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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晚期威权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3日 转载)
    
    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国内有一个政治思潮就是新权威主义,大家都不愿意说是新威权主义,更愿意用一个似乎比较温和的概念——新权威主义——来替当时的改革找到一条政治改革的方向。虽然新权威主义在1989年之后表面上销声匿迹了,但是在随后的改革和发展当中,事实上成为90年代的政治实践主流。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尤其是当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威权政体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在变化,中国也从传统的很多方面具备极权主义特征的高度威权政体,走向自由经济的新的一种威权主义。只是,威权主义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面目、性质、方向,在过去没有人能够搞得清楚。在过去十五年以来,特别是当现在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到底怎么去定义它、理解它、定性它?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一看,中国威权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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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介绍的中国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指的是2003年,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的新的维权运动的兴起。在2003年之后有很多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反对司法不公正的种种的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对劳教制度等,特别是当时孙志刚事件直接引发的,要求废除收容制度的运动;以及我们看到农民工维权运动的兴起,官方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
    
    还有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业主维权的运动,目前业主维权正在走向一种联合。我们还看到环保运动,在2003年也开始兴起。在这之前中国的很多环保组织,并不是以环保运动的方式在运作,恰恰是2003年之后的维权运动把环保组织也卷入进来。然后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抗争性的环保的具体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环保运动出现了。
    
    所有这些运动,吉登斯在概括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四个象限的划分,是公民权三分法的一个继续。T.H.马歇尔在1949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对公民权的发展做了一个线性的公民权利发展的三阶段演变的历史概括,也就是说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到十九世纪政治权利的发展,通常我们说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工会的合法化,以及罢工的合法化,到二十世纪初普选权的获得,一种政治权利的获得,然后到了二十世纪一种以社会权利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吉登斯在他1976年的社会学里又加了一条,生态权利或者说是道德运动。中国的维权运动,他们的诉求和诉求过程,也可以做一个划分,基本上对应于公民权利四象限,以权利为诉求的核心。比如像业主维权运动,它是在这种产权为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2003年前后,所有卷入到社会威权主义当中的组织,我们可以分成五类,这五类的结构关系,可以有这么一个圈形大致表示出来,实际上是具体的社会网络构成的,我把它忽略掉了,只是以它的规模,以及它的重叠关系来代表这么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的结构,代表社会运动组织的大致的一个状态。
    
    最左边,为数最多的是从1998年兴起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发协会,这是非政治的组织。在上方是环保的非政治组织,它成立得最早,大概是1994年,这是最早发展的中国非政治组织,其实很多这些环境保护的组织,在漫长的非政治化的九十年代,他们没有卷入任何的社会运动,只是做环境的教育等等,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单位,但是在社会运动兴起之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社会运动的参与方式。
    
    最下面的是我们说的维权团体,这么一个民权组织,涵盖目前正在发展的各色的专业的各类维权团体,其实不少这种维权团体在九十年代也已经萌发,只是数量比较少,也很早就被国际研究人员重视。包括当时很多女工权益的团体,劳工权益的团体,在九十年代都已经产生,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这部分团体成长非常迅速,超过了环保团体的规模。
    
    最右边的这一块是国际非政治组织,中国发展简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大概有200到250家国际非政治组织在中国活动。国际非政治组织的进入最早是从 1991年华东水灾开始进入,对中国非政治组织的影响非常巨大。他们长期保持跟政治的远离,以及跟政府的一种合作关系。在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国际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是居于中国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核心,但是目前从社会运动角度来看,它的这种核心地位被取代。在社会运动组织网络的中心,我们现在发现存在着一些新的知识分子组织,包括一些早期的从九十年代就成立的,在2003年前后,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知识分子团体,这些知识分子团体代替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
    
