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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共能够变得有多软?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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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以来,中共当局在处理几起官民之间发生的几起重大的对抗性事件的时候,都罕见地采取了柔性的方式。事件发生之后,若干地方大员亲临现场,与百姓展开对话甚至公开向百姓道歉,严厉斥责基层官员的贪腐无能,这些举动都是前所未见的。其中尤其以贵州瓮安警民冲突、云南孟连警民冲突、重庆出租车罢运、三亚出租车罢运四起事件为典型。中共以牢牢抓住枪杆子和笔杆子而君临天下,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向来是其垄断权力的两大秘诀。所以,中共从来就不愿向百姓“示弱”,为了维持其权威和面子,甚至不惜向市民和学生开枪、酿成八九惨案。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愿意放下身段、对许多群体性事件作柔性化处理呢?而中共的这种“软”究竟能够软到何种程度呢?它能否催生一个官民平等对话的渠道或平台呢?它是否预示着某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探讨和梳理。
    
     瓮安事件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百姓攻击乃至焚烧党政机关的事件。六月三十日,瓮安民众暴动初步平息的第二天早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即赶赴瓮安察看现场,指导事件处置工作,并到街头走访群众。石宗源从公安局被烧得黑洞洞的门厅出来,甩开跟随人员,抬脚便走进公安局一旁一家盲人按摩小店,坐下和店主人吕小丽夫妇聊了起来。石宗源说:“我理解你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的,不逼你说了。……这是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党委政府有责任,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发生这件事,我对全体瓮安县人民感到愧疚。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吕小丽说:“其实我们四五十岁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担心娃娃。瓮安一年有好几个学生娃娃被杀,案子一直没破,你说安全不嘛?”石宗源问:“你叫什么名字?”吕小丽回答说:“不说了。”石宗源说:“你不相信我?怕报复?”吕小丽回答说:“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
    
     此时,省公安厅长崔亚东插话说:“全省群众安全感调查,这个地方群众的安全感只有百分之五十九,全省排后。”石宗源询问在场的五名群众说:“你们五个人,觉得有安全感的人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旁边一妇女插话:“瓮安这里杀了人,有钱就能买出来,政府要搞个水落石出才对。”石宗源说:“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你说了句老实话。公安局长在不在?听见了没有?杀了的娃娃也破不了案,老百姓怎么敢信任你?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但政府不能打击坏人,让老百姓受苦了。瓮安不安,正不压邪啊。”
    
     在下午和晚上接着召开的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座谈会上,石宗源两次起立鞠躬,向瓮安的父老乡亲道歉。他还厉声痛斥当地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他说,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没什么感情,办群众的事没什么劲,搞自己的事却很卖力。石宗源又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他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他打了六十分。要是知道会发生瓮安事件,就只会打五十分,不及格!他强调说,在瓮安和贵州,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民生。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他大声问大家:“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代表委员激动地齐声应答:“应该!”石宗源说:“对!该下课地统统下课,决不姑息!”后来,若干地方官员被免职。
    
     七月十九日,云南孟连县胶农聚集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冲突中,四十个民警和十余名胶农受伤,警察对胶农开枪射击,导致两名胶农中弹死亡,此两人恰好还是父子俩。素来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不得不拿起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悲剧事件的背后,是胶农与橡胶企业及地方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当地的许多党政官员在橡胶公司占有大笔股份,在处理胶农与公司争端的时候,自然站在公司一边。因为保护公司的利益,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政府就失去了行政中立的立场,变成唯独为企业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不惜损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于是,基层警察为了贯彻地方官员的政策,便轻率地使用武器,枪杀两名群众。事件发生之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地方官员说:“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这样的话居然是一名省委副书记自己说出来的,乍一看还以为是“敌对势力”的造谣呢。
    
     十一月三日,由于“份钱过高、加汽难、黑车屡禁不止”等原因,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通过信息的传播,遂成为一公共事件。六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当地出租汽车司机对话。薄熙来以当地政府最高官员的身份,跟出租车停运事件各方主体进行对话,此举为当地市民所赞赏。有学者评价说,“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处置,为转型社会中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时候如何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树立了一个典范。”、“地方政府正视百姓的利益表达、审视自身工作缺陷的公共理念在提升”。
    
