更接近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另一派则比较温和。后来激进分子离开了工党,创立共产党。但大部分人仍然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留在了工党内部,后来成为执政党。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激进的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不愿在既存社会体系内展开合作,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他们坚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但在北欧国家尤其是挪威,工党成员都是温和分子,他们被允许参与政治进程、组织政府,这是北欧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要区别,也是北欧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经济观察报:从工党首次组阁后,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他们领导挪威政府,能否说他们对挪威福利国家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赫图安:我想他们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政府的信誉,资本力量和劳工阶层之间的相互信任,在我们的社会体系中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已经成为资本和工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   
    
    经济观察报:人们常认为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在奉行一条不同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   
    
    赫图安:我认为这个描述是正确的。挪威和其他斯堪第纳维亚国家的独特之处就是,早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工党、社会民主党等党派就已经成为了强大的政治运动,而且从那时开始就在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私人部门之间达成了良好的平衡。在整个20世纪挪威的工业发展中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二战之后国有持股比例很高,在一些重要的工业公司中国家都是重要股东,尤其是采矿业和石油业,造船业是个例外。   
    
    政府负责制定基本规则,通过议会,为资本和产业制定法律框架,私人部门的组织和劳工运动每年都要开会讨论薪酬和工作条件,并达成工作协议。这促进了社会稳定,劳工和资本也都因此有了一种责任感,需要维持这套体系的运行,并通过这套体系为社会创造价值。   
    
    经济观察报:他们每年开会都要对去年的劳资协议做一些调整?
    
     赫图安:不是。那种制度安排是,每两年他们会重新谈判一个劳资协议,而在这两年的中间他们开会讨论调整上一份的协议,包括对薪酬做出适度的提升。而且在挪威这是一种三方模式,政府也参与进来。他们不直接参与谈判,而是对谈判工作进行协调,并采取重要的金融措施来调整资本市场、劳工市场状况,从而影响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这是一种三方共同努力的方式。   
    
    经济观察报:这种对于劳工权利的严格保护是否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赫图安:挪威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此完全相反。对劳工权利的保护能够促进私人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这不是一个问题。在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一直存在的真正问题是薪酬水平问题,例如挪威东部的一些工人工资很高,他们有能力谈判获得比较大幅度的提薪,这对挪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言确实是不利的。每年的劳资谈判开始前,政府和私人部门都会发出警告,如果工资提高过快,将对竞争力产生损害。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了在挪威经济体中,国有持股的比例比较高,挪威政府是否考虑对国有企业采取进一步的私有化措施?   
    
    赫图安:这要取决于执政党是谁。2001年-2004年执政的保守党和中间党派的联盟开始了私有化进程,包括出售一些公司的国有股份以及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但现在是中左派执政,他们逆转了这一趋势,中止这些措施。政府仍是挪威一些最大公司的大股东,还是最大银行的大股东,这都源于上世纪 80年代银行业出现的严峻困难,一些银行接近崩溃,政府加入进来重新注资并持有股份。国家应当会继续持有这些股份。
    
    经济观察报:公众不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持股对于企业的运行效率不利吗?   
    
    赫图安:只要国家仅仅作为持股人而不是积极参与商业运行和商业决策,公众就不会这么认为。在挪威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政府都明确表示,政府只是大股东,不是商业运行人。他们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来行使股东权,但不直接干涉企业的日常经营。政府和市场是隔离的。   
    
    经济观察报:我注意到挪威的失业率比较低,但在其他一些北欧国家,由于免费的学校教育和完善的福利体系,有不少人不愿意加入劳动力队伍,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这个情况在挪威没有发生吗?   
    