    社会运动的概念是一种非体制政治。在中国这种非体制政治就意味着一种政治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它是对私人生活的政治化,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这叫社会运动。最近二十年的研究,广义上来讲甚至可以把社会运动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运动或者说工人运动,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经典的社会运动,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相区别,在这之前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运动等等社会主义的运动,他们的对抗性是比较强烈的,跟政府的冲突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抗争,赢得了十九世纪的普遍的公民权,帮助了十九世纪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建立跟这种抗争运动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种传统的经典的社会运动,在议会政治之外的普通民众发起来的。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这种社会运动更多的是以工作场合,以工作和经济为基础生长起来的,以工会为团结的核心,以工作的场合作为一个动员的方式。那么到了二十世纪战后,社会权利也实现了,这个时候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它的抗争性没有那么强烈,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在认同基础上的,一种相对于资本主义对个人生活的殖民化,即哈贝马斯所说的。在经济、生活和权利都发展之后,个人生活被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殖民化了,这时候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不再现实”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社会运动,要求对这种生活的殖民化作出一种反抗,来寻求各种的自由、关怀,对环境、核问题,包括同性恋的自我的认同等等,新社会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之后,随着学生运动而兴起。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Rheingold在1992年发现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生成次影响,首先是虚拟共同体的形成,1995年他提出一个概念叫聪明的暴民,2005年他总结出来一种社会运动新的演变,“从电脑屏幕到街上去”,从虚拟网络进入的真实的街头的抗争。1998年的菲律宾埃斯特拉达总统的下台,就是这一转变的结果。菲律宾民众用手机和互联网的方式聚集起来,在街头把总统推翻了。这么一个结构化,以互联网为基础、为结构、为网络的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它涉及到三个方面,从认同到网络化到事件。
    
    认同,比较容易理解。关于信息时代的网络化,Castells提出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从对抗性的、反对性的认同,转向项目性的认同,等等。中国社会运动的兴起恰恰也是有这么一个转变,从八十年代要求民主,到九十年代当权利意识开始进入,特别是1998年前后两个人权公约的签订之后,转向一种更理性化、更建设化的一种公民权利的建设,这种公民权的建设是要求实现宪法所保障的、追求宪法权利的运动,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具体的追求的过程,而不是追求一种比较抽象的民主价值,而是追求一种非常具体的权利。同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共同体的形成,把计算机网络变成一种社会网络,比如像李希光在2004年做过的研究,他对天涯的网络沙龙的研究,注意到以互联网论坛为基础结社。
    
    我们看到刚才那张图,就是这个结构,以互联网和论坛为基础的一种结社的出现,这里有很多的联系和具体的行动,因为互联网成为可能,利用互联网建立起来一种社会的联系,进行运动的动员。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过程。那么它的结果,有各种事件,各种抗争事件,它既是结果也是一种过程。刚才我们说的孙志刚事件,在这之前更多的是偶然性事件,都以这种偶然性事件,结构化得以展开,运动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
    
    Luhmann在1998年就去世了,换句话说他没有看到计算机、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大家我们现在反过来看他当时非常抽象的社会理论,即使他去世得早,但是也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网络、传播和行动的关系。他有一个重要的论断,事件是社会系统的构成单位。那么假设这个社会系统存在一个事件的网络,并且能够自我生产的话,这个系统实际上就是再生产的过程,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一个自耦合的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关心的自耦合的系统出现在生活领域,出现在生活世界。传统上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两分法,我们可以追溯到胡塞尔,胡塞尔之后哈贝马斯对这个概念的传播贡献很大,他把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是他的基本的理论方法,一个两分法。但是,社会运动作为自耦合系统的结果,恰恰是出现在生活领域、生活系统,换句话说生活世界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相对于环境更复杂的系统,它的核心就是抗争政治,通过网络、组织、个人,通过刚才说的很多社会运动组织的一种去制度化(相对环境系统)的一个过程。中国的社会组织去制度化有很多方面,比如说非政府组织,不是按一种非政府组织的方式来登记,反而很多是一种商业组织的形态存在。还包括我们说的互联网为基础的结社,都是一种非政府组织,都是一种去制度化的存在,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风险。
    
