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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一定要摆脱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31日 转载)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一切人和事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口口声声的"翻身解放",实际上多方设限,标榜老百姓"当家作主",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毛泽东"当家作主",民众则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是保证置身于"人民内部"的前提。毛泽东以政治态度为划分标准的"两种矛盾"理论,取代了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厘定,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国人中随意指判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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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打击的对象,消灭的对象,不当人待,似乎已顺理成章。那末,"人民内部"呢?
    
    先看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毛泽东发动的武装斗争从秋收起义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毛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质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农民不仅是战时钱粮的供应者,又是革命军队的兵源。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中,各根据地首先是东北的土地改革,给了贫农雇农下中农以土地等实际利益,得以掀起"保卫胜利果实"的参军支前热潮。这是中共和农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广大农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向高级合作化飞跃,闪电般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公,实行对农民的彻底剥夺,切断了刚刚起步的"发家致富 "之路(这也为后来大批市县一级党政和乡村基层干部勾结地产开发商廉价占用"集体"耕地伏线)。据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有力的"教育"则是改变他们的经济存在。于是,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证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几千年来沿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变身为劳动营里的一员,由生产队长组长支配。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双重剥夺。
    
    全国农民,首先是贫下中农,对共产党以身家性命相许,而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并不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沉重负担,历史地落在他们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学家,过去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就农民生活处境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被自命农民利益唯一全权代表的毛泽东拉下脸好一顿训斥奚落谩骂。
    
    农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国务会议上来发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没有代言资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干部或知识分子说了一句"农村苦",就划成了右派。但不是还有土改时期红火一时的农民协会吗----农(民协)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意志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团体,早就在土改结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的集体化组织(合作社及其后的人民公社),毛认为成亿的农户过于分散,一旦"梳成辫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跃进,抓他们下田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谁也别想逃脱,抓他们上山伐树,回家砸锅,土法炼铁,到公共食堂领粥喝,上河工时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员无异于奴工。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还以"清查瞒产"为名,闯入农家搜缴粮食,颗粒不剩。队长不开出村证明,谁也别想外出讨活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民,就跟朱元璋时的农民一样,"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间",他们被户籍钉死,不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请想一想,全国有多达三千六七百万的男女老幼,大部是农民,关门闭户在家中饿死!河南兰考农民感念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一条就是他到火车站制止了阻拦,放走死里逃生的乡亲(后来宣传焦裕禄,却说他是到车站劝阻逃荒的农民留下来"生产自救")。待到经济情况经过调整略有好转,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指责人们刮"翻案风"、"黑暗风",开始他新的"战略部署 "。四清(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继以文革,活下来的农民所受又一轮折磨不必说了。
    
    农民如此,工人属于领导阶级,总会好些吧?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并不在九天之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不过是理论上的名义,它的"领导"须" 通过共产党",共产党才是执掌统治权的实体。而具体到每一户、每一个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则不过是分属于工厂矿山工地铁道各个企业单位的个体劳动力。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单位中的党政工团,其中的"工"指工会。厂里虽有工会,却跟农民没有农会没有两样。工会主要是配合党政部门完成生产指标和政治任务,组织各项"中心工作"的,等于党委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会干部也都由党委指派。宪法上的集会结社自由,在这里是凌虚驾空的。正如宪法上曾经规定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都是空头支票。
    
    工人与干部发生矛盾,如同在其他机关团体的一般工作人员与领导发生矛盾一样,很容易扣上"违反纪律"、"破坏生产"以至"反对领导"等罪名。厂矿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不合"规格"的不顺眼的工人,也都有划成"坏分子"的危险。甚至在平时,说谁"顶撞领导","一贯捣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劳动教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确比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高出一头。在另一部分刚刚从农村进城换上工装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较受尊敬的师傅身份。且不必说,他们在少数沦入工人队伍的"将校尉,港澳台"(即曾为旧军警或有境外社会关系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领导阶级"的光圈虽属群体,但也赋予个体以荣誉感。建国初年,这成为工人群众热情投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的动力。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随着时光流转,许多厂矿企业中的党政工团迅速官僚化,一些领导干部特权化,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虽有"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中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发挥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和荣誉感。相反,几十年长期实行所谓"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资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牺牲(遗留问题如工人住房几十年一贯紧缺等,至今尚未解决)。④ 一个封闭压抑的社会里弥漫的消极失望情绪,也笼罩在两三代工人头上。文革是从上层建筑单位开始的,文革期间的武斗是从院校开始的,而工人造反组织成为派性斗争以至武斗的主力这一事实,反映了工人队伍的分化。这一高潮落潮时,不管是曾经紧跟党委的劳模、政治积极分子,是不满现状响应号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还是挣钱养家不愿掺合政治的逍遥派,都有受骗上当,遭到玩弄的感觉。"我自将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沟渠",毛泽东口口声声工人阶级长,工人阶级短,口口声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原来对普通工人也没把他们当人看。三十年间不但"涮"了为原始积累卖命破家的中国农民阶级,也"涮"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献了血汗产值的中国工人阶级。
    
