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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当代中国宪章派群体揭幕/牟传珩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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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社会危机感日趋加深,中国正处于世界现代化盘整的政治转型时期。然而,中共当权者只是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围绕稳固一党专政与既得利益阶层的轴心展开改良,因此每当“改革”发展到涉及政治体制的深水区就陷入僵局,而执政党的政治领袖们却始终对世界民主化浪潮采取回避态度,借“稳定压倒一切”托词和“不争论”的战略,规避日趋强烈的宪政改革呼声。 (博讯 boxun.com)

    眼下,关于要不要宪政改革和如何推进宪政改革的争论,正在成为当今中国朝野广泛关注的焦点。当此之际,今年12月9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的前一天,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呼唤宪政民主。宪章公布至今,签署人已经增加了近20倍,并仍有不断攀升之势,由此揭幕了当代中国的新一场宪章运动和一个宪政派群体的亮相。《零八宪章》一改传统中国仁人志士们“上书谏言”表达诉求模式,转而采用共同向世界发声的政治性伦理宣告,来申明他们的基本理念与主张,这便使《零八宪章》具有了划时代的韵味。
    一、《零八宪章》的产生背景
    追求宪政民主,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一梦。然而,中国至今也没有 “宪政” 意义上的突破。这便注定了今日中国的所谓改革,非但没有克服或阻止现代化民主潮流整合中国,导致新旧矛盾迭起造成的社会危机,相反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推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将强化执政地位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来捍卫,而不愿接受现代权力分离与制衡体制,这就为官商集团的联姻和腐化提供了无法铲除的土壤。
    眼下,官僚集团和官商勾结集团已经形成联盟,正好借此“改革”之名,大行掠夺公共资源与侵犯民众权利之实。如今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严重,社会不公 ,两极分化已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各类社会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局势难以控制,早已越出了社会常态的范畴,显示出民众情绪躁动与愤怒的明显特征。杨佳袭警及瓮安冲突、惠州骚乱、孟连动乱、陇南抗议等群体事件,都在近期井喷式涌现,直接导致社会陷入了深重的“管治危机”。这说明今日中国正处于社会急需更新变革之前夜。
    然而,今天的执政当局却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担当变革主角,而是以不痛不痒的修修补补策略忽悠百姓。如此“30年改革”的信誉,已在民众中荡然无存,这不仅使得“改革”本身走向了死胡同,甚至使中共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也难以实现。这也就是说,拒绝实现“宪政民主”意义的改革,已经导致执政党陷入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便引发了社会对这个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普遍拷问。公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才授权政府管理社会,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产生的。于是,“人民同意”便成为解释国家政治正当性的基石。当政治正当性得到了“人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证明时,对政治统治的遵从就获得了正当性;当政治正当性被“人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否定时,要求变更政治统治就获得了正当性。如今,这一宪政伦理已成为普世价值,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应运而生,体现的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界对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拷问,和用“人民同意原则”建立“民主政体”变革目标的普世价值指向。因此,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与民众的愿望。只有把《零八宪章》放在它产生的这种社会背景与环境中去认识它、把握它,才会对其意义有更符合实际的理解与升华。
    二、《零八宪章》的历史传承
    我曾在北京奥运闭幕之后发表的《奥运走了梦难圆——中华百年追求在宪政》一文中写道:“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从中国人民有了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晚清时代的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民主派争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问题的实质,就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基准究竟建立在哪里?是注重立宪的权威,还是权力的来源?在民主派看来,核心问题是谁掌握权力,只要人民掌权,共和就能实现,所以民主派强调国体,即国家由谁来统治;而梁启超派更重视政体,即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是共和民主,还是君主立宪是其次。立宪派们相信,只有宪政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然而,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由于政治精英们在政治正当性的问题上,更看重权力的来源,因此宪政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没有到位。这导致了民国时期虽有宪法,但无宪政,国家政局始终处于动荡状态,这便给了共产党人用暴力推动“苏维埃式的民主”以机会,在中国从此建立起一个完全排除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支票支撑起的集权于党的国家。直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又在所谓“大民主”的口号下,连形式上的宪法都被废除。中国如此漫长的现实,充分印证了没有宪政的正当性,所谓共和与民主根本无法保障。
    就在中国的文革末期, 同属“苏维埃式民主”国家阵营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等人发起了要求当局保护基本人权的宣言,史称《七七宪章》。从此宪章这一特定形式,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公民主张权利,呼唤“政治正当性”的载体。之后,《七七宪章》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5日曾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民主与安全会议”上发表《历史表明,自由最终会征服恐惧》的演讲说:“虽然经过了苏联占领的漫长的黑暗时期,但这个国家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中,在77宪章运动的吁求中,世界看到了自由的力量。”
