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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贪官总能成功出逃? (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3日 转载)
    来源:南方新闻网
    尴尬应对贪官外逃
    
为何贪官总能成功出逃? (图)

    
    杨湘洪(资料图)
    
    “在国外其实只有一种‘被抓回国’的风险,而在国内则什么风险都可能遭遇。一句话,外逃总比坐牢要好”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
    
    “很少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
    
    825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一项巨大工程的投资数字,而是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的单笔受贿金额,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单笔受贿数目,一举打破了由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保持的“收受单人行贿3200万元”的最高纪录。
    
    2008年10月22日,在国内被抓的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而曾经外逃到新加坡又返回,被判无期徒刑的胡星却正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监狱里栽花种草,等待着未来的减刑。
    
    “但是并非所有的贪官都如同姜人杰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更多仍然逍遥自在,有些更是顺利外逃了。”曾经办理过褚时健、李嘉廷等众多官员腐败案件的律师马军说,“贪官们一旦顺利逃出中国,政府就将面对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被带走挥霍,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大肆声讨,而要把贪官和资金重新弄回国内并审理判决,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外逃归来的贪官往往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
    
    2008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先后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再度引发了国内民众对贪官外逃现象的强烈关注。滞留法国15天后,51岁的忻伟明经劝说已回国,而52岁的杨湘洪仍然称病滞留海外,不知所踪,有媒体披露“之前其女儿已定居法国”。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日前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更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贪官们成功携走巨额资金,逍遥法外并肆意挥霍的情况,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肆报道,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
    
    
    
    总能成功出逃?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两类官员最容易获得非法收入:一是掌握人事权力的,二是掌握经济权力的。前者主要从买官卖官过程中获取,后者主要是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云南省一名财政研究学者指出。
    
    然后,如何花销,如何真正拥有那些贪腐钱财,成为贪官们日思夜想的问题,逃往异国他乡于是渐渐成了最佳选择。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将贪官逃亡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有预谋的。“逃亡贪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从始至终就打算外逃,这种外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且都是在任时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说,“先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安排家属出国,等家属在国外定居之后,自己再找机会逃之夭夭。”
    
    其次是被动的、无奈的。郑明怀认为:“贪官往往比普通人聪明,不会轻易作出外逃的决定;但在中国反腐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渐渐没有了‘安全感’;如果不外逃,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人财两空,所以一旦嗅到对自己不利的气息,就‘走为上计’。”
    
    
    
    
    
    
    目前,中国对待外逃官员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在两国之间开展区域性的刑事司法协作。其中“引渡仍然是最正规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员的途径”。
    
    想抓回贪官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这些国家里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3个中国外逃官员的“潜逃胜地”,欧洲国家也只有4个与中国签订条约。
    
    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的云南省已经成为众多贪官外逃的首选通道,该省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不少贪官是通过云南出境的,“但是大贪官一般都选择北美或欧洲国家,原因是它们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小贪官则选择相对容易入境的东南亚及南美大陆”。事实上,在整个缅北和金三角地区,一直生活着不少中国逃出去的“神秘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都是“不敢回中国”。
    
    “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一直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打官司,而且不断获得成功。”马军律师说,“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期至少有10年,这样就会使许多案件变得遥遥无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肆违法犯罪的贪官们及其家人,一旦到了国外,基本上都非常低调,非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往往与在国内判若两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马先生说:“他们不想惹麻烦,不想引起邻居和警察的注意,而且他们也不缺钱花,不需要到处抛头露面;平时他们的社会交往很少,所以许多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存在。”
    
    马先生还透露,事实上许多贪官(也包括一些正常移民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改名,甚至离开中国时就用了假姓名,所以按照一般的方式很难查找到,并不是许多中国人想象的“去当地警察局就可以查到”。而正在英国伦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李韧也表示,“除了贪官们自己的低调外,事实上当地人也不关心这些人曾在中国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到欧洲,前提是只要他们不触犯当地法律。”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加拿大的马先生说,“还有一个关键,一些西方国家总认为贪官们被遣返后会遭遇酷刑甚至被处死,或者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正义考虑不愿意主动处理这些问题,这也使遣返变得更加困难。”
    
    
    
    从“余振东”到“胡星”
    
    
    
    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抓捕外逃贪官的力度,积极进行国际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
    
    2004年4月,美国驱逐了被指控盗用中国银行4.8亿余美元公款的余振东,成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后来其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时,有学者把这个特殊案例称为“余振东模式”,理由是该判决是在中国自主审判下作出的,司法主权的实现源于余振东在美国的认罪和自愿选择解押回国,认为可以复制这一模式。
    
    事实上,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6次公务往返、查证取证,花费巨大,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同时,美国在配合调查和引渡等方面,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与余振东同案的许国俊、许超凡尽管陆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但一直没有下文。
    
    “成本巨大使余振东模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胡星案的辩护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振宇律师说,“并且在谈判中对美国政府、对余振东本人都作出了许多让步----脏款不全部追缴,最后余振东是向美国法庭认罪后遣返,并非直接向中国的法庭认罪,并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和美国法院的保证。”
    
    张振宇律师表示,与余振东模式相比,以“劝返”为主要手段的“胡星模式”更具合理性。作为胡星的辩护律师,他认为“劝返”的方式有着“快捷、低成本”的好处,胡星之情节较之余振东之情节,涉案金额更少、造成的损失更小、主观恶性更浅、认罪更主动。
    
    2007年初,第一名被“劝返”回国受审的外逃新加坡的贪官“胡星”曾轰动一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既无双边引渡条约,也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还是最终劝服胡星自动回国接受司法调查,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退还全部赃款4000余万元人民币。
    
    2008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同样由最高检察院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又成就了一起案例。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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