    广大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工农。不管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普通士兵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说有过一次选择,那是在朝鲜战争中选择回国的战俘,以为回到祖国怀抱,却不料陷入无穷的"审查"之中----成为了嫌犯,被责以不死。他们的境遇竟不如享受优待的敌方俘虏。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国战俘的遭遇,就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出狱时受到的质问:"好样的都牺牲了,你能活着出来,是不是当了叛徒?"至于以国防军介入国内政治,把枪口对准民众,所谓"快刀斩乱麻",而陷军人于不义,那就是双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说的"人民内部",且是政治优先的工农兵。但"人民"的"内"、"外",只是一纸之隔。中国人是很容易成为"敌人",沦入"非人"之境的。" 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码的敌人。每次运动又都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打击面,岂不就要从"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击对象吗?运动中固然制造冤案,平时的冤案也层出不穷。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或实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伪证;或索性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没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实至名归,它管着同级政府的公检法部门,几十年一贯制。任你嚷嚷什么反对"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呼吁司法独立,无异与虎谋皮,司法部门若独立执行司法权,把名为"党的领导"的长官意志置于何地?司法权之大,莫过于杀人。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如果法律专业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样复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国不仅有涉及高官显贵如刘少奇、潘汉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对普通民众草率定案,公审公判之间,无视人权,罔顾法理,草菅人命,残酷到什么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这是制度的问题,不能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有人说,经是好经,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说这些不值一驳,这些早已有人驳过了。
    
    宏观地看,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视观察,今则坐镇指挥。以全国之大,人口之多,每次运动之中和两次运动间隙,除对身边" 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亲自过问。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过的各级党委,还有国家机器核心部分的公检法部门。替他"树敌",也替他打击并消灭敌人。凡是"称职 "的干部,都是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泽东之真传,"想毛泽东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个"小毛泽东",从心所欲而中规中矩。他们在毛泽东设计的制度框架内,秉承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以人为螺丝钉,为驯服工具,为愚氓,为阿斗,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驱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驱使奴役之不足,更戏耍之,凌辱之,打击之,陷害之,总而言之是敌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政治运动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这一过程,不断把百分之五的人树之为敌。三千六七百万饿死的人,并没有定性为敌人,但在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 ",死不足惜。歪打正着,这个死亡数字,大约也正相当于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灭了。不叫敌人而遭遇大体与"敌人"同。
    
    不过,说句公平话,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也终于难逃被他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乃至成为无以名状的牺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越是回顾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纪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在"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过程中,因"少言人道 "而不把人当人的人,如果没有"请君入瓮"的经历,有多少人能作这样的自责呢?
    
    二 0 0 九年到来了。上距1949年已经六十年。毛泽东过世也已经四十二三年。毛泽东"一班人"都已消隐。但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有人脑袋里。前者与后者互相依存,双向运动,就如鸡生蛋,蛋生鸡,分不清孰先孰后。毛泽东身后,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来,"不把人当人"的体制和机制早就该逐渐改掉,却受到深受其"不把人当人"思想影响的人的阻挡,举步维艰。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体会,有时舒畅一点,那是"不把人当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个方面改掉了一点,这是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进步。但不少时候我们发现,"又来了",那就是体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当人"依然对现实发生着强大的作用。本文开头说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标志性事件,无不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从哪里继承和提炼出"不把人当人"的政治理念,是传记、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学者们未完成的课题,对我们普通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中的这一部分,体现着他的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如果不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和再评价,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大小利益集团联手,对亿万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侵犯行为,就将无时终止。
    
    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对毛泽东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认识和评价,或许也不是我们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们对毛泽东"不把人当人"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现实中的表现,不可能视而不见,乃有切肤之痛,尽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让这些事实来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现象的理解,回答继续美化、神化毛泽东的谰言,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至今上下左右无时无地无之的"不把人当人"的现象,都是植根于毛泽东时代,都是毛泽东"精神不死"、影响犹存的证明,也是执政者没有同毛泽东的历史错误真正划清界限的结果。指出这一点,有利于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于清醒地面对历史的挑战。
    
    让我们告别"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告别所有"不把人当人"的软件和硬件,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享有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能够像"人"一样生活!
    
    二0 0 八年十二月杪,北京
    
    
    
    ④ 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因厂矿"关停并转",精简编制,被遣回乡。当时许诺一到经济情况好转,优先让他们回来就业。他们为解决全国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共产党的许诺并未兑现,他们后来长期在农村遇到的困难无人过问,成为一个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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