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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不是新儒家”的余英时常识出错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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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
     (博讯 boxun.com)

    
    第一篇: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
    
     历史研究者余英时博士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最近,余英时院士荣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华人世界的一大新闻。因为该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据说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2005年则没有获奖人。
    
     我们在为余英时院士高兴之余,同时也看到他在就此得奖而回答记者采访时,体现出对于欧洲乃西方历史的相当陌生乃至重大错解。例如他在解答《凤凰周刊》的提问时,就进行了不少错误的论述。下面略举三例。
    
     例如1:“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的论述,与事实对照,时空错落了一千多年。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并非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古以后”,而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百五十年的公元311年4月。这时,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与加勒留(Galerius)共同颁布《宽容敕令》(The Toleration Edict of Galerius),停止迫害基督教会。312年,君士坦丁一世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之子马克森(Maxentius)争夺王位,在米里维安桥(Milvian Bridge)边展开决战,决战前,君士坦丁一世看到西沉的太阳之上有一座十字架,写着光芒四射的希腊文“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靠此记号,就必得胜”。第二天10月28日,君士坦丁一世命令所有士兵穿上十字架标记的军装,果然一战得胜,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于是,罗马帝国在西部对教会的迫害立即停止。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Licinius)颁布《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享有平等权利。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失和,战火重燃,东部统治者为争取异教(Paganism)支持,而重新迫害基督教会。323年,李锡尼终于战败,翌年被处死刑,君士坦丁一世统一了罗马帝国并颁布一系列谕令,给予基督教会以特权。324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尼西亚(Nicaea)召开,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此会议不仅解决了亚里乌派(Arianism)的异端问题,并制定了《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罗马太阳神教(Mithraism)开始走向没落,其不少内容被新的国教即基督教消化了,甚至原来被列为罗马万神殿(Pantheon)崇拜对象之一的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其诞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是异教徒节日(在罗马历书也是冬至农神节期),也被改头换面为耶稣基督的圣诞节(Christmas)。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原来是把这天当作明春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因为日照最短的冬至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意味着“太阳死去”,到二十五日正好是“死后三天复活”,与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似乎一致。
    
     此后罗马帝国虽然日渐衰弱,但基督教却蒸蒸日上。九世纪以后,北欧本土也迅速基督教化了。北欧人接受基督教,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对撒克逊人(Saxon)、基辅(Kiev)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对斯拉夫人(Slavs)所做的那种强迫施洗;北欧人是自愿归化。其前兆表现为,北欧诸王都乐于采用基督教文化中的通用名字,然而正是这种“过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致使北欧古代文化迅速消亡了。
    
     事实上,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是把话说反了。应该修正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衰落”。
    
     至于说余英时院士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更是离谱、走板。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注意,是“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罗马帝国崩亡”前后,得以确立的价值观恰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例如2:“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
    
     例如3:“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此话把基督教等同于希伯莱文明,大谬也。
    
     一般西方历史的研究者们都承认所谓“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互相影响,交织成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但却很少有人使用“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这样的表述来描述那段历史。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互相影响的结果,基督教本身并非希伯莱文明;因此“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无法构成二元。实际上,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而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才构成二元。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是不能成立的。这还因为基督教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明显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就是诞生在希腊文化中的,怎么可以说是一千多年以后的后来,“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才“走向了结合”的呢?
    
     如何纠正余英时院士这个错误呢?我认为,合乎常理的说法应该是:“基督教文明和异教文明走向了结合”。因为基督教自从诞生之日,就和异教同在希腊文化中活动。这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是一目了然的。
    
     余英时院士的再一个误读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也不是发生在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十二、三世纪”,而是要早上一千年,在二、三世纪的早期教父时代就发生了。最后形成了基督教神学。不论是先行的希腊教父们还是后起的拉丁教父们,都是熟读纪元前后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的。
    
     至于十二、三世纪,则是基督教经院哲学成熟的时代,不可被误读为“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东西方教会的分裂(1054年)、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角力的背景。最后,希腊语和拉丁语谁也无法征服同化对方,导致罗马帝国的永久分裂。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我们知道2006年度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91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但这却使我们想到,今年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莫非是用来专门安抚非白人少数民族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美国的主流学界会挑选余英时院士这样一位对欧洲历史相当陌生的华人学者来荣获此一殊荣了。
    
     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凤凰周刊》的下述报道是误报,余英时院士根本就没有对《凤凰周刊》发表上述的言论。这一切都是《凤凰周刊》的记者自己想象和编造的。
    
    
    第二篇: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
    
    
     拙作《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些猜测和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以为我指出余英时院士误读欧洲历史,是基于“文明的冲突”等价值观上的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我在《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一文中,较多讨论了余英时院士对于基督教和希腊文明的误读。
     其实我之所以撰写《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一文,是为了追求一种正确的知识,而不是为了讨论不同的见解。我是担心余英时院士携带获奖的名气,会导致一个乐极生悲的后果:传播一些错误的欧洲历史知识给一些阅读欧洲历史还不够多的中文读者。而恰巧余英时院士又拥有日益增多的中文读者。现在,为了平息读者们不必要的猜测并澄清读者们相关误解,本文将在与基督教毫无关系的课题上继续讨论,余英时院士怎样误读了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并传播了错误的历史年代知识而不仅仅是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本文将完全避免讨论意识形态、哲学概念和宗教信仰等价值观问题,而专门考订历史年代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
     余英时院士说:“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在这里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在我看来,这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共和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
     为了说明余英时院士的观念确实违反常识,请看下面的历史年代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
    