    赫图安:这个问题是有讨论的。有的人在学校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有的人提前退休以便享受社会福利。但我认为现实的情况是人们愿意继续工作,这样可以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他们不愿意不劳而获地享受福利。当然在所有社会都会有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但我认为在挪威大多数人喜欢积极地参与工作,参与社会。  
    
    经济观察报:和其他北欧国家不同的是,挪威有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我们看到在世界其他一些富产石油的国家,经常出现所谓的 “荷兰病”。这种资源禀赋往往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在其他方面实现多元化,对国民经济整体不利,在挪威似乎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你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赫图安:“荷兰病”的缘起是因为荷兰在大陆上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他们很快地使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收入也被投入到荷兰经济中,但结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减弱。上世纪70-80年代荷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以上,失业率几乎达到了20%。
    
      而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上世纪70年代挪威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即我们应当如何使用石油收入,最后决定石油收入将不被直接投入国民经济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养老金基金(pensionfund),它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养老金基金,其中的所有资金都用于国际投资,如购买股票和债券,而不进行任何在挪威国内的投资。我们还有国内的养老金基金,其资金来源不是石油收益,完全来自税收。所以说石油收入只是在国外花掉,这就是为了避免“荷兰病” 而设计的。   
    
    今天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不到2%,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石油收入投入国内,部分是因为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包括纺织品和服装。   
    
    经济观察报:挪威政府因此在外贸方面也支持自由贸易?   
    
    赫图安:是的,当然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农产品。当然在国际上还有挪威国内这都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但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坚持农产品保护措施。支持保护农业部门的人认为,农业能够保障挪威生活条件的多样化,如果我们完全放弃农业部门,人们将很快迁移到大城市。虽说在挪威务农很困难,天气寒冷,农季短暂,要种出些东西来不容易……
    
      经济观察报:但是传统的农业文化和价值观需要得到保护?   
    
    赫图安:是的。   
    
    经济观察报:挪威政府一直在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目标,促进减少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赫图安:这也是个重大的问题,我们要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实现一定的平衡,避免过度的收入差距,这也是挪威之所以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重要原因。我们都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富人。今天的一些挪威富人喜欢炫耀,但传统上的,你看看挪威的那些最早的资本家——— 我们把他们称作 “老财”(oldmoney),他们都是非常低调的。炫耀财富是社会价值观不接受的,人们更愿意接受富人保持普通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但当然这不只是个人们态度的问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保持社会收入分配一定意义上的均衡。这一点我们主要是通过税收制度来实现的,对高收入者征收比较高的税收,低收入者相对较低。另一个途径是社会福利体系,即社会服务的获得并不取决于你的收入,不论穷人富人都能得到同样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因此挪威的社会开支和教育开支很高,最大一部分的政府预算开支就是用于医疗和教育。   
    
    经济观察报:富人也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   
    
    赫图安:大多数人是如此。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过得不错,有体面的生活,有能力购买几乎所有想得到的物质产品。挪威对其他国家说,你们可以学学我们的做法,这么说说很容易。但我认为挪威的社会稳定来源于一种国民精神,以及从20世纪初开始的历届政府都一直持有的政治精神,即保持贫富均衡,不要在不同集团和地区的民众之间产生过大的收入差距。
    
     经济观察报: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呢?他们没有很大的贫富差距吧?   
    
    赫图安:没有,而且我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挪威的情况和中国相反,挪威的大多数农村居民在物质上要比城市居民过得更好,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接近自然,而且很多人都从其他产业获得收入。大多数挪威农民已经无法依靠农业来生活了,你需要一个10万平方米的农场才能完全依靠农业维持,而多数农民没有这么大的农场。他们大多数是兼职农民,同时也是教师、工程师、司机等等。渔民也是如此。   
    
    经济观察报: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欧洲国家担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竞争,挪威对此怎么看待?会不会担心对福利体制和农业人口带来冲击?   
    
    赫图安:挪威已经接受了全球化正在进行中这个事实,我们也从中获益,我想我们可以说挪威经济的重要贡献就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开放性经济。挪威经济需要通过开放来实现繁荣。我们认为全球化是继续经济发展的前提,例如全球化和经济开放就给我们带来了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帮助我们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促进挪威企业的发展。
    
      但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些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自己,发展本国的产业和制造业能力。你还可以看到制造业正在从挪威这样的高成本地区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地区转移,而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家们剥削。至少就挪威而言,我们认为这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努力纠正。挪威政府经常对要到中国等国家投资的挪威企业说,“你们应当尊重所在国的劳动法和规则,同时你们还要带去挪威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要体面地对待员工,给以体面的工资,允许他们组织工会,而且不过分剥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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