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0日 转载)
    
    
     “苦难的中国”:虽然我算不得是大跃进史的专门学者,但是对那段高烧的岁月,对当年毛泽东的狂想及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博讯 boxun.com)

    
    然而下面这篇文章,可以说,颠覆了长期以来我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中放的卫星呢?
    
    而且,我可以负责地说,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表现,的确是经历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乘风破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压缩空气的时候了”)——令人同样难以置信的是:刘少奇在大跃进前后的表现,也是同样经历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恩恩怨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人矛盾,恐怕才是解开毛泽东王朝党内斗争史的一把钥匙。
    
     近年来的研究,似乎都在指出:刘少奇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刘少奇曾多次与流亡苏联的王明秘密会面);刘少奇很有可能自视功高,追随毛泽东,吹捧毛泽东,神化毛泽东,然后摔倒毛泽东,继而取毛泽东而代之。刘少奇在建国初期的党内斗争中无往不利,取得了毛刘两张主席像并列的地位,这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是罕见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文革初期所犯下的罪恶,不在毛泽东之下。——还有不止一个人说:刘少奇与周恩来互相拆台,北方局与南方局互不买帐。
    
                 刘少奇是不是第一个林彪?
    
      所有这些,仍然淹没在绝密档案里,仍然淹没在历史的重重黑幕之下。——遑论周恩来总理的档案基本上都被销毁了。
    
         辉煌的中国现代史,没有历史,只有政治。——我们最近的历史却是碰不得的历史之谜!
    
       转发此文,并不代表笔者同意原作者张宏志先生的观点。——我没有记错的话: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也是毛泽东强令向全国铺开的。——转发此文,为的是我们将来有朝一日,能够重新看到一部不讳恶,不掩善的客观公正的党史。
    
    ~~~~~~~~~~~~~~~~~~~~~~~~~~~~~~~~~~~~~~~
    
    
     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完整)
    
    作者:张宏志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2964 更新时间:2008-12-19 顶 荐 ★★★ 【字体:小 大】
    http://www.wyzxsx.com
    
    
    
    《还清白于毛泽东》
    
    张宏志 著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4年11月出版
    
    定价:20.00元
    
    购书电话:010-62760856
    
      简介:历数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庐山会议中的历史功过、是非对错,在分析历史的过程中有力的反驳了几十年来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时代的诬蔑。
    
    目 录
    
      概 论
      一、“左”倾错误的始作俑刘少奇
      二、刘少奇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
      三 毛泽东进行调查
        出发前毛泽东的谈话
        情况调查经过
        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的评论
        刘少奇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四、刘少奇大刮浮夸风  毛泽东一再泼冷水
      五、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敢于抵制“左”的虚假宣传
        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要冷静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主要把关人
        在当时中央领导层,毛泽东是少数
        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六、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七、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八、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庐山会议之后
        附件一:毛泽东拟定的十八个问题
        附件二:彭德怀上书(3500字)
        附件三:毛泽东7月23日讲话
      九、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关于“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和逼还债务问题
        关于“左”倾错误的贻害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附录:信阳事件
        全国第—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附: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 路石摘录
    
    概 论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世界。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在亿万劳动人们苦干精神的召唤下,推翻了一百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贪油国”的错误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当大庆工人们高呼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的时候,人们仿佛听到了中国大地的脉博的跳动声。大地在抖擞,人民在欢呼。尔今的石化商人、汽车商人……们,当你们在开发自己的产品时,你们记得“铁人精神”、“大跃进精神”吗?或许你们中一些人免不了还要沮咒大跃进几句。
    
      如果不是大跃进冲破了洋匡匡找到了石油?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
    
      大跃进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3·11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3·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4·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6·1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7·17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9·14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11·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1·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l·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12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闩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1年12月22日,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
    
      大跃进运动,治理黄河,造福于子孙后世,功德无量。据古书记载,自远古到清朝咸丰6年,约4000余年,黄河在今大清河、淮河之间,滚来滚去,肆虐冀鲁豫大平原,大徙六次,所酿成的灾难其之深重无论用多少笔墨都难以述说。自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水库的建成,黄河未发生大灾,大险,黄河基本上被征服了。人民安居乐业。
    
      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的建成和疏浚渠道的兴建,各省都建立了一定的保收田,人民口粮(低标准),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民办。
    
      一些大型水库,对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三陵水库给首都北京带来了福音。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劳动的情形和整个工地的壮观景象。海河拦河大坝建成后,海水、河水分离,极大的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资源,对天津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水库对香港的繁荣和深圳建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人皆知,现代化经济和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是淡水。汉语中有一句成语:“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打井人”。没有大跃进运动,就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
    
      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大跃进运动,是以人民公社为基础,动员起亿万人民组成劳动大军的。没有人民公社运动就没有大跃进运动。尽管这里介绍的材料不过是点点滴滴,不能绘出大跃进运动的全貌,但它总会留给人民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是与非的思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留下客观的真实的史实。只有存真才能存史、存信,否则不过是一纸谎言。那些以“毛泽东头脑发热”莫须有的否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人们,未免对历史太不负责了!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一些人)。”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做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理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许多正直的人,许多共产党员感到痛心,为了查清真相,存真实于历史,于后世子孙,他们默默地从事着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几十年来成了一笔糊涂账。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
    
      历史不能由人任意编造!
    
