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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底线与大宪章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1日 转载)
    
    来源:新华网
     (博讯 boxun.com)

    
    秦晖“共同底线”说提出之后,在思想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获得了一些掌声,但其中最核心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响应。本文想要着重说明的是,在对“底线”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可以在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形成“连线”。
    
    一、 全光谱
    
    笔者在《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一文中曾指出: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左派、中派和右派。中国的左派阵营包括三个主要的分支:老左,即斯大林主义;中左,即毛主义;新左,即新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也属于左派。中派主要包括自由民主主义(有时也简称为自由主义,但并非不要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右派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在这一划分中把社会民主主义列入中派,应当说是具有“90年代中国特色”的分类法。现在已经有必要作出修正。
    
    按照国际惯例,社会民主主义应当划为左派,因为在冷战后的发达国家中,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都很弱小,单靠它们是形不成左右翼之间的力量均衡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左翼力量的台柱子。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老左、中左和新左还很有市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一样,尚未正式“浮出水面”。笔者曾说:“只要左派和右派继续在中国舞台上唱主角,只要中派在中国政坛上还没有什么份量,就表明中国还没有真正和世界接轨。而一旦21世纪中国选择了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现在的左派和右派便会边缘化,中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分歧将会突显出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比笔者预料的要来的快些,在围绕伊拉克战争、SARS、刘涌案件的思想争论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分歧已经显现出来。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迅速崛起,使它具有了在左翼阵营中自立门户的资格。
    
    适应形势的新变化,我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光谱分析中用五分法取代原先的三分法。极左派: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金日成主体思想、波尔布特主义、格瓦拉主义等。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绿党式的生态主义等。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中派:自由民主主义、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右派:新权威主义、威权主义、萧功秦式而非何新式的“中国新保守主义”。极右派:新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民族复仇主义等。
    
    把自由民主主义划为中派,仍然是一种“中国特色”或“东亚特色”。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主义一般被视为右派,只有当法西斯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崛起时,才会使它带上一些中间派的色彩。例如在最近一次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时,面对极右派的挑战,通常在右派阵营中偏右的希拉克俨然成为中派和左派共同拥戴的主流民意代言人。
    
    在发达国家,通常只需要四分法(极左、左、右、极右或者左、中左、中右、右)就够用了。在那里,自由主义也无须加上民主二字,因为在民主制度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纯属画蛇添足。但是在东亚、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加不加民主二字,关乎中派与右派的分野。在东亚、在中国,有一种不要政治民主的“自由主义”(或半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如果把胡适、雷震与蒋介石,金大中与朴正熙都算作同一政治派别,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雷震想要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应属于中派,而台湾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统治时期的专业集团党属于右派。
    
    
    
    
     基于以上学界的共识,我们对于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极左派和极右派的观点在此不予考虑)。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本来也可以使用民粹主义(或拜民主义)来描述,但在历史的进程中,民粹主义已经被染上浓厚的贬义(例如毛泽东曾批判民粹主义,胡绳晚年则说毛本人也是民粹主义),因此只好求助于一个尚未被玷污的洋词。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但在罗尔斯提出“最大-最小(maximin)原理”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已经不再是当代左派的价值底线了。
    
    如果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这样的社会:永久性地压制少数人群,只要这可以使社会的总利益达到最大值。事实上,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群岛”式的社会就是这种社会的一个例子,而当代的各种左派(不包括极左派)都不能接受这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作为标榜的极权社会。当代左派也不能满足于“帕累托最优”和“补偿原理”。所谓“帕累托最优”,是在不致使社会其他成员福利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个人的福利改善达到最大化。“补偿原理”提出,即使社会部分成员的福利受到损失,只要某一个或部分成员福利改进的增量,在对受到不利影响的那部分成员福利损失进行补偿后仍有剩余,便是一种社会进步或发展。“最大-最小原理”则强调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改进,要求以社会最弱势个体或群体的福利改进为准则,促进社会发展。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条优先性原则(差异原则)称:“所有的社会基本好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好处的不平等分配对最不利者有所助益。”为什么要以“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来取代“全社会的最大利益”,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也很容易解释,富人从两碗肉中得到的满足,不一定大于穷人从一碗肉中得到的满足。如果更多地从主观感受方面而不是从客观利益方面来理解“全社会的最大幸福”,经过“最大-最小原理”修正的功利主义仍然能够成立。基于以上认识,左派认为强调平等,可以增加社会幸福的总量。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精英(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康晓光是“中国特色”右派的典型代表。他在《十年不变: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访谈》中说:未来10年的基本框架不会有大的改变。“市场经济不会变,权威主义政治不会变,精英联盟不会变。”“首先仍是满足精英利益”,“只有靠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吧”。“从目前来看,还是政治精英来主导,是权威主义政治,政府的自主性非常强。”“当前社会上最有力的集团已经达成共识勾结在一起。一般来说,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
    