     一、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六个方面
    
     1、早在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就从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n)那里学会了书写,并改变希腊字母为拉丁字母,造就今日的欧洲文字和世界文字的主流。
     2、罗马人的宗教深受埃特鲁里亚人宗教的影响,而后者的宗教深受希腊人宗教的影响,因此罗马人的宗教与希腊人的宗教颇多相似: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包括拟人化的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缺乏完整的神学体系。罗马神话的基本构造来自希腊,甚至可说是希腊的翻译:宙斯是罗马的朱庇特(Jupiter,天父)、赫拉是罗马的朱诺(Juno,天母)、波塞冬是罗马的涅普顿(Neptune,海神)雅典娜是罗马的密涅瓦(Minerva,智慧神)、阿佛洛狄忒是维纳斯(Venus,美神)、赫耳墨斯是罗马的默丘利(Mercury,信使神)、阿瑞斯是罗马的玛尔斯(Mars,战神)、赫淮斯托斯是罗马的伏尔甘(Vulcan,火神)、赫斯提亚是罗马的维斯塔(Vesta,炉神)、哈德斯是罗马的普鲁托(Pluto,冥王)、狄奥尼索斯是罗马的巴克斯(Bacchus,酒与欢乐之神),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则直接进入罗马神话,名字都没有变。太阳神阿波罗的妹妹阿尔忒弥斯则改名为戴安娜(Diana,月神)。
     其实罗马人大力承袭希腊神话的现象,在古代各民族中是一突出的典型,而非偶然的例外。罗马人接受希腊神话和宗教,是通过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n)的中介。在公元前六世纪,埃特鲁里亚人就建立了“三位一体”(Trinity)的巨型神庙,以祭祀“雷神金尼雅(宙斯)和他的妻子马尼(赫拉)和他的女儿米涅尔瓦(雅典娜)”。后来,罗马人承袭了这一系列的崇拜。而根据罗马人的语言和宗教习惯,改称为“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米涅尔瓦”(Minerva)。在这些承袭后面,诚然隐藏着某些埃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从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导出的“独特解释”,但它们对希腊神话的继承,却是基本的。所以,我们在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后18年)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可以看到比所有希腊原著都更条理化、更富于系统性的“希腊神话”──尽管那时用拉丁语讲述的,并不同程度地罗马化了。
     3、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人那里,也有类似的神话专著和史诗作品,且已长成参天大树──如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搜集和加工的古典世界神话专集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和维吉尔描写罗马起源的神话英雄史诗《伊尼特》(Aeneid)。史诗作者维吉尔描写罗马起源的英雄神话,其实是模仿《伊利亚特》、《奥德赛》而作。不过主角由希腊人换成了罗马人。当罗马元首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变成独裁者后,为唤起罗马人的自豪感,就大力鼓励维吉尔写作。维吉尔也认为罗马人负有统治世界、传播文明与法治的使命,所以用了一生的最后十一年(前30-前19年)写作《伊尼特》。但到去世之际,他仅完成《伊尼特》的初稿,并且遗憾作品不够完美,在遗嘱中吩咐家人焚毁手稿。但奥古斯都下令保存,并指派诗人将他的初稿整理、编汇、出版。出版后,广大读者却认为他的诗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至高境界。从此就在罗马帝国享有崇高地位,它的诗句经常在祭典或墓志上引用,类似国家宗教的经典著作。《伊尼特》甚至因此成为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学生们必读的课本。
     《伊尼特》取材于特洛伊王子在特洛伊灭亡后到意大利建国的故事。全诗共十二卷,近万行,分成两部分。前六卷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写特洛伊王子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等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热情招待他,并与他相恋。但由于神的旨意,他必须离弃迦太基到意大利重建邦国,女王因此自焚。特洛伊王子抵达意大利后,女先知带他游历地府,见到了亡父的灵魂。他父亲指点他看到自己的后裔──罗马国家一系列的统治者,从罗马城建城者罗慕路斯到凯撒,再到奥古斯都。后六卷模仿荷马史诗《伊里亚德》,写特洛伊王子到达意大利拉丁平原,受到国王拉丁诺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这就引起了伊尼斯与另一求婚者之间的长期战争,全诗以特洛伊王子杀死敌人而结束。这样的结构让我们怀疑,《伊尼特》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党的文学”,是为奥古斯都的专制统治服务的“哥德派”,他的崇高声誉,和罗马帝国的强大国势是密切相关的。
     4、时间上比较晚出的希腊半神超人的传说系列,也像希腊体系神话主干的形成一样,大大得力于希腊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国际继承性。以希腊最后一位天神、最伟大的超人──赫拉克勒斯为例,在关于他的传说里,就含有相当浓厚的亚洲信仰的成份。到了罗马时期,赫拉克勒斯崇拜传入意大利,又增添了他在意大利创下的赫赫武功:如取消萨宾人(Sabine tribes)的杀人祭,奠定对火神的崇拜,杀死著名大盗等一系列传说。
     5、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八世纪。在罗马人生活的埃特鲁里亚以南、台伯河以西地区,拉丁式的朱庇特庆典祭祀节日的设立,不迟于公元前七世纪。受埃特鲁里亚文明的影响,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化。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王政时代”(Period of Rex in Rome)其实就是三族轮流执政的。“纯粹的罗马文化”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种族和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一种特殊的秩序。例如异族的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命运的;最后则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蒸发消失在罗马历史洪流里。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整合世界的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无疑选择了后者,因此使自己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并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如坚定、简朴、感情迟钝、行事简单。这可以被评价为某种“原始性”,因为世间的美德往往与原始性一体两面。那时的罗马王(Rex),是军事首领、最高审判官和最高祭司,却没有行政方面的权力。历史在在表明,原始的美德要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慧);但无美德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再也开不出鲜花来了。结果只能烂掉,除非让种子在下一个季节重获机会。
     6、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们要比埃特鲁里亚那些只会经商的手艺工匠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从未开化民族变成了半开化民族……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一步步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那果子就是他们的地中海帝国,尽管他们的花有些苍白无力,是从希腊移花接木而来的文化与技艺。这当然也使他们的果子有些先天不足,给罗马世界的崩溃埋下精神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质朴、迟钝等“高贵的统治者性格”,且与他们的“正义感”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例如,罗马人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一一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或被统治的“同盟者”。这多少有点像是美国人对待欧洲人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日本那样的战败国了。
     这当然要归功于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南北的交通要冲,周围各个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与文化的成分混合,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这与近代英国的形成颇为相似。可见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商业文明,也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明!只是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在罗马建城和获得霸权的中段时间,罗马人才联合其他拉丁语城市,并与意大利的希腊殖民者结盟,驱逐了其文化先行者埃特鲁里亚人的所传播的“真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正是商业文化的失势,为罗马保持了美德,并为其政治能力奠定了基础。
    