    是的,中国也看到了。中国的“民主墙运动”和“六四学运”,都深受这种“自由力量”的极大影响。“六四学运”被镇压后仅仅4年,1993年11月武汉的秦永敏先生便与刘念春、周国强、宋书元、杨周、陈旅、李海、钱玉民、沙浴光等异见人士,就运用了宪章这一特定形式,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共同发表了《和平宪章》,呼吁中国政府与民间和解,平反“六四”,并倡导“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精神,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接着1994年3月23日,杨周、鲍戈等54人又联名向中共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具有宪章意义的《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文件,要求修改宪法、废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条款、取消“劳动教养”、开放党禁、报禁,建议军队国家化、警察中立化,推进经济私有化,废除户籍制等“十九条政纲”。上述两个具有“宪章”意义的文件的参与人数及影响力,虽远不及这次的《零八宪章》,但它们同样都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历史传承与《七七宪章》呼唤“政治正当性”的政治伦理基础之上,并直接连续着《世界人权宣言》的普世精神之源。
    三、《零八宪章》的本质特征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曾提出,要理解宪章运动,不在于局部研究方法所提出的要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而是宪章派用以提出要求和进行辩论的语言。要认识宪章本质的特征,除了要从其产生的现实和历史背景的逻辑推演基础上分析,更要从其主体精神层面提炼,这就是由《零八宪章》所激发出的公民道德责任。在本文看来,尊崇人的自由属性是实行宪政的根本依据,由此出发来认识《零八宪章》文本背后的本质特征,就会发现一种为自由、平等、责任而献身的“公民精神”。
    《零八宪章》的联署,无疑是所有参加者们为履行公民责任而克服个人恐惧,发出明确目的和愿望的政治呐喊。正是由于这些目的和愿望,才诞生了《零八宪章》这一活动及其群体。宪章签名活动,就显示了这样的公民意识、良心和责任的觉醒,这便是一种新型公民运动的尝试。哈维尔在谈到《七七宪章》时认为:通过宪章的活动,人们希望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力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希望重新找回人的诚实和本色,从而恢复作为人的尊严。《零八宪章》的本质特征,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正如杨建利先生在《实名签署〈零八宪章〉的意义》一文中所言:“《零八宪章》最深层的意义不是为亟需的政治变局破题,而是启动公民意识的广泛觉醒和心灵解放。”为此,《零八宪章》用原则性的表述和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且充满技巧性的妥协用语,向社会传达了这个群体希望的未来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在这份全文约4000字的宪章中,提出了推动政治民主化变革的19项主张,而派生这些主张的内在灵魂,就是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
    四、《零八宪章》的价值与启示
    “文章千古事”。《零八宪章》无疑是一篇来自民间的宪政理念宣言书,因此它具有传代价值。这个宪章包括前言、基本理念、基本主张和结语四部分,旨在建设一个各种主张、思想和利益都可以合理表达,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的宪政框架。宪章指出:“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由此可见,《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观。其系统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等各个层面。而这些层面都是多少年来社会普遍关注,体制内外不断研究,异见人士反复探讨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零八宪章》表达的不仅是共识,也是一些常识。也正是因为它既是共识,也是常识,所以才更具有世俗的凝聚力。
    《零八宪章》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它是通过宪章内容的传播、签名的聚集,甚至引起争议与讨论等一系列活动,启示民众借助这样一种形式,来伸张被权力压制着的权利。这便是对实现公民精神在实践意义上的肯定。这种持续性的活动,就是一种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公民参与运动”。
    五、《零八宪章》派群体揭幕
    1838年英国平民阶层在伯明翰举行大会,公布《人民宪章》,正式发起了宪章运动,它的拥护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宪章派群体。在中国百年立宪进程中,向来都是官方活动,有发言权的大多是政治家、军阀、党派领袖、各界精英、社会名流等,而普通民众始终都被政治边缘化,很少有机会涉足,也从未形成一种民间宪章派来推动宪政的落实。然而,立宪活动本身,正是一种全民共同参与,形成共识的过程。只有这样的过程,才具有宪章运动的意义。或者说,宪法就是由全体民众共同制定的。它应该是公民的“一致同意”,而不能由少数人主宰、垄断。没有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立宪不仅无法体现平民的意志,更无法转化为宪政实践。因为宪政要体现的根本原则,就是主权在民、有限政府和充分人权三大原则。而没有普遍的民众参与,宪政原则也根本无法实现,宪法的精神只能停留在文本上。这也就是当今中国宪法,虽有人权保护之名,而无人权保护之实的原因。
    当下,由于《零八宪章》的起草、传播与签名活动,首次在共同价值观的召唤下,积聚起那么多以民间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各社会界别参与的一个民间宪章派的群体亮相。宪章公布仅仅几天后,就有数千人参署,其中还有一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年长的是92岁的中共老干部李普,最年轻的还是高中生。此据《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张祖桦先生介绍:宪章的酝酿已经很久,9月奥运会结束之后已开始草拟,11月便在圈子内广泛收集意见。《零八宪章》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改造中国的民主化纲领,凝聚了百年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的心血与梦想。签署者除了异议者,自由职业者之外,有不少还是体制内的精英。另一位《零八宪章》发起人刘路先生说:“在宪章的酝酿过程中,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作家、记者、律师参与进来。”然而不幸的是,宪章发起者刘晓波先生与张祖桦先生分别被拘捕与传讯,且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骚扰、监视、传讯、“约谈”了不少签署人。为此,部分宪章签署者们又发出了《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声明:“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 这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零八宪章》运动及其宪章派群体揭幕的悲壮性宣告。
    结束语
    诚然,《零八宪章》并非一个十分成熟、完美的文件,其内在逻辑、行文措辞尚有可推敲之处。为此,一些激进者们认为这个宪章用词含糊、立场妥协;而一些更温和者们则又视其太过理想,缺乏现实性考良;也不乏一些具有浓重民族主义情感的人,对宪章“联邦制”目标过于敏感,担心其失去部分民意基础;甚至还有人对其是否又是中共“阳谋”的怀疑;更有不少毛式左派,口诛笔伐,恶意攻击。而本作者无党无派,也非《零八宪章》联署人,对《零八宪章》的理解也许更客观了一些。在本文看来,《零八宪章》引起一些争议并非坏事,这些争论与中共的打压,本身就是对宪章意义的放大与影响的扩张。《零八宪章》毕竟表达的是人类社会大多数认可的普世价值,更何况这一从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社会各界联署签名事件,其形式意义远远大于了实质内容。《零八宪章》的公布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它应时代之运而生,为当代中国宪章运动揭幕,并由此塑造了中华民族首个民间宪章派群体的诞生,仅此象征性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便是可圈可点,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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