     薄熙来在此次对话中首先承认政府应当承担责任。他说,对这次停运,广大出租车司机是事出有因。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自己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哪些方面做得不足,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此后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主要在倾听司机代表的发言,并向司机代表作出了一些承诺。这一举措立刻引起当地市民的热议,因为这对于市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中国公民还从未受到此种公民待遇:第一,这是地方最高领导人首次与低层利益诉求群体面对面的座谈;第二,这次座谈内容完全公开,新华社及重庆主要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了这次座谈的全过程。
    
     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尚未完全平息,海南三亚的出租车司机又继之而起。三亚当局也采取了与重庆相似的方法来缓解矛盾。十一月十一日,针对三亚出租车罢运事件,三亚市委、市政府召集交通局、出租车企业代表和司机代表等开会协商解决方案。罢运的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代表共有十二名参与座谈,的哥代表重复了此前的诉求,希望政府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们说,之所以此前未派出代表,主要害怕打击报复。出租车司机反映的问题仍集中在“份钱”过高、黑车泛滥等问题上。
    
     三亚市代市长王勇在座谈中,主动向出租车司机道歉,表示政府理解司机们聚众上访的原因。他指出,出租车企业必须从十二日开始按市政府指导价执行,平均每月五千三百元,多收的企业必须分文不少地退还给司机。王勇还指出,公司、司机、交通部门协商规范合同文本,法制办把关,合同中不能存在霸王条款,他还要求成立执法小组打击黑车,保障正规出租车的权益。
    
     以上四起事件,虽然政府的处理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与中共当局此前一直强硬顽梗、苛政猛于虎的传统做法比较起来,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一发生类似的事件,当局的首要反应便是刁民犯事,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政府的威信受到挑战,所以一定要强力镇压。中共的官员们从来就不习惯与老百姓对话和谈判,他们何时将老百姓放在眼里?谁能想像到,封疆大吏们会向百姓鞠躬道歉呢?谁能想像到,中共的高官会公开谴责召集的部下们“不如跳河算了”呢?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和忽视这一小部分中共官僚的“灵活性”。
    
     以薄熙来而言,他此前在大连执政期间,作风极其强势与强悍,俨然是一地的土皇帝,很多政策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根本不听其他官员的意见,更不用说搜集民情与民意了。但此次在重庆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他并没有因为此事件影响自己在重庆的政绩而恼羞成怒,反而主动召集与司机代表的对话,并指令当地媒体全程报道。薄熙来此举固然一定的作秀的色彩,但这种作秀理应得到民间的鼓励。而作为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以前在宁夏担任一把手和在新闻出版署担任署长期间,施政分割也相当强硬,新闻出版署被其整治成为“不准出版社署”,他发布起查禁新闻和图书的命令来,从来不曾含糊过。当他遭遇瓮安事变的时候,却一改此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思路,作出了愿意与民众和解的姿态,并一定程度上开放媒体报道,让媒体大肆报道他是如何斥责当地官僚的,以此来缓解民间的怨气。
    
     在我看来,薄熙来和石宗源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他们个人性格和人品上的进步,而是他们看到中国社会迅速变迁之后,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他们的变化,代表着作为一个统治集体的中共高级官僚群体的变化。换言之,中共在今天的中国不能完全实现昔日“全能政治”式的、全方位的控制,中共的统治力量正在急剧衰减之中。以最高统治者而论,邓的权威远不如毛,江的权威远不如邓,胡的权威更是不如江,胡充其量只是一个“维持会”的“会长”,根本不能充当霸气十足、俾倪天下的独裁者的角色。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共,也不再是驱动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引导者,而落伍成为被社会拖着不得不往前走的平庸的统治集团。中共不是不想用强硬的手段镇压民众的抗议,但在经过精心的算计之后,发现镇压的成本相当巨大,镇压不仅不能杀鸡儆猴,而只能得不偿失。于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他们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施政方式,转而采取一定限度的妥协,以此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
    
