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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明年是个“中国骚乱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6日 转载)
    
    《零八宪章》推出后,刘晓波旋即被捕。据博讯网披露的“北京内幕消息”说,刘晓波是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的,据说,胡认为:第十八款的要害在于其末句结论:“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因此,这已经不是什么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异议认识”,而是国家分裂的大原则问题!是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国家“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严重问题。胡锦涛最后作出结论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
     (博讯 boxun.com)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天大笑话都能闹出来。
    
    这世上的国家,无非是两种建构形式,一种是单一制,一种是联邦或邦联制。听胡总alleged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单一制国家,谁要敢提出建立“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谁就是犯了叛国罪。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国家么?香港、澳门算什么事?台湾呢?世上哪有奉行“一国两制”的单一国家?自香港澳门回归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是个联邦国家了(倒不是说它是共和国,它从来也就不是)。所以,党中央应该去把邓小平抓起来,这叛国罪首先是他犯下的。
    
    刘晓波被捕,海内外大哗,上千人签名上书,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中国又一次“震惊世界”。鬼子不懂中国事,对中共当局如此小题大作、过度反应大惑不解,说即使在中国实行该宪章,民主选举政府,那也肯定是中共执政,有什么必要铁腕镇压呢?
    
    人鬼殊途,于兹可见一斑。鬼佬不知道:
    
    第一,党天下不是能由人民选出来的,只能靠暴力维持。没错,我党以今日之声望,要变成民选执政党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但那并不保证我党世世代代统治中国,也不能保证我党全方位控制全民,而这才是我党的“最低纲领”。
    
    第二,本系列前文已经指出了,我党不敢放下斯大林那把刀子。林副统帅的亲切教导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党的天宪。那“一切”不但包括金钱美女富贵荣华,甚至包括性命。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的悲惨下场,成了党魁们“心中永久的痛”,是他们驱之不去的永恒噩梦。
    
    第三,我党并非传统昏君,自家有病自家知,时时刻刻感受到了社会的高张力,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中,而恐惧正是驱动铁腕镇压的主要动机。记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不敢肯定是否该书)正确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出现恐怖统治,乃是因为革命者被吓坏了。的确,套句鲁迅的话:fear(恐惧)与terror(恐怖)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恐怖之前或之后,总是要有恐惧跑来的。我党出自深重的不安全感,觉得《零八宪章》可能会为本来就已经是危机四伏的社会添乱,因此立即决定“将事故苗子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他们的反应定式,从斯大林和毛泽东留下的字典里找不到别的词汇,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病态的不安全感(paranoia and insecurity),其实都是典型的心理病例。
    
    不过这次也倒不能说我党完全是自惊自吓。毕竟,现代党魁并非斯毛那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两个的病人。但中国与文明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政局的宽松程度反映了党魁的自信,党魁的自信又反比于他们感受到的危险。不幸的是,如今国内的局势实在没法提高他们的自信。
    
    据《多维新闻网》对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愷的采访,2005年光是中国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就达到8万7千起,今年可能以十万计。据这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教授说,“目前阶段在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的,没有哪个时期可以相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群体事件也比较多,例如那时农村人会起来抗税,但他们目标明确,就是抗税,也不管什么官商勾结腐败之类的,所要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对这空前的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艾恺教授作了自己的分析。但他毕竟是鬼佬,难免雾里看花,并未指出根本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这现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与“新”社会的稳定要素构成的重大区别。
    
    传统社会的稳定机制我已经在多篇旧作中剖析过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释对全民的思想改造。儒教将家庭伦理外延到全社会规模,把无条件服从君上当成了天经地义,再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学说加工这原始教条,通过大量的演义说部戏曲评书等民间文艺,灌注入每个子民的心田,彻底阉割了他们的反抗基因。此外,儒道释还谴责或否定人欲,提倡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尽量避免提升百姓的物质欲望,为此不惜压制工商业以及科技发明,以冻结社会发展换取社会稳定。这就是最有效的社会黏合软件。硬件则是形成官僚集团与士绅的联盟,用科举制度把人民中最有能量的分子不断吸纳入统治集团,使得“野无遗贤”,没有才俊去组织领导愚民造反。
    
    这就是传统皇朝获得空前稳定的基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朝廷都是靠“教化”的“王道”保持子民的驯服温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使出武力镇压的“霸道”手段来,此所谓“王正霸奇,王主霸辅”,乃是传统皇朝的标准实践。
    
    以传统模式来对照,立即就能洞见“新”社会缺了什么最要紧的物事:没有社会黏合软件。马列毛主义在国门打开后已经彻底破产,我党至今未能找到个合格的替代国教,于是新时代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便只能靠用金钱收买来代替“教化”,以“财道”来代替“王道”。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涵义: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谋求改善国民生活水平,而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本系列前文说的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也是完全建立在这前提上的。一旦失去这前提,则那婚姻立即破裂。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个BBC中国听众已经把这点说得明明白白了:他拥护共产党的唯一理由,是自己的工资在20年内增长了几百倍,夫妻两人的税前收入达到了50多万人民币。不难想见,一旦这好景不再,他的忠诚立即就会蒸发,盖那不是出自信仰,而是购物式的现实算计。
    
    因此,这稳定是用钱买来的,它的维持全靠经济不断增长,这就是中国特色。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中国明年GDP增长在8%左右,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没有什么比这话更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基础是何等脆弱了。在西方,GDP年增长率到达8%已经是奇迹了,即使是GDP出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也不会天下大乱,而在中国,8%的增长率才是中国的生命线!谁都想得出来,经济不会无限高速增长。正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长达30年,它才被全世界经济学家称为奇迹,既然是奇迹,当然就不是可以持续的,否则也不叫奇迹了。那么,若中国有朝一日失去了高增长势头,又该怎么办?社会岂不是要土崩瓦解?
    
