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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毛泽东是蔡元培的好学生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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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6日,又到毛诞。2008年毛诞不同寻常,因为今年是毛泽东的“老师”蔡元培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说毛是蔡元培的学生,除了毛在北京大学混过,想当学生而不可得,而蔡元培当时却是堂堂大学校长,说毛是蔡的学生还算抬举了毛;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在文化革命的意义上,蔡元培是毛泽东的引路人。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85年十七岁考取秀才,1886年十八岁设馆教书。1890年二十二岁中进士,1894年二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堪称天资聪慧。后来还当上北京大学的校长,并通过北大晋身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进而变成了“新文化党”的领袖人物,并把北京大学办成了一个培养革命分子的巢穴,把新文化运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阿富汗神学生运动(塔里班)那样的暴力运动,裹胁左右两派却左右逢源,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
    
    蔡元培1904年曾在“暗杀团”里结识陈独秀,计划失败后各自逃亡。分别多年之后,陈独秀、蔡元培这两位恐怖分子都进入文化界,并再度见面,成为上下级同事,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碎一切的恐怖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而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听到陈独秀来京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全校震动,新文化党徒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教师中的正派人士却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独秀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但恐怖分子出身的蔡元培却指鹿为马地胡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说无真才实学?”新文化党徒们像1957年反击右派时一样纷纷表态支持,说陈独秀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研究有著述。这样众口一词,堵住了正派人士的嘴。
    
    而蔡元培为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伪造履历文书。这一犯罪行为可不是用来推翻满清的,而是用来对付民国制度的。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以上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三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五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就是因为做贼心虚,怕教育部发现他伪造履历文书的犯罪行径、拒绝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是蔡元培一手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资格。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陈独秀也承认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伪造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恐怖分子陈独秀还向蔡元培极力推荐那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冒充到处美国博士的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聘请二十七岁的假博士胡适为北大教授。结果把北京大学弄得乌烟瘴气。
    
    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语言暴力的杀戮号角。在紧接着的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腥气息开始弥漫开来,注定要未来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对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的这段文化破坏工作,同样被蔡元培“破格”弄到北大、成为讲师的梁漱溟后来自吹自擂地粉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这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
    
    在号称“五四运动”的文化破坏中,陈独秀不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之后又因为在苏联指挥下建立恐怖组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遭到当局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博士”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七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见,法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逮捕陈独秀,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这比后来共产党专政期间“收藏反动书籍”的处罚轻微得多。但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显然来自西方国殖民国家的传授。
    
    1932年10月15日,由于中共党内同志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十一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求营救他的推荐人:“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三三一号(今陕西南路一四七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等为新文化党徒。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官送私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六十多年后,张耀杰《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提出了一个“蔡元培悖论”: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该书序言说:“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有人惊叹: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朱健国《“蔡元培悖论”与新文化运动路线图》〕论者指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致命隐患就是不宽容。论者称此为“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并说“‘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其实,根据我们对蔡元培的论述不难理解,“蔡元培悖论”就是蔡元培自己一手导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蔡元培悖论的悲剧”,而只有“蔡元培悖论的闹剧和丑剧”。蔡元培这个风派头子,兼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混杂阅历,不论他多么善于伪装“兼容并包”,他的假包装终于在“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上破了局。因为不论新文化党的说辞如何,从它后来表现看,就是企图在“不破不立”的闹剧和丑剧中,取孔家店而代之。其极端表现,就是林彪在毛泽东授意下,企图用《毛语录》取代《论语》,修齐治平一番。可惜毛语录质量太差,用了不到十二年就破损不堪了,还不如希特勒《我的奋斗》。
    
    用“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来描写蔡元培这个新文化党的党魁和新文化党的党徒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关系,并不确切。因为蔡元培这个一娘和他的九子实在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造反派,这个一娘九子的造反乱伦的结果,就促成了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及其闹剧文革,把毛的新文化党的祖师爷们也一起否定了。
    
    而蔡元培伪造履历文书的罪行,后来也被毛泽东等人有系统地继承发扬,用来批量篡改历史记载,并堂而皇之地叫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党史,而且国史,全部重新伪造一遍。这样的历史,还不应该结束吗?
    
    
    2008年12月26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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