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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谁都没有误读黑格尔(全文)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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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盛友先生之商榷

     (博讯 boxun.com)

    谢盛友先生在《谁误读了黑格尔?——与谢选骏先生商榷》一文中表示:“我不同意选骏先生的说法,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蔡元培那里出来的。如果是,可能也只是‘内因’,恐怕还有更多的‘外因’,对黑格尔的误读误解误会,就是‘外因’之一。”
    
    然后,谢盛友文笔锋一转,到了黑格尔身上:“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一直以来‘存在即合理’被误传为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几乎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可能我们真的误读了黑格尔,我们中国人几几代代都这样认为黑格尔: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价值判断)的必要充分条件。”
    
    谢选骏不会德语,无从阅读黑格尔的原文,本来不该评论黑格尔及其哲学;但是后来我发现,黑格尔不会中文,却纵论孔子及其思想。那么我们也就仿照一下黑格尔,对自己不会其语言文字的德国作品,也来评头论足、发表看法。
    
    于是有了下面的“答谢盛友先生之商榷”,一篇用黑格尔的方式评论黑尔格的文字。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对孔子思想的了解,来自传教士的译本,且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因为他接受教育的时代,还在十八世纪,那时候欧洲人还不懂得印度的梵文和希腊语属于同一个起源。而德国的东方学要到十九世纪才开始,那时黑格尔的大脑已经完全僵化,无法吸收新知了,难怪黑格尔对东方文化完全外行。
    
    结果很不幸。“黑格尔论孔子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零地位”,虽然是十八世纪的陈酒,但通过马恩列斯的暴力推销,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成了一个流行。我记得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大肆宣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里批判孔子的段落:“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还著了一种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从这传记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时代的人。他曾作过一个时期的大臣,以后不受信任,失掉官职,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谘询。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对孔子的批判,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吹捧,而在1970年代风靡整个中国大陆。直到今天,还有网文指出:“没有逻辑和思辨的语言实在不能称之为哲学!黑格尔批评得很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哲学家的,只有一些思想家。先对于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其实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了逻辑这个工具,所以根本没有完整的能串联起来的思想和理论。而且中国人很不注重辩证的思维,中国相对于西方整个社会都缺少思辨。很少认真完整的严肃的思考一些问题。”
    
    有的网文进一步指出:“孔子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思辩的东西,所以能反驳的地方也不多了,或者不同国度的人也觉得没有反驳的价值。我觉得孔子的功劳,就是帮中国人卖了广告,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中国人有道德。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大概意思是中国哲学谈生而避死,就是说中国人绕过了死亡,就对生活上的事情进行思考讨论。但是,偏偏西方人却认为,‘死’是哲学领域最丰富的金矿,哪个哲学家都可以从’死‘里‘捞一笔’。难道这么伟大的孔子,思想这么开阔的孔子没有想过死?怎么不去研究研究呢?可见中国人做学问比较狭隘,而且受封建制度约束,不能谈性。人进化过程中,吃跟性是没有改变过的本能,所谓食色性也,生和死于我们也无法避免,为什么舍近求远,谈读书谈交友?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要深刻多了。(午睡前脑袋不灵活,以上纯属扯谈,无逻辑无根据,只不过不想冷落了牧童一番苦心发这个贴,希望大家继续讨论,没有你们的讨论,引发不了我发言的灵感。本来还想写更多,无奈已经睡着………)”
    
    国学家尤其是喜欢儒学的国学家以孔子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但黑格尔的徒孙毛泽东却看法相反。他根据黑格尔的普鲁士精神来扫荡孔庙,战绩远在明代中期草寇刘六、刘七之上。刘六、刘七的“起义部队”在孔庙驻屯,但仍然不及毛大的解放军和红卫兵那样进行系统的“改造”和毁灭。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哲学,因为连“哲学”这个词汇都是近代才从日本输入的。但是中国有儒学、道家、玄学,这是希腊和德国所无的。正如德国没有汉字文献一样。没有水墨画的德国,可以从事油画活动。所以孔子的“仁”显然不是“哲学范畴”,而在儒学范围。
    
    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在东方国家里“找不到哲学知识”,“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这话并不错,这等于说:“真正的德语是自德国开始”,“外国人说的德语必须排除在德语文学以外”。但是当黑格尔认为哲学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就陷入无稽之谈了。1806年耶拿战役前夕,三十六岁的黑格尔看到了拿破仑,于是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看见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脑所能理解的“历史的终结”?我嘲笑黑格尔,是因为拿破仑连乌拉尔山都没有越过,还不如新老沙皇们呢,何来“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看来黑格尔的 “世界精神”真是一个廉价的封条。
    
