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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破产大潮如何破解/樊健军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4日 转载)
     在此次对长三角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几乎所有基层政府在听闻企业“出事”后,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保”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最坏的一种结果,就是企业破产。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面临脱困改制,不少地方政府正是用同样的手法“捆绑”银行,救助濒于死亡的国有企业。所不同的是,这次浙江最先倒下的,地方政府出手相救的,基本上都是因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  最大的为何最先倒下?理论上,经营健康的大企业现金充足,抗风险能力应强于小企业。但如果是短期内“催肥”的企业则另当别论。当地商人们总结说,最先倒下的企业有三种类型:一是过于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信贷的;二是产品品种过于单一的;三是大客户过于集中的。    最近浙江纵横集团等的个案显示,浙江民企经营者素质、管理能力,以及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两方面问题都有,多少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在积累。大行人士直言,因为经济上行周期中,大家看不到这些深层次矛盾,没有提高警惕,没有一家银行退出来,现在都深陷其中。而在当地政府出面组织下,要求各家银行需要统一行动,目前(贷款)都不要退出。”上述债权银行人士称,“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资产保全,化解风险。”  处于一名银行界银行的直言,趁企业尚处风险初期,撤出投资是比较保险的做法。与其损失几十亿的银行本金,不如损失几百万的利息与手续费及早撤出。地方政府的做法令人费解,其实质等于是拿纳税人的金钱来填充民企和私企的窟窿。  这种做法在东北国企破产潮中曾大量采用,国有银行对东北的支持,造成大量的坏账,而大部分坏账只能在10年后振兴东北政策下无奈销账,等于全国的纳税人支持了一次东北的破产企业和职工福利。目前东北企业走出破产阴影的同时,“浙江模式”的破产风暴就悄然而至。    而这些“大企业”的生成,多赖于当地政府和银行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垒大户”。与外界普遍将浙江制造业困境归结为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外部因素不同,一些浙江本地学者认为,近年来政府对民营企业干预增多,“浙江模式”已经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这为今天浙江制造业的困境埋下了病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就直言:“浙江中小企业不是急性病,而是慢性病!” 在他看来,浙江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扶强做大”的政策方针。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司法保护等方面的倾斜,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导致企业竞争环境恶化;大型民企对政府的依存度提高,患上了“类国企病”。  “‘强资本’与‘强政权’结合,会对‘浙江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姚先国称。  在“浙江模式”风靡全国、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浙江地方经济主体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熟悉浙江政治、经济生态的当地人士回忆,上世纪90年代,“浙江模式”获得官方肯定,可以看做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需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日益增多,昔日的“小政府”变成了“强政府”。由于政府掌握着土地、财税、金融等最重要的市场资源,使得其有可能通过相应的政策倾斜,有选择地“催肥”一些“重点民营企业”,“草根经济”逐步烙上了“官商经济”的印记。  一些浙江当地企业家介绍,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有时甚至到了让企业都吃惊的地步。除了返税奖励,一些地方政府还以“工业开发区”的名义,给大企业提供大量建设用地,并要求银行对大企业贷款给予优惠。一些企业“内功”跟不上,并无做大计划,但在政府和银行的努力下,迅速膨胀。当流动性恶化后,当初低价获得的土地,变成了所谓的“大企业”最值钱的资产。  目前,浙江全省共有200多万家企业,但规模(500万元)以上企业仅有5万多家。由于地方政府将财政补贴大量给了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阳光雨露”,无形中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升级,也妨碍了市场自我调整。

      浙江企业素有民间借贷、互相担保的传统,很多当地政府担心风险一旦触发,或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不得不出手救助。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兴元表示,企业倒闭未必会造成社会稳定问题,浙江人自己从来没有“让政府找工作”的思想,民工们有工就打,没工就返乡,不会造成当地就业负担。而且,浙江虽有不少工厂倒闭,也有很多工厂缺工人。  事实上,即使政府表态不惜动用国有资本来救助,也未必成功。到目前为止,由政府主导的南望重组已经失败,飞跃重组陷入僵局。很多当地学者指出,现在是浙江回归“小政府”的最佳时机;以往地方政府很难有勇气去主动调整,又涉及到政绩考核和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的问题,现在都不复存在,反而可以借助危机让市场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过去几年的历史已证明,依靠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帮扶,并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大企业。  事实上,目前濒于破产的一些浙江龙头企业,多半是坏企业的典型。无论是飞跃、华联三鑫还是江龙控股,无不是在经济上升期,依靠廉价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大肆扩张、过度借贷。相反,一些财务稳健、对形势发展有预见性的企业,有望安全渡过这次危机。  浙江第一代企业家不乏创业精神,但文化水平不高、视野狭窄,妨碍了企业的升级换代。很多企业一旦做大,就沦为糟糕的家族管理的典型。这次危机之后,是否会带来“浙江模式”的真正转型,推动当地私企完成从家族管理向职业经理人的过渡,令人关注。  而浙江民间金融以个人信誉、宗族力量甚至暴力手段为保证,不要求抵押和担保的融资方式,是浙江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之源。但它的无处不在以及缺乏规范,也在无形中放大了当地的信贷风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两本账,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间互不知底。这是这次危机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看来,当前制约浙江产业结构转型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程度过低,而这正是政府未来可以着力的空间。    大量的学者质疑,在拿国家资金解困浙江民企的同时,一定要防止过度干预市场,并注意保护纳税人的权益,尽量避免损失全体纳税人的权益去仅仅拯救某地方企业,尤其在未来形势不妙的前提下,及早解脱某些低效益企业,加速的休克疗法可能是其从新崛起的最好方法。或许长痛不如短痛,支持让某些企业坐享过度扩张和不注意风险管理所带来的收益,就类似于支持美国通用那些懒惰的工人一样,看似有公众的钱去为一个赌徒和失败者买单。  阵痛只是暂时,我个人的建议是快速让这些企业倒闭,快速解决目前的僵局,让市场形成自我调节能力。如果让目前的风险积累,在未来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方法,至少是一个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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