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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社民党《汉堡纲领》的几点评论/罗云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4日 转载)
    
    一、《汉堡纲领》相对于施罗德时期确实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左摆
     (博讯 boxun.com)

    德国舆论认为德国社民党在向左转,这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在《汉堡纲领》中,出现了不少带有较强左翼色彩的词汇和概念,比如6次使用“民主社会主义”,18次讲到“运动”,20次提到“资本”或“全球资本主义”,23次出现“公正”,213次涉及左派意义上的“社会”。
    
    当然,纲领向左不仅是词汇上的,而且是理论上的。比如“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社民党当初用来标榜自己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概念,由于有“社会主义” 字眼,在苏东剧变后基本上被社民党放弃了。新纲领现在不仅重提这个概念,甚至以这个字眼作为标题专门在一小节中加以论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令人骄傲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打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烙印”,“自从当代平等自由目标发展成公正的本质,自由、公正和团结就始终是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强调“苏联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并没有驳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反而是引人瞩目地证实了社会民主主义遵循基本价值的发展方向。民主社会主义仍是我们建立自由、平等、团结社会的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社会是我们的持久任务。我们的行动准则是社会民主”。
    
    另外,在政策层面,社民党的左摆也许比在理论层面更明显。比如施罗德在2003年出台了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提高工作效率为中心内容的改革规划——“2010规划”,并在通过该规划的特别党代会上警告党内左派人士不要引入财产税。他说,不只是社会弱势阶层才需要安全感,“我们不应该反复讨论是否应该增税和采取强制措施,因为这样只会使那些经济上更有能力、更加独立的人感到不安”。然而社民党现任主席贝克当前显然更愿意突出党的“社会”特点,为此他不惜与曾参与“2010规划”制定的社民党前主席、现任德国副总理明特费林激烈争吵,把施罗德政府关于所有55岁以下的失业者只能领取12个月失业金的决定更改为24个月,试图以这项抓人眼球的政策上的突破树立社民党依然关照弱势人群的形象。
    
    二、左转主要是策略性的
    
    相对于施罗德时期,德国社民党的左转虽然确实存在,但其中策略性成分更大一些。具体来说,这与其在党内外感受到的一些形势变化压力有关。这种形势变化除了几年来拉美左翼崛起的影响外,更与德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左摆分不开。
    
    由于前些年德国经济下滑,失业率长时间在高位运行,拉大了社会的分化程度,造成不满情绪的酝酿和积聚。然而施罗德时期的社民党不仅没能消除失业,反而全力推出改革福利制度的政策,这进一步增加了弱势群体的怨恨,近几年更是工潮涌动。结果造成社民党出现分裂,前主席拉封丹带动一批工会派党员退党,并与民社党组成选举联盟,在2005年的大选中赢得超过8%的选票。2007年7月,该选举联盟组成左翼党,并直截了当地挖社民党墙脚,大张旗鼓地呼吁弱势群体,呼吁德国社民党党员和“所有想重建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一道参与”。这使社民党危机感大增。
    
    然而压力不仅来自左边,也来自联盟党的竞争。由于看到高失业率背后潜藏着大量的选票,联盟党尽管骨子里希望比施罗德削减更多的社会福利,口头上却大谈“公正 ”是自己重要的基本价值,宣称减少失业是自己的第一要务,并反过来批评社民党侵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默克尔一方面攻击社民党搞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否定关于德国社民党是惟一保证社会公正的党的说法,强调基民盟要使每个人都受到关注,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更为典型的例子是,针对上述“领取12个月失业金的决定”,基民盟就指责说这是社会公正的一大漏洞,“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公正上的裂痕将难以愈合”,社民党有责任与其一起弥补等等,使社民党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在这种左右夹攻下,德国社民党在民意测验中得票率持续下降,目前只有30%,降到了战后几乎最低的水平,与50年代初相当。相比之下,左翼党和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增加,中右政党得票虽也下滑,但远没有社民党那么惨。这些自然都刺激了社民党的神经,激发它扭转这种颓势。而新纲领向左的所谓“回归”,就是要夺回社民党失去的地盘,而不是要与左翼党联盟。贝克对此曾一清二楚地说,只要他是德国社民党主席,就不会与左翼党在联邦一级联盟。
    
    向左是为了反击左右势力拿“公正”话题挤占社民党领地的策略之举,从施罗德在汉堡大会上对党代表们讲的一句颇为引人注目的话也能略见一斑。他说:“你们是原版,他人是抄袭!”德国绿党两主席之一彼蒂科费对社民党左转的用意看得也很清楚。他断定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社民党决定“不把社会性力量拱手转让给左翼党 ”。
    
    既然社民党的左转主要是策略取向,那么《汉堡纲领》的战略取向是怎样的呢?
    