     那么,中共的这些柔性的变化,是否会奏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呢?迄今为止,尚不能作如此乐观的展望。因为这些变化并未获得制度性的支持,也未能产生全国效仿的效应。而在其他一些官民冲突事件中,更多的官员仍然呈现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刻舟求剑式的愚蠢与固执。如杨佳杀警案,本来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此案件并不涉及所谓的“国家机密”,作公开、公正的审理完全可能。让杨佳的母亲站出来说话,让那些对杨佳施加过暴力的警察们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此而行,不仅能缓解民间舆论的批评,而且能够遏制中国社会日渐嚣张的暴戾之气。但奇怪的是,被许多人看好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在此案中却无所作为,任凭上海警方胡作非为,最后大大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又如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女童案,深圳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居然作出“林嘉祥在此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结论,认为其行为属于“醉酒后对未成年女童做出双手搭肩膀靠脖颈处的不当动作,使陈小朋友有被‘掐’的感觉,受到惊吓,心灵受到伤害,属于在公共场所举止失当、行为不检”。林嘉祥虽然被免职,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调查过程中,关键的录像资料不翼而飞。可见,当局为了保护一个道德败坏的林嘉祥,而不惜鼓励更多的官僚踌躇满志地走在成为下一个林嘉祥的道路上。这一结论让公众再度丧失了对警察部门的信心,让人们更加确信“官官相互”的现实。
    
     此两起事件的处理方式,与以上四起事件的处理方式截然相反,表现出掌权者对民意的漠视和对司法公正的不以为然。既违背法理,也不符合常识,当局若以为当事人及大部分民众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此种结果,那简直就是大大低估了民众的智慧和尊严。上海和深圳两地自诩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也是楼堂馆所最富丽堂皇的城市,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最为僵化保守。上海与深圳两地官僚的蛮横作风亦充分显示,他们虽然在硬件上早已实现了“超英赶美”,但在软件上却还停滞在遥远的中世纪。此两个案例表明,中共的统治阶层如学者温克坚所分析的那样,已然呈现为“脑死亡”的状态,否则即便地方当局不作为,中央政府为何不能及时捕捉民意、顺应民意,下令地方当局尽早改正错误作法呢?当然,某些更为敏感的官员、更早地感知到大厦将倾、大船将覆的官员,如薄熙来和石宗源等人,会在其权力范畴之内,对业已凝固的统治方式作一些有限的调整,在民众面前展示出相对柔软和温和的姿态;但更多的是那些仍然沿着昔日的惯性生活、习惯了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如上海警方和深圳警方的负责人,则根本不顾沸腾的民怨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的民间的言论自由,仍然以为他们可以一手遮天,结果日渐走上一条死胡同。以目前中共的官僚系统而论,前者不过是少数,后者依然是多数。
    
     如今中国的情势,如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一样。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革命不是在专制统治最残暴的时刻爆发的,而是在专制统治试图作出一定的调适的时候发生的。以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而论,他远比他的父辈仁慈和开明,“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但革命偏偏就在他正在启动若干改革措施的时候爆发了。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与之相似,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中共建政以来少有的经济快速发展且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期。除了少数流亡海外的民运激进派和国内的民粹主义者将今天的中国形容为“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之外,大部分中国人都承认,今天中共的暴虐和专制程度比毛泽东时代轻得多,绝大多数民众都从经济改革中或多或少地受益。即便作为党魁的胡锦涛,也得作出种种亲民状来,比如上网去回答网民的问题等,而不能像老毛那样久居深宫,坦然接受民众之顶礼膜拜。而在某些时刻,当局还是会讲一点道理的,如重庆与三亚的政府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谈判,并放开媒体报道、允诺组建工会等等。但是,这些极其有限、没有伤筋动骨的调整,并不能扭转民间普遍蔓延的失望与怨愤。无论在五星级酒店还是在路边大排档的饭桌上,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公开地、并不恐惧地谈论“中共的寿命还有几年”的话题。这种“风向标”已然表明,中共离最后的崩溃仅有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中共,硬又硬不起来,软又软不下去。所谓“硬起来”,即出现毛式的政治强人,掀起文革式的、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或如邓一般肆意调动军队,对外发动对越战争,对内制造天安门屠杀。今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九个政治局常委,无人有此种魄力和胆量。而所谓“软下去”,即如同当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在民主大潮面前,毅然还政于民,放弃独裁地位,开放新闻自由和大选,其自身则在经过比较彻底的改革之后,甘愿成为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体制之下的一个现代政党。以今日之中共而论,既硬不起来,又软不下去,除了等死之外,还能有更大的作为吗?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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