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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海:负福利负生育权负社会抚养费负智商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6日 转载)
     中国是富国。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年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人民币,另外有学者估算每年的税外收入,行政收费,卖地租地收入高达5万亿左右。此长彼消,大部分民众只能依靠较低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还要接受垄断行业的多次盘剥。
    
     中国人大多数是负民。 (博讯 boxun.com)

    
    针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弊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提出了大多数中国人“享受”的是“负福利”。毛泽东时代(持续到上世纪末),国家超低价从农民手里强行收购粮食等农产品,通过“剪刀差”掠夺农民数千亿资金,就是负福利的典型。最近十多年,各地政府强制征用大量土地,再转手倒卖取得暴利,给农民的补偿不足地价的十分之一,4000万失地农民生活无着,同样是负福利的典型。
    
    秦晖教授以大量事实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国家福利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以下关于负福利的内容节选概括引用自秦晖教授的“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制度”、“冲出负福利非一日之功”等系列文章,刊载于南方都市报等报刊)。
    引用:
    秦晖教授指出,现在的改革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在改变过去的负福利的状态。我们离所谓福利国家还非常遥远,甚至离零福利都还很遥远。所以,我们首先要向零福利状态靠拢。
      
    如果这个所谓的福利和所谓的国家调节,并不是一种民主的选择,而是统治者的喜好,那么,负调节就有可能出现。以国家强制力量来给特权者提供福利,反映在数值上,就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乃至明显上升。
      
      正常的福利国家,应当是国家借助公权力来“劫富济贫”,调节富人的高收入,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医疗、住房、教育等公共产品,这就是福利。其实享受到福利的并不是富人,虽然他们顺便也享受到了,因为即便国家不提供这些福利,高收入人群仍然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这些相关的费用,他们享受这些福利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他们为此支付了高昂的代价——税收。而穷人则不同,他们获得的国家免费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真正的享受福利,尽管他们可能为此也纳税了,但是相对而言肯定是划算的——穷人能够纳多少税!所以对穷人而言肯定是物超所值。
      
      所谓“负福利”,则完全相反。负福利与福利相比,反其道而行之,即“劫贫济富”。也就是说,国家在制定法律制定政策的时候,“让穷人更穷,让富人更富”成了一项指导原则。说穿了,就是为特权者服务。
      
      真正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医疗福利,我们的农民是没有享受的。这一点,改革以后,尤其是最近两年,我们搞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保障农村合作医疗是不一样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了由国家财政给农民办福利的第一步,但是老实说,离所谓福利国家还非常遥远,甚至离零福利都还很遥远。
    
      以江苏省为例,2007年江苏省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得到很多表扬,被认为是全国搞得最好的一个省,其“新农合”覆盖率达到了95%,各项农村的卫生指标都名列榜首。
      2007年江苏省的“新农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这一年,江苏“新农合”覆盖了4300万农民,人均享受的福利是76元,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国务院 2006年给他们提出的目标是50元,他们超额完成了50%以上。但就是在这个省份,仍然有700万人是没有覆盖的。而另一方面,该省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指的是那些没有工作的)覆盖了1088万人,人均筹资只有150元-550元,但是也仍然很少。
      
      在岗职工,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1434万人,人均筹资是1200元-1500元。而全额公费医疗制度,在拥有7500万人的江苏省,只覆盖了14万人。但是,这部分人享受的福利资源,达到了4200元-6000元。
      
      根据这组数字,我们不难进行一个基尼系数统计,这一组数字显示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这个全国搞得最好的省,是0.7的基尼系数,而江苏省的初始分配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我们都知道江苏省的贫富差距在全国来说并不是最高的,有的说还是低的,我们国家有的说是0.4,有的说是 0.5,但是肯定低于0.7。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把二次分配加进去,我们的基尼系数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而且江苏省在全国是搞得最好的,但是它的医疗福利,仍然还是一种负福利。
      
      尽管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是应该称赞的一个大进步。因为相比其过去全部福利资源都在少数人中分配,农民被完全排斥在外的状态,如今江苏省农民不仅开始享受了福利,而且比全国水平高。虽然总体上讲还没有脱离负福利,但负福利的程度已比过去降低了。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的福利在江苏省这样先进的地方,仍然有劫贫济富的嫌疑,江苏省的进步就在于它的负福利在下降,就是说江苏省的进步,与其说它在靠近福利国家,不如说它是首先在接近零福利状态。也就是说,首先在向自由放任的状态前进。
      
    另外,中国实行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福利房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国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用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 “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更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分配: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引用结束)
    
     负福利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
     
     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出于对养老的忧虑,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倾向于多生小孩,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生育求生存”。农村人口成为“超生”的主力。在户籍制度的歧视之下,这些农民的子女中的绝大部分将承袭其父母的户口身份和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象其父母一样,在成年后希望通过较多的生育,保障养老。如此循环不已。虽然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世代承袭的现象,但是程度远不如中国这样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受教育权)得到法律的保障,贫民可以享受正福利,个人有较多的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
    
      在中国,由于教育资源的负福利配置,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人口而言,受教育的机会被严重剥夺,文盲和半文盲较多,节育知识推广难度很大,再加上节育手段(目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部门注重的是上环和绝育这两种被农民严重抵触的计划生育手段)的缺乏,意外怀孕几率较高,这也是农民生育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人生育需要准生证(现在又称生育服务证),即使是第一胎也不例外,是典型的享有“负生育权”,要获得政府批准才能“转正”,所谓“计划生育政策多样化”,只不过是一部分人负得多一点,一部分人负得少一点。
      
    所谓的“超生”,是基于苛刻的生育指标和“负生育权”产生的说法。实际上正是有6%左右的人口超生(计生委数据),中国才能够达到计生委“推荐”的“最佳生育率”1.8,尽管很多学者指出现在中国的生育率远远低于1.8,而且即使是1.8 的生育率也会导致老龄化危机。
    
      超生人群面临低收入、负福利、负生育权的重压,超生将来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大多数中国人享受的是负福利,遭到严重的掠夺,每超生一个儿童,国家增加的投入微乎其微,而通过各种负福利强取豪夺则可以增加更多的收入补贴各种利益集团,对绝大多数超生儿童来说,所谓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是负的。这样看来,可以鼓励计划生育部门强制征收“负社会抚养费”,也就是强制政府给超生的家庭发钱。
    
      值得注意的是,享受正福利的少数中国人,享受的是正生育权,他们很富有,如果想多生孩子,可以很方便地出国出境生育,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搞定身份,计划生育部门不会说他们“超生”。
    
      享受“负福利”、“负生育权”的中国公民指责“超生”者多生孩子争夺“负福利”,是典型的“负智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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