    三、《汉堡纲领》的战略取向是按社民党理解的时代要求出牌
    
    应该说,在今天简单地以“左”或“右”来评判《汉堡纲领》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起码有一个坐标问题。如上所述,和施罗德时期比,《汉堡纲领》的遣词用句在某些方面是显得左一些。但和德国社民党上一个纲领——1989年通过的《柏林纲领》比,即使拿被舆论认为是“左”的话题来看,新纲领也显得右。
    
    比如新纲领尽管重提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它并不是像以往那样把“公正”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摆在最高的位置,而是强调“公正”、“自由”、“团结”这些基本价值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互相制约,是统一和等值的。不仅如此,即使讲“公正”,其内涵也与以往大为不同,它看重的不再是通过再分配实现的结果平等,而是通过教育等手段实现的机会平等,所谓“预防型福利国家”就深刻透露出这个新特点。对此,拉封丹的批判能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新自由主义的奇谈怪论充斥着世界,而且在那些互相竞争的党派里,有些人没头没脑地跟着学舌‘预防型的社会福利国家’。这是个多么恐怖的词汇啊!”可见,“预防型福利国家”不过是施罗德新中间道路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翻版。
    
    这说明,社民党尽管根据政治形势作出策略性左转,但就整体战略而言,它没有迁就短期形势,而是坚守自己对时代变化的认识。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新纲领既然开宗明义把时代作为制定纲领的根本出发点,就不可能把按时代要求进行了十几年的自身转型一笔勾销。
    
    又比如新纲领开拓出一些社民党人过去不很在意或有抵触的领域。较为典型的有“公民社会”。在上世纪70年代,以新社会运动为表现形式,公民社会在西欧大规模崛起。当时社民党对其的态度是敌视和嘲弄,认为它是乌合之众的运动,是“对民主政治的威胁”。在新纲领中,社民党不仅完全放弃了对公民社会的批判态度,更认为“民主的生命在于公民的参与”,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它“能并且应该监督、校正、鞭策和完善国家的行为,同时减轻国家的负担”。这种认识正是社民党根据时代变化,在80年代末接受绿色运动,在90年代后期接受社群主义变革的顺理成章的结果。另外,新纲领注意到新传媒的发展,注意到大众传媒给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打上越来越显著的烙印,同时表示要学习与传媒打交道,这同样是适应时代变化之举。
    
    正因为按时代要求出牌是新纲领制定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所以该纲领明确指出:“不存在退回到20世纪老工业社会和民族国家时代的道路。通过民主政治改造全球化是21世纪的伟大任务。”
    
    四、新纲领未必能使社民党走出困境
    
    按照德国社民党主席贝克的说法,汉堡大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汉堡纲领》“是现代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对所有现实挑战给出了应对的答案”。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展现在德国社民党面前的道路也不会因为新纲领变为一条坦途。
    
    首先,纲领尽管根据时代要求和政治形势提出了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但这与现实情况的发展往往会相去甚远。这导致社民党常常会有两种举动,一是实用主义滋长,把纲领抛到脑后。实际上社民党的去纲领化人们早已有目共睹。二是空谈。比如纲领提出以“社会欧洲”和把全球资本主义纳入社会和民主游戏规则的方法“ 重塑全球化”,但具体如何操作?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措施,目标难免落空。就拿上述“社会投资型国家”来说,施罗德政府讲了多年,但德国的教育,尤其中学教育却始终排在欧洲后几名。
    
    其次,近些年来一系列困扰着社民党的两难问题不会随着纲领的出台而烟消云散。比如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遭到社会否定的情况下,如何协调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福利国家不堪重负,新中间道路改革又引起社会下层不满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效率和公正以及生态平衡的关系?在社会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和发挥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的作用?在社会结构变动使社民党选民队伍萎缩,又面临其他党争夺选民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走出夹缝求生的窘迫,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率?面对强大的传媒社会,如何处理遵循媒体规律和坚持党的原则的关系?在全球化和欧洲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怎样把握主权让渡和维护主权的尺度?在移民和恐怖主义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多元文化的一体化?如何恰当处理反恐和保护隐私的关系?
    
    再次,纲领的策略性左转和按时代要求出牌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起码在两个方面现实地增加了社民党的困难:一个是如何与大联合政府伙伴——联盟党共同执政?对此,敏感的社会舆论已颇有微辞。另一个是如何克服党内异质化的加深?代表大会前党的领导人的激烈争吵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
    
    最后,纲领无法克服所谓“政党政治”危机。这种与时代变化相联系的更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起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政党危机”。它不仅指与德国社民党类似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存在意识形态混乱的信仰危机,民众支持度持续下降的信任危机,党员人数日益减少而异质化却更加严重的组织危机,而且指西欧几乎所有主流政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二是“竞争性政党民主危机”。为了克服政党危机,所有主流政党,无论是过去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变革和转型,虽然其间有策略性回转,但长期发展的方向都是“中间化”。这个总趋势既弱化了政党作为“部分意见代表”的存在意义,又弱化了政党民主之所以成立所依赖的竞争性。政党政治的这种双重危机目前还看不到解决的方法。汉堡纲领自然也无力回天。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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