    但黑格尔这个廉价的封条,后来却不幸成了一句传世名言。当然,在我看来,这比起项羽、刘邦看见秦始皇的仪仗队时,所发出的那两句传世名言,就相差太多了:
    
    项羽:“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而这个两千年后的黑格尔呢?却把拿破仑看作上帝的化身。这个拿破仑还没有把欧洲各国“搞定”,远远不及两千年前就已经搞定了中原各国的赢政。可见黑格尔这个普鲁士哲学家的胸襟和思维,还不如秦末的动乱和暴乱分子。
    
    其实,这种廉价的胡言乱语,不仅是黑格尔的个人特点,也多少是德国哲学至少是黑格尔前后左右的那些德国哲学的共同特点。
    
    例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就与黑格尔一脉相承,是德国自然哲学的梦游者。他们胡作非为的“自然哲学”是荒唐闹剧,其喧闹史仅仅表现了普鲁士小人国的妄自尊大。看来不仅是其命题的意义,而且整个说理系统的意义──都须到“自然哲学”所显示的扩张欲望里去寻找了。在我看来,哲学只是哲学,“自然哲学推理”要想取代自然科学实验,不过是一种德国推理狂的病态症状罢了。可惜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从“自然哲学”这个中学课程学到足够的教训,还是一味玩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等等的“社会科学推理”,结果弄得天下大乱,狼烟四起。如此看来,德国式的“自然哲学预测”的破灭,为“社会科学预测”的破产,作了预告,尽管其落实过程,又花掉了将近两百年。
    
    这些德国的“推理思想家们”,都是些绝对主义份子。除了康德以他不彻底的相对主义启发了自认为天真的尼采。“德意志的精神”,在此显示了某种两重人格,那也许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残酷后果所造成的日耳曼民族分裂,在其精神世界所留下的持久创伤?尼采是真的傻气?还是以真诚为手段而哗众邀宠呢?当真诚被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真诚也就不存在了──戏子和街头宣传家的时代破晓了。实际上哲学家尼采很迷恋戏子,而后来的街头宣传家又很迷恋尼采,这真是有趣的罗圈。
    
    “思考”是一种“逻辑”,是用来辅佐并证明意志的。当意志产生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用思考即逻辑去鼓励或抑止自己。思考的作用还在于可以深化意志,尽管它并不能产生从高级精神到普通意志的所有自发性。虽然实证主义者力图使意志服从思考,但这种“力图”不也是一项“实证主义的意志”么?有什么样的意志,便有什么样的思考和什么样的逻辑。可以和意志相匹配的,不是“思考”而是“眼光”。眼光不能对意志发号施令〔用叔本华的话说,“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但可以分散意志,甚至转移意志。所以我们认为:从意志中生出宗教;从眼光中生出哲学;从验证中生出科学。
    
    在一个优秀的心灵中,意志和眼光常常是相对分离的、独立的,由此取得互补与协调。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却完全泯灭宗教的意志与哲学的眼光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这显示,他不但是个绝对主义者,还是个心存愚民之念的售卖狗皮膏药的大师。他的主要成就是剽剥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加以改换并套用在本体论上,于是这个绝对的牧民哲学家就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精神”的代言权,就可以由宇宙精神〔即斯宾诺莎的“神”〕去推论一切属于宇宙精神的派生物〔即现象世界〕了,这就完成了“德国自然哲学”的完全堕落史。但事实证明,这不过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笑柄而已。这位大导师最后也很难下台,好在他的门徒盘踞的领地太野了,所以通过游击战争救了他的驾。
    
    而黑格尔本人在《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所表明的离奇论点,则比斯宾诺莎的荒唐论证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假冒为善的此公还偏偏要为自己的藏头露尾的伪善镀上一层客观真理的金箔,尤其要了读者的命。只有卡尔马克思那样的蠢材,才会被他迷惑,竟然想起来要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
    
    如此,拯救黑格尔及其各类门生〔包括卡尔·马克思及其各派门徒〕的最佳方法,唯有烧毁黑格尔以前所有的人类著作。据说,柏拉图就是依靠烧毁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等人的著作,才得以成为大师,为自己创下了不朽的声誉。果然,二十世纪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销毁或篡改黑格尔的私淑弟子马克思以后的时代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哲学著述甚至科学著作。因为黑格尔不及柏拉图,必须扩大销毁面才能达到愚民效果。所以,“文化水平”最低的毛泽东,其销毁书籍的规模要超过了列宁和希特勒。
    