    在这么一个外部结构,也就是结构化所谈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相互作用之下,出现了一个以权利、以维权为认同、和中心诉求的这么一个自组织的过程,而且这个自组织是因为它的网络、因为它的各种事件,自我再增强,这样的结果、这样一个过程,就称其为一个自耦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所谓社会政治对体制政治的影响。我们刚才讲到了两分法,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对应于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划分。传统意义上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分开的,政治社会指的是议会为代表的一个体制政治,而公民社会为代表的是一种,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一个自我管理。传统上这两个世界、两个社会是分离的,或者说每次选举的时候才发生关系。这是传统的一个公民社会的概念,传统的政治结构。
    
    但是社会运动,是一种非体制政治,在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穿透,打破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界限。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我们在中国谈的不是市民社会,谈的只是中国的大众,这个时候我们要理解谈的就是大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这么一个社会政治的兴起,我们刚才说基于很多具体的权利,这种权利本来应该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些权利构不成一种市民社会,比如说基本的财产权,基本的人身权,公民社会才有可能。中国恰恰是在这些权利的追求基础上,形成了这么一个生成中的市民社会,这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学的概念,市民社会具备的市民社会特征只是一种暂时性特征,并不具备市民社会的充分条件。我刚才说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来是市民社会的前提,但中国在不具备的前提情况下,为了这种权利去追求或者说去维护的时候,它出现的是公民社会的暂时性的特征,这就是我们谈的社会运动的一个结果,它的网络、它的边界,认同的边界,以及它的组织的边界,最后它通过各种抗争的事件,完成了一种再生产,形成一种生成中的一个市民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威权主义它是有弹性的,经济是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它是爱国主义,严格地讲不能说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换句话说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现在采取一种,从92年开始鼓励所谓这种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但是在这之后经历了很多反复,曾经在1998、1999年做过非常严厉的清洗和整顿,在1998年的二十万的社会团体在1999年变成了13万。在这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官方对于这些自我组织,也是采取了弹性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镇压,至少工商局也知道了这些组织的意义,所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然后跟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存在相当多的官方的合作,这个时候合作的关系是非常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它是保持着弹性,甚至提出一种新合作主义来形容这样一种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威权主义还是有灵活性和弹性的,这是我们理解晚期威权主义的两分法,二元论的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兴起的社会运动,它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强权的一种国家与普通大众,而不是与个人的一种联系,它以权利诉求的中心形成一种新的认同,就是公民的认同,我们说的一种去附性的认同。
    
    这样一种认同,一种新的认同,是相对于原来依附性的认同。所谓依附性认同,指的是依附于政党、组织、宗族、任何传统的血缘的这样一种认同,但是公民意味着普遍的权利,脱离跟党、跟单位人的联系,形成一种抽象的认同。我们说维权运动最大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新的公民意识,它一种去附性认同。这个时候它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要求,是国家与个人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和大众的关系。而且我们看各种运动,它的诉求的指向,以及它的历史的发展,它是一种反威权的性质。
    
    这么一种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尽管威权要持续下去,但是它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晚期的威权主义,而且在相当长的未来将保持下去。这就威权的持续性,它来自于全球化,换句话说这种威权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就像民主,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能够输出民主。我们都明白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所谓的民主的输出,但是同时全球化在后期,或者说在反恐,在9•11之后,我们看到威权主义的复活和输出。这种输出可能是以原材料的交换和对威权体制的维持作为一个对价。我们知道冷战时代,Linz和Stepan对政权形态做过四种划分: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苏丹主义,和民主的。在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进行了十几年之后,特别是反恐战争打响之后,反恐战争的最大的受害者,是苏丹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政权的消灭,留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两个政体按照卢曼的理论来讲,包括在座各位理解的马克思辩证法来讲,是互为依赖、互为存在的。这就像中国所输出的威权的对象,存在一种原材料和威权体制的一种互相的交换和依赖的话,那么以中国晚期威权主义为核心的威权阵营跟所谓的民主阵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高度的互相依赖和互相的穿透,互相依赖体现在劳动力的交换、商品的交换以及政治利益的交换,特别在反恐战争这种一致目标的协作,事实上在目前的阶段,协作大于对抗。
    