     二、罗马帝国之前的希腊化
    
     除了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上述六个重要方面。后来,在罗马帝国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进一步受到希腊文化的更加强烈影响,从而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标兵。而且,这些影响基本上属于“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大多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方面的,而不是“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因为罗马帝国成立的时候,希腊化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谓希腊化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文明融合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从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在此之前的前146年,罗马人已经毁灭了希腊名城科林斯,而在希腊本土确立了统治地位。
     造成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人,原来生活在希腊世界的北部。其文明水平相对落后,至古典时代仍然保留原始色彩。前四世纪中叶马其顿人崛起为希腊世界的主宰。
     前359年,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即位并进行改革。他一方面削弱部落贵族的势力,强化王权;另方面建立常备的职业军队取代原有的人民军队,由国王亲自指挥。著名的马其顿方阵显著提高了马其顿军队的战术水平,腓力二世得以挥师南下,于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而确立了马其顿人在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
     前337年, 腓力二世主持召开科林斯会议,成立“希腊联盟”,包括希腊世界的大部分城邦。希腊联盟一面明确规定希腊城邦相互之间的关系,旨在克服内战、缔造希腊内部和平,另面拥立腓力二世为盟主,共同发动对波斯帝国的战争。
     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科林斯会议之后,希腊世界城邦之间的矛盾明显缓解。内部矛盾的缓解导致对外扩张,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重要背景。希波战争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波斯帝国屡屡插手希腊世界,也构成亚历山大东征的另一原因。
     前334年,希腊联军在格拉尼库战役击败波斯军队,占领小亚细亚。
     前333年,希腊联军在伊苏战役重创波斯军队主力,占领叙利亚和埃及。
     前331年,希腊联军在高加米拉战役再次取得决定性胜利,占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遇害,波斯帝国灭亡。
     前329年,希腊联军攻入中亚。
     前327年,希腊联军攻入印度河流域。
     前325年,亚历山大率军返回巴比伦,东征结束。
     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时年仅仅三十二岁。
     亚历山大东征的直接结果,是建立了希腊人统治的、规模空前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虽然解体,但却形成了安提阿王朝、塞留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安提阿王朝控制希腊世界,塞琉古王朝控制叙利亚,托勒密王朝控制埃及。
     亚历山大不仅打破欧洲和亚洲的藩篱,而且使哲人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希腊城邦的沦陷使希腊人对现实无能为力,转而超然物外,在混乱之上寻求个人的德行和精神。伊壁鸠鲁派、怀疑派、犬儒派三足鼎立,体现了晚期希腊个体意识的觉醒。
     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后向地中海东部发动扩张,安提阿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控制的中东地区才相继纳入罗马共和国的版图。
     纵观“希腊化时代”,发现它具有双重倾向:1、希腊本土东西两翼地区的希腊化(明显标志是希腊语的广泛传播);2、希腊世界的东方化。
     前222年,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军队击败了斯巴达人,历史上斯巴达第一次被外来势力占领。但结果腓力五世却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大的罗马。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达成了瑙巴克塔斯和平(Peace of Naupactus, 前217年)终结了马其顿和希腊联盟间的冲突,他因此控制了除雅典、罗德斯和帕加马以外的全部希腊。
     前215年腓力五世同罗马的敌人迦太基组成了联盟,这促使罗马引诱原先就只是名义上归顺腓力的亚该亚城市,并同罗德斯和帕加马结盟,成为了小亚细亚最强的力量。
     前212年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爆发,无结果地结束于前205年,但马其顿从此成为罗马的敌人。
     前202年罗马击溃了迦太基,扫清了东进的最后障碍。
     前198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腓力五世遭到希腊盟友的背弃,在辛诺塞法利战役中被罗马地方总督提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击败。弗拉米尼乌斯是希腊文化的仰慕者。腓力五世除了交出舰队,没有受到更多的惩罚。
     前196年的地峡运动会,弗拉米尼乌斯宣告所有的希腊城市获得自由,而罗马的卫队仍旧驻扎在科林斯和哈尔基斯。除了罗得岛,所有的城市都加入了罗马控制的同盟,民主政体被亲罗马的贵族政治取代。
     习惯上认为罗马对希腊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卢西奥·马缪斯(Lucius Mummius)对科林斯的洗劫,然而早在前168年马其顿就已经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了。罗马人将这片区域划分为四个小共和国,前146年马其顿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首都为泰萨罗尼基。剩下的希腊城邦获得自治地位,但从属罗马。罗马人将地方行政交给希腊人管理,并不欲破坏传统的政治模式,例如雅典的广场可以继续作为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存在。
     虽然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希腊文化却征服了罗马人。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就输入了许多希腊作品,加以翻译和摹仿。在公元前146年罗马灭亡希腊之后,罗马人更是将全部希腊神话、诗歌和戏剧据为己有。罗马贵族找了许多从希腊俘虏来的奴隶来做家庭教师,让他们编剧作诗,并研究各种科学,这使得罗马文学染上了浓厚的希腊色彩。罗马人吸收希腊文明的饥渴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文明、近代日本人吸收欧洲文明的程度。
     不仅文学,哲学亦然。卢克莱修(前98-前54年)的唯物论继承希腊唯物哲学传统,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规律性。塞内加(前4年-后65年):继承斯多噶派的精神倾向,强调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在历史学方面,波利比阿的《通史》、李维(前59年-公元17年)的《罗马史》、阿庇安(公元95-165年)的《罗马史》、塔西陀(公元55-120年)的《编年史》和《历史》以及《日耳曼尼亚志》,可说都是希腊史学传统的延伸。至于普鲁塔克(46年-120年),其代表作品名字就叫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一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莎士比亚、歌德等人均曾从中取材创作,尽管这部著作在史实上有诸多失真的地方,结果从十九世纪之后影响力逐渐减弱。
    
