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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历史学家成为历史学的受害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30日 转载)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博讯 boxun.com)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劄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 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天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 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扎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 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其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庭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其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 “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二十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 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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