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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杨回忆录》 看国民党的残暴毛泽东的慈悲\数学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5日 转载)
    
    从《柏杨回忆录》 看国民党的残暴毛泽东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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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柏杨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强烈建议大家都看一看这个回忆录。
    
        我看了这个回忆录的几个章节,就感到国民党实在是太凶残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真是太黑暗了。我觉得在台湾的国民党基本上就是一个法西斯的组织。
    
        不是也有反共人士经常描述大陆的反右啊文革啊什么的多么多么黑暗么。但是我是重证据的。我通常对于任何当事人描述的回忆录都是持相信态度的。比如张贤亮,丛维熙,冯骥才等原来就是右派的作家们写的回忆录,还有一些人写的什么《牛棚杂忆》,还有右派萧乾写的回忆录,还有这些作家写的小说,我基本上都相信。但是后来的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作家写的关于文革的描述就经常是胡扯了。
    
        将两岸的这些个揭露性的回忆录相比较,在承认两边所有人的回忆录都是事实的基础上,确实是可以认为共产党的所谓迫害和国民党的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前者是左的错误,是脱胎于旧社会的新社会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干脆就是混进共产党和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干的。而后者完全是反动。下面我就将两边的情况比较一下。
    
        先说杀人,在共和国的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国民党的重要要犯,包括在红岩小说中描写的一些国民党特务,都被特赦释放了,而且允许他们到台湾,到美国或者到香港,也真的有人去了,也写了回忆录,看他们写的回忆录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虐待。而在台湾,所有的共产党全部被处决了,一个被释放的都没有。国民党也知道柏杨并不是共产党,因此还将其判十几年的徒刑。共产党这边在反右时打了五十万的右派,平反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五十万,绝大多数人都是活下来的。共产党这边杀人杀错的也很少很少,也就是张志新,遇罗克等廖廖数人,而且一旦平反就努力在报上给予恢复名誉,给家人尽可能地补偿。而在台湾被错杀的众多人,国民党从来就没有任何道歉,补偿等行为。这完全与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关系,毛泽东就不主张多杀人,甚至在文革中提出对反革命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蒋介石的性格就是要通过屠杀来建立统治。而且,共产党从来就不搞暗杀,在毛泽东时代杀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开公判大会的。而国民党直到蒋经国时代还因为一个作家江南写了《蒋经国传》而一直追杀到美国。
    
        再说打人,实际上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都是认为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打人的,象水浒三国红楼等小说都描写了旧社会的许多打人的情况,包括用肉刑。这个恶习国民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公开要搞的。我很奇怪的是外国的许多故事片里也都对一些必要的打人认为是正义的,在改革开放以后看到的外国片中经常就有主角且是正角打人的现象。而在毛泽东时代打人确实已经只是旧社会的残留物,是在电影里描写旧社会时看到的东西。当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曾经在全国广泛推行, “不打人骂人”,“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逼供信”的广泛宣传要超过中国以往的任何时代,要超过任何著名公司如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量。但是旧社会的恶习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文革中还是有不少混进造反派的败类搞打人。但是要看看柏杨在监狱里挨的揍,文革中的打人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我就没有看到过国内的亲身经历过被打的人写的回忆录描写到象柏杨挨打挨的那么惨的。而且文革中的挨打并不是政府机构人员的打,所有的有关打人的回忆录都和群众组织有关系。
    
        再说关押的条件,大陆这边即使是牛棚,每个人也都还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实际上许多所谓牛棚根本就是无人看押的。张贤亮写的小说“青春期”就描写过这一点,无非是“牛鬼蛇神”必须集中住在一个大房间,白天出去劳动,或者接受群众批斗。张贤亮在住牛棚期间晚上还有机会溜出去乱搞女人。而大陆的监狱和劳改农场也都实行军事化管理,就是象军营一样,被子必须叠得整齐,每个人定期理发刮胡子。大陆的有些地方的拘留所条件差一些,但每个人也都有睡觉的地方,所谓条件差就是有一个马桶,每个人在马桶上方便。但是一旦正式判刑,进入劳改农场,就是可以去上厕所了,完全和部队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也正是因为拘留所条件差一些,所以大陆在宣判和计算刑期的时候,拘留所里一天是算两天的。
    
        而柏杨的回忆录中描写的情况却是这样,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关在就几张床那么小的牢房里,不可能都躺下,而是大家轮流躺着睡觉。马桶的屎尿都粘在柏杨的裤子上,当然也无可能刮胡子洗脸换衣服。柏杨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是在五十年代初,两个人找到柏杨说“你跟我们走一趟”,然后就将柏杨关进这样的牢房,关了一个月柏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而提堂提走的人基本上都因为通共罪而枪毙。一个月以后突然被提堂,法官看了看档案就宣布是死刑,但后来一看说是名字搞错了,不是柏杨。因此又回去这样关了六个月,再次提堂宣布柏杨偷听匪台,判刑六个月,因此柏杨总算可以被释放了,但要交保释金几万元。柏杨第二次被捕是在文革期间,因为一个漫画,还是翻译外国的一个漫画,被认为是影射蒋介石父子,也是一被叫去就关在一个牢房里,同样也是十几个人关在只有几张床的一个地方。而且柏杨受到严刑拷打,被迫承认自己通匪通共,差点没被判死刑,后来判了十几年徒刑。
    
        因此我以为,要我选择在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或者是在大陆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是在台湾被诬为通共,我选择大陆,在大陆的反革命条件远好于在台湾的共产党。
    