     三、使徒保罗墓与罗马的希腊化年代
    
     顺便再举一个最新的实例:《博讯》2006年12月13日有新闻《耶稣使徒圣保禄石棺在罗马出土》,报道梵蒂冈考古学家宣布,经过四年的挖掘,终于在梵蒂冈第二大的城外圣保禄大教堂 Basilica of Saint Paul Outside the Walls 祭坛下,发现使徒保罗的墓穴,相信石棺内藏有其遗骸。教廷计画在祭坛下加装玻璃地板,让信众和游客可以清楚看到尘封一千六百多年年的大理石棺。保罗在公元67年被罗马暴君尼禄斩首,遗骨390年迁葬现址。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考古学家质疑这座石棺的真实性,其证据不仅在于保罗殉道到教堂兴建相隔三百多年时间,而且更重要的证据就在于:保罗时代(公元67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而现存石棺上的刻字却是拉丁文。因此这座石棺可能只是一座纪念碑。(《联合晚报》朱小明编译)“保罗时代(公元67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这一事实,突出说明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化程度之深入。而不是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相反,“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的希腊影响反而急剧衰退,以至于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至于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即使不从保罗殉道的公元67年算起,而从公元390年迁葬现址的年代来说,也根本不是中古时代结束以后(“中古以后”),而明明是中古时代结束之前一千多年的事情。
     余英时得奖演说(《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说:“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二十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上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这是很好的,但也是不够的。照本文以上所述,如果仅仅了解“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却误解其他时段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无法用来比较研究具有高度连贯性的中国文明的(余英时院士也承认“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例如,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
     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人撰写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四、结束语
    
     自二十世纪开始,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西方中心论已经逐渐受到扬弃,西方意识已经意识、承认“西方的衰落”,并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死亡。但是人们可以称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因此变得像中国社会那样“超稳定”了吗?这种荒唐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
     但是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些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等),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拷贝?其实质,还是欧洲中心论的,例如,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主流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
     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但是,难道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说?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其实,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第三篇:余英时误读蛮族历史
    
     在《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中,我们曾经指出,除了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六个重要方面之外,后来,在罗马帝国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进一步受到希腊文化的更加强烈影响,从而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标兵与收割者。而且,这些影响基本上属于“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大多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方面的,而不是“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因为罗马帝国成立的时候,希腊化时代就被结束了。
     此外,“保罗时代(公元67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这一事实,突出说明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化程度之深入。而不是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相反,“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的希腊影响反而急剧衰退,以至于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至于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即使不从保罗殉道的公元67年算起,而从公元390年迁葬现址的年代来说,也根本不是中古时代结束以后(“中古以后”),而明明是中古时代结束之前一千多年的事情。
     而且,如果仅仅了解“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却误解其他时段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无法用来比较研究具有高度连贯性的中国文明的(余英时院士也承认“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例如,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人撰写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现在,本文试图最后讨论一下,余英时院士除了误读基督教与希腊文明,除了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而且误读了欧洲的蛮族历史。
     余英时院士说“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其中“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的误读,前面已经申述,兹不赘述;这里要澄清的是“可以说(基督教)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这一疑案。事实应该是:“基督教是配合蛮族一起毁灭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而不是拯救了它。在这毁灭之后的数百年间,教会才与蛮族结合,共同创造了西方文明。”
    