    艾恺教授为中国社会如此缺乏耐受力大惑不解,他不知道,这是现代国人甚至比原始人老祖宗还要蠢造成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假定是两条:第一,经济可以无限高速发展。第二,人民的满意程度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
    
    这两条基本假定都错了,第二条尤其大错特错:若真如此,则原始人老祖宗也不用提倡安贫乐道,把物质享受当成危及社会安定团结的洪水猛兽加以持续谴责了。谁都能想出来,若把公民的物质欲望无限制地刺激起来,又无法保证所有的人获得同等的满足机会,扩张的人欲就会转为内向,那时社会会处于何等可怕的状态,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吊诡现象: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始野蛮性,中国经济在世界性金融海啸里将是最皮实、最抗震的,因此,中国经济绝无可能如草庵居士一直在预言的那样 “崩溃”。相反,我个人认为它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就算不是最小,也要比发达国家轻微。然而因为政治体制的野蛮腐恶性决定了它彻底缺乏“减压阀”和其他一切化解危机的设计,中国社会因而也就最缺乏对经济衰退打击的耐受力。从经济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就要害重伤风,而中国因其粗放性而顶多有点头疼脑热。然而从政治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可能在中国社会引发地震。
    
    形势的确十分严峻,据说光广东一省就有上万家出口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民工失业返乡,国内学者指出,外出打工所得已占农民收入七成,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骤减。除了农民工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成了大问题。今年有560万大学生毕业,但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就业市场。这些都构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倘若经济状况再恶化下去,难免触发深重的社会危机。
    
    北京已经敏感到了这危险,不惜斥重资救市,并决定实行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内需。然而这谈何容易!据路透社记者披露,中国家庭消费在80年代时曾占GDP近一半,去年却降为35.3%,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缺乏金融安全感,因此不能不把大部分收入存起来,准备花费在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上。所以,所谓“拉动内需”只能落实在基础设施建筑上,变成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除了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它并不能有效地提升人民的消费力。
    
    更糟糕的是,中央谋划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可能加深社会危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公开向温家宝叫板,声称:“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发挥社会保障职能,妥善安置下岗失业工人,但决不能盲目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广东应对金融危机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坚持摒弃高消耗、高污染项目,坚决不再回到传统发展老路上去。”“那种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后产能重扶上马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针对汪洋的公开抗命,北京《经济观察报》专门发表社论抨击,指出这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而是个政治决策:“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执政之本”。
    
    我党执政以来,还从未见过这种诸侯公开驳斥朝廷、北京与地方公开论战的先例。它不仅表露了中央权威弱化到了何等地步,更提示拟议中的“经济结构转型”很可能变成官有企业趁机无情扫荡民有中小企业、独霸天下的恶变。倘若此,则势必为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危机雪上加霜,触发社会动荡。
    
    实际上,社会动荡一直都在发生,只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介入,无法如“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罢工”、“二七罢工”一般获得相当规模罢了。但即使是纯粹自发的罢工,它也仍然呈现了不祥的燎原势头。据《万维网》披露,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蔓延到了湖南、广东、海南等地,此外还爆发了工人、教师甚至公安部门辅助工作人员的罢工活动。不难想象,当明年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仍然无法“保八”时,社会动荡的规模会有多大。
    
    其实杨佳事件已经再明白不过地宣示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危急的程度了。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滥杀无辜只会引起全社会异口同声的谴责,然而在中国杨佳却成了除暴安良的传奇英雄,不但受到海外异议人士的欢呼,而且竟然有许多国内知名人士诸如艾未未、茅于轼、杜光、于浩成、戴晴等人领头签发呼吁特赦他的公民建议书!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朝野的价值观已经二元背离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胡锦涛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批准处决杨佳,起到的实际作用只有一个:把杨佳做成了永生的草根英雄,用鬼话来说就是martyrize 杨佳,为他实现了在作案前留下的心愿:“万古流芳” ,让他的英雄事迹如水浒传奇一般,在草民中一代代流传下去。
    
    然而要我党赦免杨佳是绝无可能的,杨佳代表的是对我党统治的公开挑战,我党岂能在这原则问题上退让,变相鼓励大众群起效法?他们深信的就是“退后一步就全完了”。不幸的是,社会也确实被他们改造成了这你死我活的烂样子。说起来我党也挺可怜的,完全成了杰佛逊(?)说的那个倒霉蛋:死死地抓住了人民那饿狼不敢放手,直到力竭倒地。或许正如赵紫阳不幸而言中,中国已在80年代错过了政治改革的良机,无望再建成一个以和平手段化解社会危机的文明社会,在“钱道”玩不转之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只有靠赤裸裸的霸道来维持了。
    
    当然我也多次指出过,“新”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统治者相对于人民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现代科技不但使我党完全垄断了暴力手段,而且让它获得了空前的对民众的控制力。因此,暴力革命失去了可能性,随之也就失去了既往对统治者的威慑力——连拥有正规军的老蒋都不敢反攻大陆,杨佳的牛耳尖刀还能有什么希望?只要敢于并善于屠杀人民,我党就不会垮台。更何况党天下并非家天下,当国者并不必操心“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后事,只管图自己快活就是了。漫说国际国内都没有逼迫我党改革的压力,即使有,他们也不会give it a damn。
    
    因此,还是那句话:方今中国,改革无望,革命也无望,骚乱倒是大大有望,而明年可能就是个“骚乱年”。Let us pray:即将到来的动乱不要打破中共内部极度脆弱的权力平衡,触发大规模内讧,让中国陷入大灾难。
    
    首发《海纳百川》网站 http://www.hjclub.info/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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