    这种新的格局已经形成。比如说中国对苏丹的这么一种经济关系,就被国际社会理解为一种威权主义的输出,类似的例子非常之多。同时我们来看,第三波民主化的结果,我们看民主转型的很多国家,他们恰恰出现了很多相反的趋势,也就是各种新威权主义的变种,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概括,如下图。这也例证了两元格局的形成。
    
    • 拉美:Delegative democracy (O’Donnel, 1994);
    • 东欧:Defected democracy (Merkel, 2003);
    • 拉美、东欧和台湾: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Schedler, 2006);
    •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等:Semi-authoritarian regimes (Olcott and Ottaway, 1999);
    • 东南亚:Durable authoritarianism (Slater, 2005);
    • 中国: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Dickson,2005).
    
    这个时候要回到基本的政治学的概念,威权是什么?威权指的是很多的统治方式,以一种非制度化的形态存在,所以才称其为威权,表面上它可能有选举,有这些制度化的选举,但是在任何制度化的民主都无法持久,相反被很多非制度化的统治方式,比如说个人的威权,或者说军阀的统治所代替。奥唐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委任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德国的Merkel发现民主的缺陷,还有选举威权的存在,选举威权普遍存在于南美、台湾,存在于很多地方。它有民主的选举的框架,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某一方可能会滥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像陈水扁所表现出来的选举威权,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一种伤害,一种对威权的偏好,或者是威权主义的遗留。卡内基研究所的Olcott and Ottaway 1999年把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归类为一种半威权的一种形态,而这种半威权政权,我们都知道在目前越来越得到强化,尽管他们有表面上民主的架构。 2005年凤凰城有一篇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个结论,东南亚国家存在持久的威权主义,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种类似十九世纪的威权。像菲律宾尽管有亚洲历史上最久的民主的制度,但是它的民主却是相当的脆弱、相当的局限,相反它的威权相当持久,对生活的影响持续性更为强烈。
    
    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Dickson,他曾经提出一个著名概念“红色资本家”。在2005年,他又提出所谓的民粹威权主义,来形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丰富全球威权主义,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晚期威权主义。换句话说,以中国的例子为例,这种民粹威权主义只是晚期威权主义一个局部、具体的方式。更生成的,如果能对它的过去和未来做一个长期的定性的概括的话,晚期威权主义更为合适。
    
    晚期威权主义这个词我们借鉴于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和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都曾经有非常丰富的论述。他们假设马克思的交换理论,以及私有化与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一种社会革命的发生。但是新的时代这种革命的条件已经失去了,但是资本主义还能够持续下去,为什么呢?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下去的另外一个方面,资本主义被改变了,被欧洲的社会民主给改变了,资本主义变得更温和,更消除阶级差别,它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一种资本主义。恰恰是这种结果上的不平等,资本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建立在这种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不平等能够持续下去。
    
    十九世纪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以一种生产关系,再生产来维持这么一个所谓的上层建筑。但是在二十世纪我们来看,曼德尔所说的一种晚期的资本主义,它恰恰不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更多的平等的基础上来维持一种不平等,也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去年以来有一些例证,可以看到晚期威权主义的一些变化,就是说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威权的持续性。最近发生在拉萨的冲突,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拉萨的冲突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世界和威权世界两者相互的穿透,拉萨的暴力作为一种示威方式属于全球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在拉萨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个阵营的存在。这些例子,都印证了我们所说的这种维权的持续性,在未来可预见的我们的有生之年,都可以预见到这种威权会继续下去,而不是民主化。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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