    
     一、汤因比论“内部无产者”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是英国名史学家。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尔德·汤因比(1852-1883年)。为了区分两者,人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教会组织作为罗马帝国的“内部无产者”,其实是从古典社会内部,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作为“外部无产者”的境外蛮族,瓦解了希腊罗马的异教文明。
     汤因比的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们暂且不下断语,即使如此,余英时院士有关“可以说(基督教)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的论述,依然错误。原因在于,基督教教化蛮族的时候,西方文明还没有诞生,“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当然就根本无从谈起。而如果退一步说“基督教从蛮族手里拯救了古典文明”,则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如前所述,事实应该是:“基督教是配合蛮族一起毁灭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而不是拯救了它。”
     汤因比曾经描述,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很明显,这一描述正是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衰落过程里提取、抽象出来的。
       公元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在国王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攻入罗马城,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部份城市建筑。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因为这是汉尼拔都没有做到的巨大胜利。蛮族士兵对罗马妇女的施暴,比较攻入德国的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施暴,其程度毫不逊色,惊醒了拉丁教父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这样的神学家,使他不得不关注悲惨的尘世历史。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自己民族的神灵而改宗基督教的结果,甚至罗马信徒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信仰也感到受了沉重打击。毕竟这些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还有民族文化方面的鸿沟。在这个充满危机的背景下,奥古斯丁开始计划撰写《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作者为了却这项心愿,前后历时十四年,完成时离他逝世只有四年。
       很显然,奥古斯丁已经认识到,以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代表的地上的城,在双重夹击下即将不保,因此他将目光转向天上,转向上帝的城。这部“晚期著作因此融汇他一生主要思想,号称“奥古斯丁思想的成熟之花”。而这花朵正是内外无产者有意无意中联手制作的。
     奥古斯丁所谓的“上帝的城”,作为古代版的“双城记”虽然区分了“地上的城”(earthly city)与“上帝的城”(city of God),但他的上帝的城,毕竟还是从地上看到的,并在地上建立的;而不是从天上看到的,更不可能是从上帝那里看到的。因此从根本来说,“上帝的城”还是某种政治论,尽管是“神学政治论”;还是历史哲学,尽管是“基督教历史哲学”。难怪有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欧洲历史上首次完全自觉地创立历史哲学的努力,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当时思考的焦点在于:罗马这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永恒城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遭受如此残酷的报应?作为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可能并不清楚类似的命运其实也是其它文明无一例外的归宿:埃及的底比斯、两河的巴比伦、中国的长安,更不用说印度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了。所有这些“中国”的逐一覆灭,不仅造就惨绝人寰的黍离之歌,也激发了对于文明命运的持久沉思。奥古斯丁虽然并不了解其它文明下场,但对罗马的衰亡毕竟是有切肤之痛的。
     身兼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奥古斯丁,系统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与结局,从平行的角度描述圣经时代人类历史的兴衰浮沉,从亚伯拉罕、摩西时代到基督以至新约时代,大概勾划出古代近东世界和亚述帝国的变迁,及其最终与希腊世界的相遇。
      奥古斯丁与希腊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大量深入而详尽的辩论,如探讨幸福的定义、永久和平的幸福、公正的统治、属天之城与属地之城的分歧和冲突,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价值取向的抉择,显明出基督徒在世俗的生活中应具备的属灵品质。最后,奥古斯丁探讨了“终末的事”,如上帝的审判、肉身的复活、地狱的观念、新天新地、教会的荣耀等,奥古斯丁旁征博引,大量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借以驳斥外教者对人类终局的误解,同时亦给予在颠簸不定的世俗中生活的基督徒坚实的盼望。
     奥古斯丁自己可能并不完全清楚,他如此论述历史其实就是在为古典文明(而不是余英时院士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他甚至深入辨析了基督徒与新柏拉图主义者在上帝观上的异同(第十卷),并从第十一卷开始的全书第二部分,论述了属天之城与属地之城的由来、其历史与归宿。探讨了“天使的本性”、“人的犯罪”以及死亡等问题;对上帝之城的历史,一直敍述到基督时代。
     属天之城与属地之城最终还要落实到人间。奥古斯丁的“上帝的城”,意指过着精神生活的教会;而“地上的城”则是沉溺在肉欲之乐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这双城同存一个肉眼可见的世界中,两城的市民们也是彼此混居共处、难以区别划分的。“由两种爱造成了两座城:由爱己之爱而轻视上帝,造成了世上的城;由爱神之爱而厌弃自己,造成了天上的城。”(《上帝的城》第十四部二十八章)这两座城以该隐和亚伯为代表。所有在世间自认是客旅、是朝圣之途的人,都是上帝城的居民。这“地上的城”以巴比伦和罗马为首席代表,其余一切世上邦国都是这城的化身。它的精神是蔑视上帝、但它也是一种相对的善,治安由它维持。这罪恶尘世,虽以爱己为当然之理,还知道制止扰乱,人各顾安全。但这“地上城”必随上帝之城的日见扩张而归于消失。“上帝城”的居民,就是那些被上帝拣选、蒙恩得救的人。虽说教会成员并不都是被拣选的,但被拣选的人却都在这有形的教会中。“所以连现世教会也是基督的国,也就是天国。照样,连现世圣徒也与基督一同掌权,不过与来世掌权有些情形不同;虽然稗子在教会中与麦子一同生长,可是稗子不与基督一同掌权。”(《上帝的城》第二十部第二章)
     这样的神学理论对于奄奄一息的罗马帝国不啻最后一击。显而易见,上帝之城就是那有形的、奥古斯丁本人所在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使命是接管罗马帝国这个地上之城瓦解之后的欧洲。
     只是在这接管之后而非之前,“西方文明”才在教会与蛮族的双重作用下被创造出来。奥古斯丁的看法对于后来才出现的“西方文明”(而不是被余英时院士混为一谈的古典文明),具有定型作用:政府的目的不仅是维持和平,也是作人民的“敬虔的父”,所以必须倡导敬拜上帝;教会和理想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依赖、互尽义务,中世纪神权国家的观念,就建造在奥古斯丁这种理论上。
     尽管两城有这一对立性的区别,但上帝的城毕竟建在人世里面,而与灵魂所住的彼岸之地有所不同;结果奥古斯丁最后建立的,并不是耶稣的天国,而是教会的世界统治。耶稣的天国是无法描述的,因此即使耶稣本人也只是用隐喻的方式加以暗示。奥古斯丁所做的“多于耶稣的部分”,开类似的后来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先河,结果是创造了另一种“罗马”。正如他自己坦白的:“假如我不为大公教会的权威所驱使,我就不会相信福音。”(《答摩尼的书信》[Against the Epistle of Manichaeus],第五章)像奥古斯丁这样以身体而不是以灵魂去建立“上帝的城”,其结果却是得到了另一种地上的城,尽管它很特别,是教会而不是国家,是神权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
    