    显而易见,一切超过黑格尔“宇宙精神大全”、马克思“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必然性胡诌”的典籍,只要存在一天,就能证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不是真理,并会一举击溃其独尊地位。如此看来黑格尔的出现,确是“德国哲学的终结”而不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实在很有些相似。虽然黑氏与亚氏一样“博学”,可他比亚氏更多专横的普鲁士气味。毕竟,亚氏还没有将马其顿的秩序等作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黑格尔哲学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进击世界,广泛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堕落。结果,连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实证材料,也不得不屈从于“黑──马”这一套思想把头的控制。
    
    黑格尔不懂中文却批判孔子,但在《易经》面前,即使像黑格尔这样心胸狭窄的哲学教授也不得不发出赞叹,《哲学史讲演录》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到了晚年,他终于吐露了一个终生的秘密,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
    
    难怪黑格尔临死的时候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过了不久他又说:“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其实,连黑格尔自己都不能理解黑格尔自己;所以,谁都没有误读黑格尔。正因为黑格尔自己“本来无一物”,结果任何正确的理解也都成了“何处惹尘埃”的无稽之谈?
    
    浮士德死去了,他的历史终结了。周易的乾坤死而复生了。在即将来到的时代里,周易的乾坤将化育天下。让我们被这透彻的全球时代的预言静静催眠吧: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辞》〕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坤卦彖辞》〕
    
    2009年1月11日
    
    —————————————————————————
    
    谢盛友:谁误读了黑格尔?
    ——与谢选骏先生商榷
    ● 谢盛友
    
     谢家大哥选骏先生在《蔡元培等,容不下孤儿寡妇》一文中 写道: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他的胡闹开辟了毛泽东1950年代一面倒向苏联进行“院系合并”的胡闹。毛泽东后来就是学习了北京大学的这种流氓作风,把一个尊师重道的半壁中国改造成为一个造反有理的盲流社会。
     ......
     难怪毛泽东要称赞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个泰斗就是翻云覆雨、自我膨胀的泰斗,这个楷模就是过河拆桥、投机钻营的楷模。而毛泽东这个千方百计要钻入北大的社会盲流,后来收罗的一个帮凶周恩来,则毫无原则地颂扬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完全不提,蔡元培其实还是靠着满洲政权的科举制度爬进上流社会的,然后再反戈一击把脏水倒进了衍圣公府里面。蔡元培只知造衍圣公的反,不知道造自己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的反,何其两面三刀、双重标准?其实蔡元培是在欺负衍圣公尚未成年,没有还击的力量。蔡元培自己是个孤儿,却不知道保护比他更加可怜的遗腹子,反倒变本加厉地逞其北大校长、社会名流、党国要人的淫威,欺侮弱小者,毫无骑士风度,哪里懂得什么文明?“科学与民主”在蔡元培这个变节的翰林院编修的嘴里,不过成了整人的道具。就像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手里玩弄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那样。
     ......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7年7月,没有拿到学位却冒充博士的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也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可以说,蔡元培通过其私相授受教授职位的活动,把北京大学引上了歧途。他的教育改革的最后结果,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封闭全国所有大学。
     ......
     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八十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四十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毛泽东“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这里出来的。
     ......
    
     (引文 完)
    
     我不同意选骏先生的说法,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蔡元培那里出来的。如果是,可能也只是“内因”,恐怕还有更多的“外因”,对黑格尔的误读误解误会,就是“外因”之一。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
    
     一直以来“存在即合理”被误传为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几乎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可能我们真的误读了黑格尔,我们中国人几几代代都这样认为黑格尔: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价值判断)的必要充分条件。
    
     我尝试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一下:理性就是现实,现实就是理性。
    
     我之所以这样翻译,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德国历史现实和黑格尔当时的现实生活。我认为,我们误读了黑格尔的本意。
    
     德文原著的翻译在冯至(1905 -1993)之前几乎等于零。黑格尔马克思等著作的翻译,都是从英文或俄文或日文翻译过来的。贺麟(1902 -1992)是冯至的同时代人,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小逻辑》和《法哲学》是贺麟老先生翻译的(商务印书馆,1980),上面那句话的译文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贺老的翻译是英文翻过来的,但是,一看就知道他读了德文原著,这样的翻译对于我们这些双语工作者来说,读起来就舒服很多。
    
