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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再迈人权保障的坚实步伐/沈宇哲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31日 转载)
    
    2008 年12月26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就《羁押法》第6条与羈押法施行细则第14条第1项之规定,涉嫌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第16条保障人民诉讼权之意旨,作出违宪裁决并颁布中华民国司法院第653号宪法解释文,判令相关机关应于此解释文公布之日起两年内,检讨修正羈押法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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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判决,大法官许宗力在协同意见书中特别指出,这是台湾人权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公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相信对未来法制发展可以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大法官李震山也在附带协同意见书中阐明释宪文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大法官会议首次以集体的名义认定“基于有权利即有救济之原则,人民之诉讼权不因其身分而被剥夺”与“诉讼权保障之核心内容,不得予以剥夺”的宪法地位,同时经由大法官会议再次重申,无罪推定原则下的公民宪法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使之上升到了宪政的高度,加以遵守与维护。
    
    保障人权从落实无罪推定开始
    据司法院公布的资料显示,本案的申请人是一名在押的王姓被告,他在2002年因涉及一起杀人未遂案,经由台南地检署侦查、台南地方法院裁定,准予羁押。但在羁押过程中,由于王姓被告人违反看守所的监规,遭到所方施以隔离处罚,当事人不服向看守所所长申诉,结果所长以无理由驳回申诉,当事人继续向台南地检署及行政法院提出申诉,都得到同样的驳回答复。故此,王姓被告人入禀司法院,请求大法官就《羁押法》及其实施细则是否涉嫌违宪,声请解释宪法。
    
    在第653号宪法解释文中,大法官会议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刑事被告受羁押后,为达成羁押目的及维持羁押处所秩序的必要,其人身自由及因人身自由受限制而影响的其他宪法所保障权利,固然因而依法而有限制,惟于此范围之外,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受羁押被告的宪法权利之保障,与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并无不同。”
    
    这句长得有点太超过的法律解释,用司法院秘书长谢文定的白话文来理解,就是说,目前中华民国的看守所相关法令只准在押被告不服所方处分时,得向所方申诉的规定,已经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并抵触宪法基本人权条款,在押人虽涉有罪嫌,但未经法院判决定谳前,仍算无罪,所方不得剥夺公民诉讼权。
    
    当然大法官对羁押的必要性也作出了权威解释:“羁押系拘束刑事被告身体自由,并将其收押于一定处所之强制处分,此一保全程序旨在確保诉讼程序顺利进行,使国家刑罚权得以实现。羁押行为系干预人身自由最大之强制处分,自仅能以之为保全程序之最后手段,允宜慎重从事。”
    
    事实上,台湾因为监狱数量有限,所以司法执行机构一直以来把看守所当成未经法院宣判的嫌疑人,与已经法定罪成的服刑人一起关押的混合场所,且出于便于管理的考虑,看守所往往在有意无意间侵害到羁押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诚然在六法全书中,《刑事诉讼法》有“小宪法”的美誉,其立法宗旨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公权力过度扩张,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从刑事程序上司法机关一直在寻求对可能触及的行政滥权或司法独裁予以平衡,行政、司法需要相互监督,而司法权本身也时刻需要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的制约。
    
    在653号宪法解释文出台后,人们自然关心法律的合宪性修正是否能做到“有效率”?所幸,行政院法务部已表态将贯彻大法官释宪意旨,尽速提交草案给立法院修订。
    
    大法官直接推翻特别权力关系的宪政意义
    在本案中,绝大多数大法官都提到了一个行政法律方面的专有名词:特别权力关系。大法官许宗力直言不讳地认为,司法院第653号宪法解释文是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致命一击”,同时这也是中华民国大法官首次集体性、全面性、未附带任何条件地彻底抛弃特别权力关系对中华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
    
    这个“特别权力关系”要说清楚讲明白,法学家写上十几篇论文都不够。所以,我尝试借鉴几位中华民国大法官现成的解释来说明这个概念。
    
    自1876年德国法学家保尔·拉班德(Paul Laband)首次提出“特别权力关系”这一术语以来,经德国著名公法学家奥托·麦耶(Otto Mayer)的系统阐述,形成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该理论很快成为二战前德国、日本和中国(特指排除了中共政权之外的中华民国,也包含如今的台湾)法律实践的指导理论。“特别权力关系”中最核心的一种特征就是:一方取得支配对方之权利,对方负有服从之关系。比如,公务员、军人与长官;学生与公立学校;服刑人与监狱,都是一方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特别关系。
    
    近年来也有法律学者将其引入解读列宁式刚性政党,党组织运用党纪来规范党员的现象,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学术界更有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权力主体,经常性地以内部规章典范凌驾国家法律对成员进行管束的批评。
    
    因为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天然关系,促使当事人双方从关系生效一刻就注定了权利地位的不平等,并且支配方所具备的往往又是带有强制性的号令权,服从者不能也无法拒绝。在中华民国的司法实践上,这种“特别权力关系”还有当事者不得争取包括民事及行政诉讼在内的诉讼救济权的限制,换言之,政府内部的惩戒纪律、学校的校规、监狱的监规在特定人群中的地位比国家法律还高,且受到处罚后不得再上诉。
    
    所以,本次大法官解释宪法,就是对这种严重扭曲宪政的行为作出违宪判决,从宪法高度纠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所支撑的“内规高于国法”的违宪行为。往上追溯还可以发现,中华民国历任大法官面对这种变态的体制,前仆后继、矢志不渝地发起挑战,从1984年迄今,已有14 篇宪法解释文具体阐述过,也呈现渐进式突破的积极趋势,直到2008年12月26日的第653号解释文彻底推翻。而这种挑战处于当时威权统治的国民党政府之下,格外能够彰显其历史使命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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