     二、教会与蛮族
    
     回溯高级宗教的历史,其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文明人类的灵魂诉求,但最终却归结为对于野蛮民族的文明教化。所以不难发现,它在野蛮人中间扎根深,在文明人中间扎根浅。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回教在其初创社会依然茂盛,因为前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不可不扣的原始民族。相反,佛教和基督教并不能见容于它们的“原产地”印度和以色列,而最终只能在外国流传。其中传播到文明地区的,相对都比较肤浅,如佛教在中国(包括中国化了的“熟番”如朝鲜、越南、日本、鲜卑、西夏、辽、金、元、满洲),基督教在希腊(包括希腊化的马其顿、罗马、迦太基[天主教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就是迦太基地方的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都不如在它们周遍的生番和蛮族地区,扎根得那么深。例如,佛教在拒绝汉化的“生番”蒙古和西藏所取得的成功,和在汉化不及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古代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取得的成功,显然更为深入,它们都拥有了稳固的国教地位。同样,基督教在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匈牙利、芬兰等蛮族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和这些蛮族在欧洲海外开拓殖民地时征服的(无文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澳洲人、非洲人中间取得的成功,显然更加稳固。而在有文字的亚洲各国,基督教的传播其实十分有限:因为这里的基督教更多是作为灵性的载体而非文明教化的载体来发挥作用。更多渗透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因此十分自然的,无法征服文明社会的上层,即使在印度那样的“三百年殖民地”,传道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在希腊文明圈和在中国文明圈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彻底地排除了本地文明,而佛教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控制,中国社会还几度发起排佛运动;但也因此文明的本土性质,中国得以避免了罗马遭受的解体和希腊遭受的外来宗教的二度征服,后一次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带来的伊斯兰教……而希腊之所以被基督教完全同化,可能和希腊文明本来就不是独立起源更有关系。至于埃及虽然独立起源,但毕竟版图太小。
     修道院也有类似现象。以往人们看到修道院起源于东方(如埃及),多为冥想团契,只是传到了西方,才变成生产基地,其中也包括文化生产,尽管只是复制,缺乏创造。当人们谈论何以显示如此区别时,多从民族性着眼,而忽略了“懒惰的东方人”在创造金字塔、亚述兵团和空中花园时,其实并不懒惰。在我们看来,修道院制度的区别,其实是东方的文明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在宗教追求之上的性质差异所造成的:文明人追求的是脱离世界,野蛮人追求的是改造世界,对于后者,高级宗教其实就是文明开化,是与字母、文学、生产技能、社会组织、哲学观念一同输入的。所以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退隐基地的西方修道院也并不设立在城市里,而是设立在荒野,也就是设立在接近蛮族的地区。表面上是脱离城市,其实在开化危险的蛮族。开化的结果是教会与蛮族共同创造了尚未形成的西方文明,而不是像余英时院士误读的那样是教会“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
     在文明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是作为要素被吸收的;而在原始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则被全盘接受,如罗斯人接受东正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接受天主教、蒙藏人接受大乘佛教、阿拉伯人接受一神教,都是连同字母一同接受的。因此在野蛮人那里,宗教和文明教化是一体的,宗教等于文明的生活方式,离开宗教的生活就是一种堕落。但对文明人则不尽然,宗教与文明是可以分离的,宗教是文明之上的或说文明之后的那种灵性的生活,离开宗教的人只是生活在世俗的文化里,并没有脱离教化。
     如此看来,社会救济和福利传教可以帮助野蛮人确立信仰和信仰基础上的文明教化,但这对已有教化的文明人却较难发挥改宗的效果,徒然培植了吃教者(Rice christian)。因为文明社会具有复杂的文化传统,无法全盘移植外来宗教,只能做有限度地吸收。除非社会的巨变造成了文明过程的中断,如罗马帝国后期和秦汉帝国之后(西晋)所发生的事件那样。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三、分界线上的故事
    