      人民不能容忍毛泽东蒙冤!
    
      谁做的事应该由谁负责!
    
      陈云讲过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一个学者、专家、理论家;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乃至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事物,不要看书上怎么写的?也不要看那个大人物怎么说的?要看事实,看事实真相,看本质。实事求是。
    
    一、“左”倾错误的始作俑刘少奇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1958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对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提出批评。毛泽东认为1956年进行的“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6亿人民泄了气,影响了经济发展。毛泽东认为: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生产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生产关系(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两方面的新形势,为国民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一个大跃进的局面必将出现。
    
      随后,即2月13日到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毛泽东继续提出对“反冒进”的批评。
    
      3月9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大社的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大跃进”的思想。号召苦干三年,改变落后面貌。
    
      4月,刘少奇一行从北京赴广州,途中在火车上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扯到乌托那,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向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论述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至通过了这条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正在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并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5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这样提出来了。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头脑发热,曾一度形成为一股“左”倾思潮,严重影响、干扰和破坏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建康发展。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诸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他提出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河南的粮食问题今年可望过关。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吴芝圃的发言,对于后来形成的“左”倾思潮还仅仅是一个“苗头”,或“萌牙”。而“左”倾思潮的始作俑者当是刘少奇。刘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意味着“左”倾思潮的形成;而8月6日他所派出的共产主义试点小组去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则进一步表明,这股“左”倾思潮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
    
      对上述几次讲话,分述于下: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当谈到妇女解放时说,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地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认为,中国已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欧文等人(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笔者注)的未竟之业可以实现了。还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有一段是康有为写的《大同书》,其中提出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界限、私有财产界限……毛泽东讲话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就把空想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实现了。刘少奇把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些社会服务性事业,当作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趋向。这些公共事业办得多了,普及全社会,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到了那时,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有戏院、电影院、图书馆,小孩子多大年龄上什么学,小学、中学、大学。(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集,<1958.6—1967.7>)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并社,小社并成大社,包括工农商学兵,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这里说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就是指后来的人民公社——笔者注),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还要发枪练操,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进一步指出: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1958.6.30日>,同前[A])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了不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时间,干完才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靠什么?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他大都是二年三年。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在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同前[A])。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农业,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0、175、176页)。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在山东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对当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大加赞尝,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9.3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人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县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年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就略知一二了。
    
    二、刘少奇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河南省遂平县、平舆县及其所在的信阳专区,形成了一个小社并大社的热潮。7月16日《红旗》杂志第四期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的基层单位。”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感到很好,很高兴。讲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同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段话,“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走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广大农民积极地加入到人民公社运动中。
    
      1958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外,还讨论了在农村建立公社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六条: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是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合适。有的地方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产左右。对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提倡。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分配制度也还是“按劳取酬”。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10月末,公社化高潮在全国形成。原有74万余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1.2亿余户,占农户总数的99%,平均28.5个农业社并成一个公社,平均三个乡一个公社,有的则是一个县一个公社。
    
      有人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违背客观规律,违背人民意志,是极为轻率地发动起来的;没有调查,没有试点,单凭热情,一味蛮干。这是一种貌似有理,而不值一驳的臆说。试伺什么样的大人物凭着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声号令,能把亿万人民轰起来围着他的指挥捧打转转呢?恐怕神仙也做不到。在神话传说中谁也找不到这种人(神)的影子。只有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只有这种决策被一次一次地证实能够为人民造福,从而取得人民的无比信赖的政党和领袖们才能做到把人民的积极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只有这种高度自觉才会众志成城,才会形成无敌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对问题的观察,是这样的截然不同!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对同一事物形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结论,原本亦是正常的!
    
      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的确确的发生了许多错误,惹出了许多麻烦。这是由于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主要的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大搞穷过渡,大刮“共产风”……这些“左”倾错误必然地助长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和浮夸风。从而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严重苦难!
    