     严格来讲,翻译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理解的不同。
    
     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在无神论那里,没有上帝把绝对真理交给人类;在有神论那里,上帝没有把绝对真理交给人类。
    
     黑格尔是相信上帝的,他认为人是有限的、理性是有限的、科学是有限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天道”。
    
     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具体和现实的人会死亡,但人没有能力判断无限的上帝会不会“死亡”,因为人没有能力理解上帝“活着”的状态。
    
     但是,人能够明白人的理性和人类科学的局限性,人能够承认理性的运用有其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超出了这个界限,人的理性就无能为力了。
    
     “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到底有没有上帝?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等这些最简单最“无聊”的问题,是人,就不会得到确定的答案和结论,因为人强迫自己的理性来回答人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成全人的理性,上帝使理性不是来自虚无。
    
     对于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态度,中国人和欧洲人有着比较不同的表现:欧洲人往往是“唯心”在外,“唯物”在内;中国人(现在的大陆人)往往是“唯物”在外,“唯心”在内。
    
     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是英国传过去的。而我们中国人自小受到的教育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封建迷信,必须被彻底清除干净。后来又听了马克思的话,认为“宗教是鸦片”。我再说一遍,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不是对上帝的批判,马克思对上帝是敬畏的。
    
     唯心论,又译作理念论,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所谓唯心主义就是敬畏上帝、信仰上帝的存在,并通过对上帝的造物(宇宙与人)的理性沉思,进而作为对上帝进行理解和探索的思维方式。
     唯物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了意识,而意识则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应,也就是有机物出于对物质的反应。所谓唯物主义就是把世界作为不受任何非物力量统摄支配,而进行认知的思维方式。
    
     我们中国人本来也是敬畏“天”的,后来才“变天”。欧洲人敬畏上帝,所以才探讨上帝,欧洲人基本采上取了唯心思维方式,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人相信上帝、唯心论思维方式比无神论、唯物论思维方式更方便、更有效、更有说服力。
    
     在有神论里:尽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怜悯自己所造的人类,就亲自动工介入人类,将其圣洁的、长阔高深的爱奉献给人类,填补人类心灵的空虚无聊,直接“丰满”人有限的理性。
    
     有神论、唯心论思维方式第一个方便是,既然科学是有限的,人不能证实“无神”,倒不如相信“有神”。既然已经有神了,就不用造神了。你要知道,人造神非常折腾事,也非常折腾人。
    
     第二个有效是,既然承认人的原罪、理性有限、人是自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制度建立起来就比较符合人性,并非我们说的“以人为本”,更不是钟南山的“以好人为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赤裸裸地自私地满足“有限”的人的欲望。你“以人为本”,最后可能就是“以我为本”。
    
     第三个有说服力是,既然承认人是贪婪的、自私的,建立法律制度、法治管理、新闻监督和议会政治,就容易些,因为人是要被管理和监督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在有神论那里:是上帝委任人来管理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不承认这些“方便”,你就会认为“人本善”、人全能、人万能,“人定胜天”,你就会“无法无天”。你是人,“三个代表”都能说出来了,还好意思坚持自己是“唯物”?
    
     “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的误读误解,至少坑害了八代中国人。毛泽东1950年代一面倒向苏联学习、进行的“院系合并”,其实只是小小的折腾,几十年过后再折腾回去,算不了什么,反正五十年代折腾,九十年代反折腾,2009年开始“不折腾”就行了呗。
    
     “存在就是合理”在文革期间发展到巅峰,被人篡改成“需要就是合理”“造反有理”。毛泽东在1966年封闭全国所有大学,进行的“教育改革”恐怕是误读误解了黑格尔的哲学。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开门办学”“校办工厂”中过来的。十几岁的小孩,该长知识的时候,不读书,被强迫养猪。
    
     我左脑里还留存《决裂》电影里的“马尾巴的功能”和“手上的老茧”,右脑在阅读吸收刘永行传记,有限理性感叹:我若真的会养猪,成了养猪专业户,也行。
    
     我从主教大教堂一路走来,到达黑格尔故居,站在黑格尔面前,我问黑格尔,我这存在的左右脑发生了什么。
    
     黑格尔说,我只能告诉你,你不是刘永行。你为什么不是刘永行,我无法回答。
    
    
    
     写于2009年1月9日,德国班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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