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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公民社会/陈永苗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5日 转载)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市民社会从政治总体性之中脱落出去的过程。如今市民社会因为缺乏法律刺入,而变为太松,没有达到有机联系有机体的地步,而在国家领域则太紧。例如民商法太多,行政法太少。单方面从法律太多和法律太少都不对,应该说,需要的太少,不需要的太多。所以当我们开始反思公民社会如何收紧,因该预防这样的收紧可能造成政治领域进一步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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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道德重建是政治总体性瓦解的产物。公民社会从道德理想国中分离出来之后,因为原来公民社会依赖于国家道德的支持,如今分离出来,而公民社会本身并没有道德基础,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坚持在公民社会搞道德重建,因为如此,必将沿着原来的轨迹,去重建道德理想国,或者为道德理想国的重建作准备。
    
    从道德理想国的重建下降到公民社会的道德重建是一种进步。确实需要一个有机联系的公民社会,而不是被公民被对国家忠诚碾平的社会,完全被国家攫取的社会。在公民社会中讲有机联系,讲身份认同,而在国家层次必须法律刺入公民社会,构成总体性。公民社会趋于道德堕落或者原子化,是极权主义瓦解的结果,也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也不是个体解放的结果。一切道德生活的根基本质上就是封闭社会,如果公民社会诉诸于道德重建,则与现代开放社会的要求南辕北辙。为解决一个道德虚无的问题,而去文化道德重建,会带来无数问题。
    
    文化道德重建,是一种道德对另外一种道德的抗议。也是对“平庸的恶”进行灵魂改造,不外乎是毛泽东在文革之中要求“人民内心深处闹革命”的另外一种变形,依赖于林毓生在《中国意识之危机》所揭示的古典时代的道德/文化深层结构。儒家将精神看作根本问题,把精神变革作为根本解决方式。从表面上道德重建从原有的政治结构中告别,是道德对非道德的反抗,但实际上,还只是非道德,让专制的残暴隐秘地进入身体,是另外一个表面上文明骨子里头的野蛮。
    
    公民社会不能重建在道德之上,我还有个证据。据周作人介绍,五四时期的公民社会重建,集体体现在“对于新村有极大憧憬”。新村运动在五四时期是风靡一时,不仅为五四运动大部分领导人所关注,而且对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年轻人产生巨大影响。它实际上接上近代公羊学中的神秘主义,例如大同,下启迪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周作人说,新村与别的社会改造不同的地方,是想和平的得到革命的结果。在周作人看来,中国五四新村运动的实质是顺应了必然的潮流,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以使将来的革命,省去了一回无用的破坏损失。
    
    但是新村运动走了道德重建的路子,其倡导者设想,新村没有行政司法组织,也没有规定的法律训条。一切依靠新村成员“个人”的理性与道德自觉,也就是试图通过每一个个体的“道德自我完善”以及对他人的“道德感化”来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化。所以新村运动在五四之后,并没有实际上的改造作用,而只有到了毛泽东掌握了政权,才用权力来全面实行新村理想。
    
    文化道德社会的重建,仅仅表达了一个重建公民社会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用文化道德重建的外衣来与世人见面,让人家认识记住。
    
    现代士大夫没有把政治和道德的伦理基础放在儒家所谓“小人”身上,而继续放在“君子” 身上,并且特别不能被原谅的是,拒绝让肉欲获得正当性,拒绝自我保存和无止境的满足欲望。中国现代士大夫的自由,就是道德自由,再往极端一些,就推到无政府主义。不要说消极自由,连国家和统治都被消灭掉。拒绝凡人幸福生活,拒绝给与正当性论证,拒绝承认的后果就是,“小人”以自己的必然性和自然欲望宣告了革命,并且把现代士大夫打成“臭老九”。“士为首”贬低最低下的“臭老九”,很容易看出“小人”与士大夫之间的主奴辩证法和承认的政治斗争。所以公民社会要的并不是文化道德重建,而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政治科学。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把人追求幸福的无限欲望释放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和个体解放,是极权主义瓦解之后,用于维系整体秩序的办法,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办法。即使市场经济等形成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也需要以法律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维系整体秩序,这形散而神不散。
    
    对付人追求幸福的无限欲望造成的自然状态,除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之外,还有霍布斯还开出一个利维坦之路。利维坦是用国家和法律全盘吞没市民社会,提到政治总体性的高度,实行安排,用一个强大的父权来遏制“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霍布斯并没有否定和摧毁人追求幸福的无限欲望,而是用死亡危险来恐吓来遏制,把利维坦放在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之上。
    
    不管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还是霍布斯的利维坦,都没有显示对人追求幸福无限欲望的无能和恐惧,而是积极地去战胜。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区分国家和社会,霍布斯的利维坦用国家吞没市民社会,前者存在的问题是,如果马克思批评斯密的继承人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容易被经济权贵所劫持,而成为重商主义国家。霍布斯一直怀疑社会契约无法约束人的意志,社会契约很容易被强大的一方所修改,所以利维坦以强大的国家来遏制经济权贵。
    
    道德理想国的重建下降到公民社会,是让公民社会处于主导,而让政治下降为捍卫者,实际上就要改变政府的精神实质:变为共和,实行法治约束政府。加尔文认为,为了防止世俗权力凌驾于精神权力之上,必须改变权利的精神实质,提出一种更适合于市民生活的宗教解决方式。重建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法律之上,发现普通法或自然法,并作为一个国家政体据以形成的根基。从公民社会找回自然法,再把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建立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上,例如用市场经济主体来推出一个国家秩序,是让公民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策略。
    
    重建公民社会就是把权贵与自然法合一的状态,用锤子打破,把政体与高级法分开来,把政统和道统分开来,用高级法批判政体,用道统批判政统,压制权贵,并驱除出境。找回自然法,就是要找回当下政体和政治生活中已经迷失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一种革命或改良的做法,把权贵与自然法,共同体目标和政治神学浑然一体的状态刺破,并撕裂,把自然法和政治神学抬到权贵上,并依此谴责驱赶权贵。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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