     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提出:“(伊斯兰教)这种把世界截然分为和平之乡与战争之乡的主张,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
     其结果,是造成了“中世纪历史上的两件根本大事之一,第一是条顿人(Teuton)的迁移造成罗马帝国的瓦解,第二是阿拉伯人的出征消灭了波斯帝国且震动了拜占廷帝国的基础。阿拉伯人的出征,到占领西班牙而登峰造极,成为中世纪开端的里程碑。”(同上)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也就是瓦解了西晋帝国的“五胡乱华”的中东版。不过地中海世界的五胡披上了回教的袍子。
     有句名言这样说道,“不是罗马征服了世界,而是世界投身于罗马和平的怀抱”──是的,罗马仅仅是统一了早在诸个海上文明浸润之下的地中海区,一旦超越了这一限度,“强大的罗马”也就无能为力了。在罗马鼎盛时期的公元九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Rhine)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他曾经深入罗马帝国,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六年(公元1—6年),他甚至还是罗马公民,但返回日耳曼后仅仅两年就发动战争反对罗马。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战争,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南北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当然,日耳曼人摧毁罗马帝国,还多花了五百年时间(476年)。又过了五百年(公元962年),日耳曼人索性自己建立了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962-1806年),真是沐猴而冠,直到拿破仑战争才被这位夺取了欧洲皇冠的科西嘉人一把了结。也难怪二十世纪还要立志复兴罗马的墨索里尼,那么看不起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不过上述五百年的周期,倒是颇合《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世界性预言。这是后话。
     “条顿堡屠杀”之后的四百年间,罗马人再也未能越过雷池一步,最后,反被内陆原始森林里冒出来的日耳曼人摧毁、征服了。莱茵河流域远离海洋,它是一块未经海上文明浸润的“生地”。因此,以统一海上文明区域为其使命的罗马征服者们,始终无力控制日耳曼生番的地方。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东方”等内陆文明区域──罗马始终未能占领两河流域,对波斯、阿拉伯、印度这些内陆国家就更是“望尘莫及”了。罗马这个“世界帝国”,实际上只是一个捉襟见肘的“地中海帝国”。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参考。公元二世纪初,罗马帝国征服了英格兰和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在不列颠岛上先后筑起了有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或曰罗马长城(Roman Wall)。公元四十三年,罗马并吞不列颠岛,建立帝国第四十五个省份。哈德良(76─138年,117─138年在位),为抵御北部凯尔特人(Kelt)对不列颠岛南部的入侵,哈德良到大不列颠视察并下令修建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用五年时间,分段筑成,东起泰恩河口,横贯英格兰,至西海岸的索尔韦湾(Solway Firth),全长一百多公里。哈德良长城最初由泥土筑成,后来又砌石块。城墙南北两侧挖有壕沟,约十英尺深三十英尺宽。长城与南沟之间有一条军用道路,是连接东西的要道。长城沿途建有十六座城堡每隔一英里建有一座碉堡,称作里程碑(mile─castle)。 在碉堡之间有两座小角楼,供士兵休息隐蔽使用。在豪斯戴德(Housesteads)有最著名的城堡,在此可看到当年罗马人的军部、粮仓、兵营、医院、塔楼等。“安东尼长城 (Antonine Wall),东起福斯河湾(the Firth of Forth),西至克莱德河湾(the firth of Clyde),全长五十九公里,高三米多,建于140─142年间,为纪念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mtpmomis Pius,86─161年)而命名,他是哈德良皇帝的义子 (adopted son)和继承人。后来罗马人放弃此墙而退到哈德良长城,安东尼墙现存遗迹不多。 长城的修筑,是罗马帝国的重心从海权转向陆权的重要指标。正如在中国,长城的修筑是文明从扩张转向防御的重要指标。
     在欧洲大陆上,罗马把边界推到了今天的西德名城科隆(Cologne)至美因兹(Mainz)一线,维也纳(Vienna)也在其掌握之中。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知道,这对日耳曼人意味着什么:罗马的政治控制范围无论从海洋上(经北海)还是从陆地上(经丹麦)离日耳曼心脏地带不过数百公里之遥。而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罗马拉丁文化早就越过这些地界而深入日耳曼腹地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了。(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9页)由于受到日耳曼人的抵制,此后几百年间这一分界在外观上相对静止,实质上不断变动。这些政治压力和文化影响的结果不久就会表现出来: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解体造成的民族迁徙潮流下,北欧人突然活跃起来,军事抵抗演变为疯狂的四处反击。
     一百年之内北欧的日耳曼人就占领了北海诸岛,他们甚至登上了北美洲。经过历时大约两百年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海盗式掠夺,这相当于希腊早期殖民活动,十世纪后半,不列颠岛上的丹麦人逐渐同化当地居民,十世纪末,本土丹麦人重新侵入英格兰,卡纽特王(King Cnut,1014─1035年)在公元1028年至1035,建立包括今天的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在内的“卡纽特王国”(the Kingdom of Cnut),他死后,1042年帝国崩溃,英格兰恢复独立。著名的哈姆雷特(Hamlet)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中。与此同时,北欧人(the Vikings,Norseman)还占领并殖民于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意为“北欧人之地”)半岛,于911年建立公爵领地,然后以此为跳板于1066年渡海入侵英国。北欧人的殖民活动东至伏尔加河(Volga River)并建立了基辅国家(Kiev,866年),南至西西里岛(Sicily),并建立了“诺曼王国”(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941年)。(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38、39页。)这种广泛的扩张活动表明,北欧文明这时已经开始跨入它的“古典时期”。正是这个时代,北欧神话传说史诗广为传布,并在一百多年后得以记载下来。
    