    
    
    
     三、 点与线
    
    冼岩在《多元主义者宣言》中说:多元主义必然是折衷的,反对走向任何一种极端。例如,多元主义者可能在文化上主张个人和集体并重、在政治上自由和权威并重、在经济上市场和管制并重。多元主义关于各种元素的轻重标准是模糊的、标准是变化的。多元主义强调综合平衡,反对将任何一种因素强调为至高无上、反对为了实现某种单一目标不顾一切、反对将某种单一价值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秦晖则说:这种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共同底线的立场根本不同于介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调和与中庸立场。现在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说我是“民粹主义者”,有人说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有人说我是“自由主义左翼”,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诺齐克不能说是“自由主义左翼”吧,而我的很多立场就来自诺齐克。我既不是“自由主义左翼”,也不是“社会主义右翼”,我坚持的很多立场,不仅不是来自布莱尔,甚至也不是来自社会党国际,我可以说有相当部分来自马克思。一般地讲,我是赞成现代左右派所共赞、反对现代左右派所共反的“共同底线”论者。冼岩和秦晖表述了两种不同的立场观,笔者分别称之为“点”式立场观和“线”式立场观。
    
    冼岩对于多元主义似乎有一种误解。政治多元主义是指赞同多党制或多派别制、多利益集团制,反对一个领袖、一个权威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体制。经济多元主义是指赞同混合经济、多种所有制竞争,反对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文化多元主义是指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舆论一律、独尊某术。但对于一个政党、一个企业或一个思想者来说,不可能同时既是左派政党又是右派政党,既是国有企业又是私有企业,既是普世价值论者又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多元主义既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折衷主义。如果说多元主义必然是折衷的、模糊的、标准不定的,那么,它与过去那种是亦是非,非亦是是,是是非非,是非非是的“辩证法”又有什么区别呢?
    
    冼岩提供了“点”式立场观的两种样式:“不定点”与“平衡点”。如果在评论秦晖时这么说,评论康晓光时又那么说,让人把握不住评论者的清晰观点和明确立场,就是“不定点”。往好里说,“不定点”是一种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往坏里说,“不定点”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冼岩在《中国问题的多元主义诊断》中说:“现在民主化,既不解决问题,又将立即面对转型之险;先维持现状,再徐图良策,至少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其间有可能出现新办法、新机遇----时间是万变之母。”原来,“不定点”也有一个定点----维持现状,把一切问题留给时间来解决。
    
    在任何问题上都以公允的面貌出现,给左边一个巴掌,给右边一个巴掌,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个折衷的位置,就是“平衡点”。数轴上可以有无数个点,平衡点也可以有无数个。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可以有第三条道路,在左派和第三条道路之间又可以有第四条道路,在第三条道路和第四条道路之间还可以找到新的平衡点。折衷主义的初衷可能是要调和矛盾,结果往往是搞得意见纷纭、派系林立,愈来愈无法达成共识。所以秦晖说,在中国,他所赞同的立场与其说是“第三条道路”,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条“道路”的重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
    
    杨支柱说,当秦晖讲“自由先于主义”的时候,他仿佛是个“人文自由主义者”。当他讲“公正至上”的时候,他又仿佛是个“新左派”。其结果,一些智商不大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先后把秦晖视为同道,既而又认为秦晖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或者干脆把秦晖指责为叛徒。“其实,秦晖的立场和基本观点从他出道以来并无任何变化。”误解秦晖的原因就是从“点”式立场观来揣摩他的立场。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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