        当然,人从本质上说都是娇气的,因此只要有所虐待亏待,或者受了什么苦,他都是会无限夸大的,会认为事情有多么多么严重。而且,我认为毛泽东想出的这个劳动改造的主意不错,我如果服刑就喜欢到农田里干干活,种种地,养养猪,和柏杨那样十几个人象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个又脏又臭的牢房里相比,实在是天堂了。
    
        象伤痕作家冯骥才收集了许多人的在文革的纪录,那都是证据,叫《一百个人的十年》,其中确有非常惨的事情,但从比例来看,从受迫害的程度来看,都比不上柏杨写的这个回忆录。主要的惨事还是在文革的初期,是一些高干子弟的红卫兵干的打人的事情。而实际上那些红卫兵并不代表红卫兵全体。而且,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要倒霉的本来是那些高干,而那些高干的子女反而来了个先下手,迫害起知识分子来了。真正到了局势稳定之后,即1969年的九大召开之后,那种打人的惨事就已经极少极少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文革初期打人的那伙人,大多已经被当作打砸枪分子被抓起来了。
    
        比较大陆和台湾的文革十年的时期,我认为大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风水轮流转,非常能够体现曹雪芹先生所说的“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莾长”,“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情况。而如果我那个时候生活在台湾,我会感到非常地压抑。因为,象台湾,还有国外的印尼,菲律宾这样的受到美国支持的这种独裁统治,轮回的速度是很慢的。而大陆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轮回的速度快。尤其是文革期间,轮回得非常快。这样人民的心情会愉快一些。
    
        我这里说的轮回,就是一个人从倒霉到不倒霉,从不倒霉到倒霉的这样一个切换速度,尤其是坏蛋受到惩处的速度。
    
        按照狼与羊的理论,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是狼占上风的,即社会上层经常会有坏蛋出现。而一个轮回快的社会,这伙子坏蛋把那伙子坏蛋干掉的速度也快,这样人民的心情就会好一些,就会有一些开心。
    
        而文革期间就是这样,蹦得很厉害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坏蛋总是多的。可是今天他还可能是一个红卫兵或者什么造反头头,明天,或者下个月,或者半年到一年,就有可能成了反革命。今天可能还是一个很风光的共产党干部,过一段时间就被打成走资派,但再过一段时间又解放了。
    
        老舍先生是在文革最开始的时候挨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打,受不了就自杀。但是他是不应该自杀的,和柏杨挨的打相比,老舍只要再坚持一年左右,就会发现那些打他的人成了反革命联动组织的成员了。
    
    
        而相比之下,台湾的国民党坏蛋可以一坏坏很久,到现在那些迫害柏杨的人可能还在得意洋洋地任职呢。比如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坏了那么多年,还是得意洋洋的,轮回速度比大陆慢得太多,人民心情就很压抑。
    
    
        比如王蒙,在被打成右派以后自己要求去新疆农村,结果文革期间吃得很好,而且心情并不坏,因为那些打他为右派的干部们,自己也倒霉了。王蒙在小说狂欢的季节里就描写了他的这个心态,“你们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你们还多了一反,反毛泽东思想”。比较一下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写的那些经历,再比一下柏杨回忆录中他的经历,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因此我看了柏杨的回忆录后觉得,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前,中共政府曾经向台湾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提出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口号是一个错误。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但是国民党受到了全国所有的地主阶级和相当一部分上层阶级的拥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是英明的决策。
    
    
        而当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完全是一个受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法西斯组织,即受到台湾下层人民的憎恨,又受到台湾上层阶级的仇恨,可以说是民心丧尽完全靠着军队来维持统治,而军队也是台湾本土人越来越多。你想想台湾人民受到国民党那么多的害,本来希望大陆的人民解放军来解放他们,消灭国民党反动集团。可是共产党却要和坏蛋合作。加上这个时候国内的知识分子开始起劲地描黑大陆,这很容易让台湾人民产生印象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窝的坏蛋。这就让另外一个毒瘤,台独的壮大和发展制造了条件。
    
        因此,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根本就不应当转型,仍然要认为台湾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认为国民党坏坏坏,号召台湾人民起来用非法的或者合法的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时要警惕台独势力的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原本不应当放弃。
    
    
    
        再说说在中国的文革期间轮回快的一个后果,就是到了后来所有暂时得了势占了上风的人,都知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道理,甚至是“一年河东,一年河西”。这样一来人们就都开始留一手了,我说的留一手,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趋向于温和。
    
    
        我记得在1969年时民间就开始流传着一个术语,叫“上纲上线”。当一个人用很政治的话对另一个人说“你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之类的批评话时,另一个人就非常生气地回答:“你别给我上纲上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反指控。就是说,任何群体中如果有人被别人认为是“爱上纲上线”的人,他就没有朋友了。而当时的关系学是大行其道的,如果没有关系,在当时的社会完全是寸步难行的。买肉要有卖肉的朋友,买自行车要有卖自行车的朋友,办任何事情都要有朋友。
    
        因此,在邓小平复出的1974年,邓小平当时总结大陆的症状就是“软,懒,散”,所谓软,就是当头的对下属都很客气,基本上没有严厉命令这样的事情,都是好言劝下面干一些活儿,懒自然就不用说,无非就是一种广泛的不积极的情绪。而散,就是纪律松懈,自由散漫。将这样一个软懒散的社会称作什么黑暗的专制社会是完全说不通的。
    
        我觉得,就一个老百姓而言,生活在文革的后期,主要的缺点就是穷。如果没有这个穷字,在其它方面其实是很自在很安全的。当然,当官的和知识分子不自在不安全,这我承认。而这个穷和今天的穷还不一样,那时候的穷是穷得自在。而今天如果有穷人,他就要火急火燎地去找工作,要去向诸位老板陪笑脸了。而找到工作,可能也是要每天忙个不停的了,无可能再懒散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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