     四、帝国与蛮族
    
     有的学者曾经发问:“当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先后分崩瓦解,并在大规模蛮族人侵的战火中双双覆灭之后,中国、西欧的政治大势为什么会出现再度统一和永久分裂的不同结局?曾经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外学者也不乏其人,但其中并见未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位学者还特别援引说,“美国学者余英时也认为‘汉朝灭亡之后,中国统一的观念并未随之而去,因此下面仍有隋、唐的继起。但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便再没有看到第二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无人传播统一的观念所致。”(任汉生:《论秦汉、罗马以后中国、西欧不同政治大势之原因》)其实,持有这一疑问的学者包括余英时在内,都是由于“只见西欧而不见东欧”,忽略了希腊帝国(拜占庭)长达一千多年的存在。其实拜占庭希腊帝国的长度,超过了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的总和,到明朝开始了八十年以后才宣告灭亡。
     至于说道“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曾指出:‘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而这与中国未能形成像西欧那样多元的和多样化的格局,有直接的关系”(同上),更是有意忽略甚至省略了南北朝、唐藩镇、五代、南北宋的存在。
     在罗马帝国,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的安扥尼努斯敕令,将罗马公民权赋予意大利以外的帝国全部地区的所有男性自由民,事实上将行省的居民提升到与罗马城的居民同等的地位。这条敕令使得帝国的经济和法律的机制通行于整个地中海地区,为帝国从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过渡打下了基础,其变革的幅度之大,如同四百年以前从拉丁部落拓展到整个意大利。当然,实际融合的过程是参差不齐的,如希腊这样高度整合于罗马的地区迅速执行了这个条令,而不列颠、巴勒斯坦或是埃及这些太远、太穷、太特殊的地区,执行得就不理想。
     卡拉卡拉的敕令既然承认了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平等地位,就加速了权力从西方向希腊和东方转移的过程,为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以及其后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以来,希腊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公民,并最终将这两种身份等同了起来。君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庭建成帝国的首都,从此称为君士坦丁堡,将其置于帝国中心位置。
     拜占庭帝国前期的历史(324年-610年),以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一世为主角,他们以罗马传统为拜占庭的根基。最初的几个世纪用于巩固帝国边界,并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域。
     拜占庭中期(610年-1204年)经受了同时来自宿仇(波斯人、伦巴底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和新敌(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的轮番进攻,这些攻击并不局限于边界冲突,有时敌人深入疆界甚至威胁首都。入侵者也不满足于短暂的进攻,而是转为长期定居,建立敌对的新国家。社会和行政变得相当希腊化,偶像破除运动之后重塑了正教传统,这些因素致使邻近国家置于拜占庭的影响之内。
     1204年发生了拜占庭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标志了拜占庭晚期的开始。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失守,帝国被拉丁十字軍征服并由一个拉丁国家所统治了五十七年。此外,拉丁占领极大影响了帝国的内部发展,因为西欧式的封建制度也就是分封制度引入了拜占庭。
     1261年麦可八世从拉丁人手中解放君士坦丁堡,但拜占庭帝国依然陷入内部衰弱中。奥斯曼人来自外部的蛮族入侵也逐渐导致了拜占庭的衰亡。1453年,拜占庭帝国落入奥斯曼人手中。
     “拜占庭时期”这一术语,是由现代历史学家发明的,而自十世纪开始人们本来是称呼这个帝国为“希腊帝国”的,而之前则为罗马希腊(Romeo-Greek),所以希腊人有时在口语中自称为Romioi。“罗马”(Romeo)这一修饰来自于帝国在政治行政领域对于罗马的传承。实际上,在欧洲历史上许多国家都使用这个修饰,比如卡洛林王朝以及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都将自己看作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一幽灵甚至徘徊到十九世纪的欧洲:1806年耶拿战役前夕,德国教授黑格尔看到了拿破仑,于是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看见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脑所能够理解的“历史的终结”。
     回到余英时,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难道把“基督教”仅仅理解为“东正教”,把“蛮族”理解为“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把“西方文明”为“拜占庭文明”?显然,要作出这样的理解就需要修改世界各国通用的中学课本,并且对全部历史概念进行颠覆。
     余英时院士所犯的错误其实在美国的主流学术界并不罕见,而且他们好像习惯于装聋作哑,决不认错。
     这里再举一个谢选骏亲身经历的不幸事件。
    
     五、《纽约时报》拒不道歉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公元1000年的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公元1000年的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当然,《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纪思道对历史的有关误解,进一步生动说明“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针对《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误导读者的这个重大错误,我立刻投书指出,却石沉大海或说“石沉纽约时报”更加恰当。我的这一“投石问路”,证明拒不道歉不仅是战犯和盲流的劣根性,也是学术界包括美国学术界的通病。连《纽约时报》这样的重镇也不能免俗。呜呼。
     由于拒不更正,类似的污点将永远留在《纽约时报》的记录上。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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