      谁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第一事呢?这就是刘少奇,刘少奇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谁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第一报呢?这就是宣传口的把关者邓小平,和作为舆论权威的第一报,《人民日报》(徐水县试点经验详见本书第16—第20页)。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事实!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刘少奇、邓小平的以上所为,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刘少奇、邓小平主张跨越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非常急切,正像徐水县试典经验中所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本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删去,正是反映了他们的“左”倾幼稚病。
    
      第二,刘少奇、邓小平非常独断,像这样重要的涉及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他们不经过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审查同意,就冒然自行决定发表。违背了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会议关于有关重要的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文件,必须经过毛主席审定的决定。
    
      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藐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霸气十足。因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如此重大改动,谁都没有权利,必须大家讨论同意。
    
      第四,刘少奇和邓小平违反了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1958年9月16日—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闩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并强调指出,这是办好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少奇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刘少奇违背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刘少奇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决议”规定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l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三 毛泽东进行调查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弄清楚刘少奇是怎样做的,以便有效的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出发前毛泽东的谈话
    
      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情况调查经过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闩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我们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也从新乡转到修武),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七里营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他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向毛主席汇报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我们从新乡调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行动战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现在我们看刘少奇在江苏视察,又是怎样兜售他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刘少奇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刘少奇反复强调这一条。原来,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胡闹,岂能不天下大乱!
    
      刘少奇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实行的“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刘少奇、彭真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邓小平一句话:“贪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邓小平没有说清楚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作为当时宣传口负责人的邓小平,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邓小平这句话大家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彭真、刘少奇;反对“穷过渡”的是毛泽东。然而历史却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从集体化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农民从不予以认同。而在知识界则吵得振天响,吵吵让让,无休无止。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饱受帝国主义掠夺的旧中国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实在太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要摆脱贪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五个五年计划,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四大工业强国(美国、苏联、日本、中国);三大军事强国(美国、苏联、中国)。五、六十年代,在朝鲜、越南,两次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两次打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两论〈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稳定了东欧局势;九评,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树起了崇高的威望。那些污称毛泽东搞“穷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过是为他们搞资本主义而寻找借口,中国的工人、农民广大劳动人民,是从来不买他们的账的!
    
    四、刘少奇大刮浮夸风  毛泽东一再泼冷水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谁是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事情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报。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为高指标,浮夸风呐喊、唱赞歌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邓小平、彭真,和《人民日报》,其所为与其说推波助澜,勿宁说是谎言制作厂!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信守的就是这样的无赖逻辑。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强奸历史,颠倒是非”。浮夸风来自何人?必须澄清,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刘少奇的浮夸风,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那些起劲地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因拿不出什么事实而处境十分尴尬。到是李锐先生耍了个小聪明,玩了点小把戏,编造了一个故事来朦骗人。他说:在庐山会议期间,我问过毛泽东,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亩产万斤的话呢?毛泽东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我信了。这是那些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所搞到的仅有的一点材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有点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李锐先生苦心编造的。李锐之说无须考证,也不屑于考证,还是把它作为李锐先生内心世界的一个缝隙留给历史吧。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关于兴修水利问题,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农村、农民问题的了解,有谁能胜过毛泽东,在民主革命的28年历史中,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或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游击战争,或八年抗战中的农村游击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在各种复杂环境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英明决策,有那件不是毛泽东制定的。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又有谁比毛泽东更高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处理,毛泽东是全党的楷模,不愧为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对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
    
      然而近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胡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把水搅混了!20余年来,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一点事实。对于这些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的情况本人知之不多,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这里不想妄加评论。但是其中的某些人,他们的言行却给自己画出了一副嘴脸。他们才是浮夸风的鼓吹者。这些人想一手遮天,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他们吵吵嚷嚷20多年,一些人可谓不遗余力。到头来反到露了自己的马脚!浮夸风原来是他们自己刮起来的。贼喊捉贼。
    
      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风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20多年来这个谎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是该说说清楚了!谎言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那些上当受骗者们当你们明白了事实真相时不知作何感想?!
    
      对于刘少奇一些人来说,5月通过的《纲要》,8月当是记忆犹新吧,你们明知《纲要》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亩产达到400斤,而你们却在两个月后8月6日,弄出一个典型县——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岂不太离谱了。刘少奇一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做的是什么?后人有理由向刘少奇一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人民日报》竟为刘少奇—些人的荒唐呐喊,喝彩,不知道宣传口把关的那些要人们,你们又在想什么?做什么?而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为浮夸风喝彩的人,竟把浮夸风说成大跃进,大跃进说成浮夸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岂不是戏弄历史,戏弄人民!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当人民知道了历史的真相时,人民又会怎样看待你们!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而决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谎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五、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敢于抵制“左”的虚假宣传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没有。既然吴冷西没有这个胆量,那么又是谁有这么大胆量,顶着毛泽东干?!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要冷静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1958年11月22闩,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泠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助澜。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第141页)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而发的,因为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我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主要把关人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1956年6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6月13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8页)
    
      在当时中央领导层,毛泽东是少数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搞指标。”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第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其他什么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煸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关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
    
      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少奇、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想法是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马林科夫没有时间和机遇获得成熟的经验,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公开,而是以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为由而提出:“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国家主席党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八大”前夕,9月13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