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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恐怖袭击:我们对印度和印度人了解有多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8日 转载)
    
    来源:新浪博客
     最近发生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令印度再次重新进入我们的眼界和思维。从前在中国,国人最津津乐道的是1960年代中国军人的边界反击,如果不是周恩来下令撤回,将直捣其首都;后来中国改革了,又听说了不少关于印度落后的故事,当作笑话说。 (博讯 boxun.com)

    
    进入了21世纪,印度的科技和金融绝不亚于中国,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把印度当一回事。在纽约社区,华人和印度移民接触极少,即无偏见,也谈不上尊重。中国人和印度人实在有许多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的地方。而这种理解,光靠两国领袖的会面、军队联合反恐演习,还是不够的。鄙意认为,还是要多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金克木有一本著作《书读完了》,其中的《甘地论》(1942年)说:“无论就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或只限于当前的实际情形,我们都很容易懂得印度。相同的地方是那样完美的平行线,不同的地方又是一正一反成为鲜明的对比。可是不幸中印之间,至今尚无了解。”“今日的路程只有几小时,可惜,反而没有法显与玄奘了”。从金先生的感慨到现在,一个多甲子过去了,金先生当年的估计,似乎就在说今天的事情。
    
    怀着这样的心情,读了两本关于印度和印度人的书。一本是新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阿马蒂亚·森著,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另一本则是旧作《窥看印度》(妹尾河童著,姜淑玲译,远流出版社,2001),愿以所读所思,与大家分享。
    
    印度传统中的争鸣与宽容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一本论文集,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199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现任教哈佛大学,其对于发展理论的贡献,特别是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以道德标准用于经济制度,充满了人文关怀,在世界上有深刻影响。不过,这本书不是森的经济学著作,也非单纯地从他作为西方学术之身份的角度出发的;相反,书中以一贯之的,是他“作为一名渊源殊深的非常关注印度文化、历史和政治,同时也关注印度一般生活状况的印度公民”之身份。即使就这一点说,森的努力足以令思考同异者,或为思考同异所苦者尊敬。
    
    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森的主旨,是论述与印度悠久的争鸣传统。不过,要讲述这个传统,实际上是须涵盖印度的文化和历史,包括其极端多样的风俗和宗教。他说:“许多不同的信仰与观点,同时盛行于印度,实质上,得益于对异端和对话之明确或含蓄的接受。印度异端观念的领域,极其广泛,无所不在。”森的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本书书名。以论述印度的争鸣传统为纲领,不为无因:在森看来,争鸣就是对话,不同见解和立场的人之间的以辩论的方式沟通。
    
    实质上,争鸣是民主的特征,就源流言,争鸣不仅仅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政治传统及表现方式,它也深植于古代印度历史。古代梵语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既是美丽的故事,但围绕著其主干故事推进,铺陈出连绵不断的故事的同时,也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对话、二难推理以及有选择余地的不同视角、辩论和争执中的论证和反论证。在很早的时代,印度的思想和信仰之中,就一直存在着非正统见解,并受到相当的尊重。森举例说,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的第一位佛教皇帝、孔雀王朝的国君阿育王论述了宽容的必要性和非正统见解的丰富性,并制定了辩论的原则:“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充分尊重”对手。
    
    他的“正法”措施,保障了阿育王时代的安定和开明的政治。到了阿巴克的莫卧儿王朝时期(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初),这位君主放弃了个人伊斯兰教信仰之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收罗各方人才,不问其所宗所信;所有宗教的领袖都有发表见解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欧洲,是宗教裁判所最横行的时代。森说:“对话传统和对非正统见解的接受在当代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说也不算夸大”;“争鸣的传统如果能够运用得审慎而又真诚,在抵制社会不平等现象和消除贫困方面,也是极端重要的。
    
    发表意见是追求社会公平的一个关健成分”。森的论述的敏锐之处在于,通常人们惯于将印度传统视为几乎完全是宗教性的,或反科学的,或实行单一等级制度的,或基本上盲从的。勿论其余,还是金克木先生,印度学专家和当代大儒,在讲述“道”(或“法”)时,对比中印传统,也说,从印度翻译来的佛经(法华、华严、楞伽、金刚,心经、维摩诘六经)所传之信、修、解、悟、密、显是“偏重非逻各斯”的(见《书读完了》。当然,他是指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而言,严格地说,佛法之在中土和在印度不完全相同;他更非以此笼统地指括其它印度宗教)。
    
    可见,仅仅在这个方面说,我们对于印度的了解尚有太多的空间。而不去努力了解,则容易产生偏见,甚至因为学理上的疏懒,而方便地套用成见(stereotype)。
    
    演绎“东方主义”
    
    森涉及的问题很多,除了第一编“直言和异议”外,其余三编分别是“文化与交流”、“政治与抗争”、“理性与身份”,涵盖了古代印度诸宗教、帝王和阶级,现代先哲如甘地和泰戈尔,比较了印度和西方、印度和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和思考与生活方式,从现象到哲学,不仅有广度,而且富于深度,基于他多年的思考,绝非泛泛之论。
    
    其中,“我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印度的传统和西方的想象”两篇,就东西方文化互相理解间的误区揭示得最为明白。森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分析说:“东方是一个概念,拥有思想、意向和辞藻的历史与传统,并因而在西方也为西方昭示了自己的现实与存在”。基于他对于多元化的思考,森认为塞缪尔·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过于简单化,基本上是西方人眼中和心里的东方,不管其是否意识到或愿意承认,是萨义德所说“在西方也为西方”方法和视界的表现。
    
