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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病夫治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3日 转载)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博讯 boxun.com)

     宋永毅
    
    二、从多疑到妄想: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与“文革”的演进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多疑的特征。由于他们在自己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道路上运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以己推人,他们自然会随时防范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发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可能发生器质性病变,使本来未必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显加剧。他们会不断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采用极端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1.毛泽东的妄想症状及其与政治形势起伏的关系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40]笔者依据李的回忆,将毛的若干妄想症特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对比,按时间顺序列表供读者参考。(表格格式无法按原样显示,希见谅--多维编者注)
    
    时间和地点/事件/政治形势
    
    1958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1965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致/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1966年2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
    
    1966年7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1号楼/怀疑这里有毒/同上
    
    1966年7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同上
    
    1966年8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118厅/居住一段后仍然怀疑不安全/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
    
    1966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住下后不再要求搬家/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
    
    1970年9月后,中南海/怀疑原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的“特务”,不允许她们再进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问题发生冲突
    
    1970年9月后,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同上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的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
    
    从表中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种“被害妄想”;其次,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只野猫);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医生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患“神经衰弱”而导致严重失眠,“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而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只会促使他在漫长的旷夜中加深各种无来由的猜忌和妄想。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人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刘少奇曾帮助毛在“延安整风”中击败了毛在党内最强大的对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得以发动“文革”,则完全得益于林彪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林的“保驾护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对这两人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他揣摸毛的本意并得到毛批准后的发言。林彪在讲话中提到,毛为了防止政变,几个月来“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一陈述亦属实情。当时,毛林关系正处于炽热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体则将林彪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此讲话后仅1个月,毛竟然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47]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明显地,毛非常怀疑林彪大谈政变的动机。5年后,林彪死了,为了证实毛对林彪的先见之明,毛的这封信被公布了出来。然而,这封信不也同时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吗?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怀疑林彪,那么,毛什么时候真正信任过任何掌握党政军大权的部属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说法,林彪及其死党(其实是他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确实策划了暗杀毛的政变。即便此说属实,那么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毛的日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来的。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开始公开冲突。双方的争执焦点似乎是“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据今天多位学者的分析,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毛并没有说一定“不设国家主席”,林也从没有说他要当“国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们通常止于此地,而忽略了对毛泽东的妄想心理的线索追踪。毛在这次会议上发现,自己的“家臣”陈伯达(原任毛的秘书,后由毛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竟然与林彪意见一致,并为林摇旗呐喊,连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边,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惧。因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联想到林彪拉拢“家臣”和“大内总管”,是否图谋不轨。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便被说成是“在庐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49]毛的妄想症在庐山会议后日益严重,据李志绥回忆,毛甚至把周恩来派来的3个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硬说成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特务。随后,毛的关于林彪要搞“政变”的妄想似乎越来越强烈,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为党的主席,公开破坏党的纪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处拉拢地方军政大员,攻击党的副主席林彪,同时积极准备再发动一场类似打倒刘少奇那样的宫廷政变。如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亲信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言:毛“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50]如果说,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产生了政变的想法,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变”的“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之举。
    
    3.毛泽东偏执型人格的政治后果
    
    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的多疑已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冲突,与彭的乳名“彭得华”联系起来,据此认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决定整倒彭德怀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他对自己身边的卫士田云玉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51]再如,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李志绥)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52]对这种现象,精神病学诊断可能会指为偏执型人格障碍。
    
    按照医学标准,偏执型人格障碍有如下表现:
    
    
    
    
    (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过分警惕防卫。
    
    (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值观念。
    
    (3)易产生病态嫉妒。
    
    (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过错不能宽容。
    
    (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状至少要符合上述项目中的3项,方可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具偏执型人格的人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53]
    
    毛泽东晚年的性格特征几乎符合偏执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现。心理学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点常常是其青壮年时期性格的加强和发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对自己心理和行为上的弱点,有时能自我控制,所以这些弱点未必会向极端倾向发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后,人的自控力变弱,原来比较隐蔽的性格特征随时可能暴露出来。毛自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又是一个激动型的诗人。他本来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这些性格特点便发展成为偏执的病态。
    
    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和他的“敌人们”的冲突之起源和发展,常常会发现,这些冲突的骤然升级,往往涉及一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事引发的意气之争。在许多场合,毛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偏执型人格的第6个特点,即“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复表示:他与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爆发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54]当时,毛与刘就“四清”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刘在毛讲话时插了话。据与会者回忆:他们只是各说各的,没有任何直接的冲突。会议闭幕前,邓小平出于照顾毛的身体,建议他可以不参加闭幕式。不料毛不仅勃然大怒,还拿出了《宪法》和《党章》,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毛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55]按照毛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冲突之后他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现在看来,毛当时的反应完全与偏执型人格的第一个特点相符,“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毛原本同意刘少奇建议的派工作组进入大学的作法。但在这次会上,毛却出尔反尔,不仅否认自己曾赞成派工作组,而且攻击刘少奇通过工作组“镇压”“文革”。毛当众指责挖苦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毛还语带威胁地说:“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时,刘忍无可忍地表示:“无非是下台,有5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56]本来,毛对刘的指责就属于食言自肥、无端寻衅,一旦刘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满,毛在偏执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认错,而且雷霆震怒。于是毛进一步扩大事态,他马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与刘的个人争论归结为与一个假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同时,毛又改变大会议程,改组政治局,将林彪确立为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偏执型人格的第四个特点,即“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从精神病病症的角度来解读毛泽东晚年的多疑和残忍,绝非标新立异或危言耸听。实际上,在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中共上层集团中,有病态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绝不止毛一个人。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专家诊断为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57];康生“建国后一段时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当时康生的病情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58]至于“副统帅”林彪,多名医生(包括他的保健医生)都诊断他精神有问题。“文革”初期李志绥去为他检查身体,一看到他就认定“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59]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病夫治国》。在该书序言里他们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像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0]中国那场疯狂混乱的“文革”的领导者们,他们的病态不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吗?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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