    他指出:“有人试图对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或欧洲与印度之间的文化对比进行归纳。对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引起了对这一现象的注意。欧洲与印度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差异,但印度自身内部也存在鲜明的差异,欧洲内部亦复如此……对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之间的总结性对比的大错之一是,这些文化的每一种内部都存在极大的多样性”。
    
    文化和历史总结对于现实关系有多大?一般人是否受到所谓知识分子的影响?其大者,911以后,西方反恐话语权中的伊斯兰文明,其近者,因为西藏问题引发、近来席卷全球的华人言和行,都是两者关系之不可轻忽的明证。假如有森一样冷静而鞭辟入里的分析,争鸣大于争吵,倾听多于发言,则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西方主导媒体和政客的话语权,就不至于被滥用。
    
    一百个人,一百种印度
    
    并非只有森这样的大学者才能从印度看到多元性。妹尾河童(Senoo Kappa)是一位日本的舞台设计家,《窥看印度》是他的一本游记,写来幽默有趣,配以精细的插图及说明。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写外人眼中的印度和印度人,与森这位游走于印度内外的思想家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河童说:“对我而言,会让我说出‘这就是印度!’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每个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彼此有差异,是件天经地义的事。但也不是说,他们就会轻易同意对方,进而被对方同化,或没有任何异议”。
    
    “印度的面貌是什么?你问一百个人会得到一百种说法。但就算把它们都加起来,也不能说那就是印度的全貌。这就是印度有意思的地方。随著每个人感受方式的不同,明明是同一事物,看起来却天差地别;印度也会随对象而呈现或隐藏它的各种面貌。……到底会看到什么,还真是因人而异呢。”看来,妹尾河童是点中了印度文明的精髓了。当他写完这本日本人眼中之印度的书后,也非常谦虚地对读者说,这是他走马观花的印度印象而已,绝对不是要告诉各位“这就是印度!”
    
    正如他坦承的,日本人注重意志的统一,也少有极端不同的意见,----这点与同为儒家传统中的中国人思维相近,虽然先秦时代中国也曾是风行百家争鸣的-----所以印度人对于异议的默认及同时执著于自己的立场,使他了解了尊重异端和对话的珍贵。
    
    “落后”的道理
    
    许多在外人看来,是印度“落后”的例子,对于印度人而言,则是自有其道理。问题是因为彼此的隔膜而惯于以自己的眼光审视他人。就以种稻米来说吧。南部印度人种植稻米,主要靠人工。照当地人的说法,一旦机械化,工作完成的太快,那失业人口就会增加。再说,就算机械化,稻子也不会长得比较快。妹尾认为,在此问题上争辩肯定没有结果(尤其是主张全球化和现代化者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
    
    然而,他们的想法不少是有道理的,而其之所以有道理,是这样的想法出自他们的传统,世世代代积累的观念。他们站在自给自足的角度,确确实实地做,不管趋势如何也不为所动,可以说保持强韧的生命力。相比之下,日本的盛景其实建立在多种外因彼此影响的微妙均衡势态上,而非出自一己的意志和坚持。这不是值得人揽镜自省吗?又如印度的圣牛。各种动物在城市里与人和平共处,虽然到处是动物,也不知道是谁饲养的。动物与印度教有关的最多。
    
    如猴子因为《罗摩衍那》的主人翁得到猴军帮助而被纳入诸神之中;大象则是象征幸福的神灵之一;而牛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因者诸种印度教的说法而成圣牛。在当代,农业和日常生活中,牛不可或缺,但在法律上受到保护、说决不可屠宰牛的州,只是22州中的两州而已(实际上还是素食主义者居民占多的州)。因为民生等原因,印度也为此争论过,但最终,普通百姓说:“宗教的事情是搞不懂的”。
    
    各个宗教、舆论和政府的结论是:“还是认定印度的牛依然保有‘圣牛’的地位比较妥当”。所以,牛还是在大街上慢慢地走着。妹尾又得到了一个宽容和存而不论的教导。他从北走到南,看到了印度教的神庙、耆那教神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看到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大厦,既参观了泰姬玛哈陵,也访问了各种拥挤的市场和贫民窟,见识了高科技的工业园区,也领略了种姓制度余绪下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风俗。
    
    中日印殊途同归
    
    河童初抵印度,发现印度的纸钞上,面额以十四种语言标明,大为惊讶。后来知道,这还只是官方语言而已,实际上使用的语言,细分的话,据说有一千六百五十二中。这对于身为日本人的妹尾河童是个意外,对于“书同文,车同轨”(印度确实还有宽窄两种铁轨并行使用)来一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落后”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容忍异端和多样性的大国,出了阿育王、甘地、泰戈尔,是佛教、印度教的发祥地,也产生了像阿马蒂亚·森这样有世界影响力的诺贝尔奖得主,其2006-2007年度的经济成长率达9.4%。兼容并包与宽容异说的精神既是印度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其进入现代依然老树发新枝的动力。看来,读森和河童笔下的印度和印度人,是从“似近而实远”而致“虽远而可近”的功课。
    
    有趣的是,森笔下的文化传统,河童笔下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的一位老派文人的见解不谋而合。张中行先生写过一篇《“王顾左右”的答复》。老人因红学而和人争鸣,一来一去,决定不再应战,所谓拒绝鸭子上架,“挣扎上架,甚至上架之后使刀弄棍,我心里不舒服;不上架,倦伏于架下,我心里很舒服”。其原因,他相信,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争辩,但同时要尊重不同意见;如何断定错对,一般人(相对于专研知识论)则无妨安于只问是否己之所信。
    
    一位博学敏锐的印度人,一位游历广泛的日本人,和一位心平气和的中国人,本于所信、好辩却不求胜、不定于一尊,本乎此,文明和文化虽大相异趣,却未必不能殊途同归。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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