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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有蛋后有鸡”说到普世价值/杜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27日 转载)
——读报随感之六

    
     杜 光 (博讯 boxun.com)

    
    
     《北京晚报》11月18日在“世界新闻”版刊登了一则消息:“据加拿大媒体17日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曾经一筹莫展。最近加拿大两位古生物学家称,一个罕见的恐龙化石巢穴帮助他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先有蛋后有鸡。”报道引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古生物学家达拉.泽勒尼茨基的话说:“蛋出现的时间肯定比鸡早。食肉恐龙产下这些蛋后,才一步步进化成了鸡(鸡也属于鸟类的一种)。这就很明确了,蛋先于鸡之前就存在了。”
    
     这个解答并不科学。所谓“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这里的蛋是指鸡蛋,不是鸽子蛋麻雀蛋,更不是恐龙蛋。那位古生物学家发现的最早孵出鸡来的蛋是什么蛋?如果是鸡蛋,那么,生下这个鸡蛋的是什么?除了鸡,还有什么动物能够生下鸡蛋?既然蛋是鸡生下来的,“蛋先于鸡”的结论也就不成立了。如果是恐龙蛋,怎么可能孵出小鸡来呢?而且也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先有鸡后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蛋后有鸡,而不是先有鸡后有恐龙蛋,还是先有恐龙蛋后有鸡。
    
     可见,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之所以得出“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只不过是耍了一个逻辑上的小花招,叫做偷换概念。那位古生物学家说“蛋出现的时间肯定比鸡早。”说的是恐龙蛋,在得出“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时,那个蛋却变成鸡蛋了。
    
     其实,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早在1769年的《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里,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非常科学的解答。他在回答动物的第一代是否应有预先存在的种子时说:“如果是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这个问题使你感到困难,那是因为你假定了动物原来就是它现在这样子。这多傻啊!人们不知道动物将来的样子,也同样不知道动物过去的样子。”(《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3页)
    
     狄德罗的意思是说,提出“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了动物原来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而现在的动物(当然包括鸡在内)是由进化而来的,原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前提不存在了,这个问题本身也就毫无意义了。
    
     按照狄德罗的这个机智而巧妙的回答,我们可以对前面的问题做出这样的分析:假定包括鸡在内的鸟类确实是从恐龙进化而来,那么,这个进化过程必然是十分漫长的,决不可能是哪一头恐龙生下一窝蛋就会孵出小鸡来。《北京晚报》的报道说,那个被认为“先于鸡之前就存在了”的蛋出现在“大约7700万年前”,由此可以推定,从恐龙进化到鸟类至少应该有上千万年甚至几千万年。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必然是一个由恐龙转变为鸡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恐龙的因素逐渐减退,鸡的因素逐渐出现、逐渐增长,出现一种既非恐龙又非鸡、既是恐龙又是鸡的生物。与恐龙转变为鸡相适应,恐龙蛋也有一个既是恐龙蛋又非恐龙蛋、既非鸡蛋又是鸡蛋的过程,最后逐渐转变为鸡蛋。几千万年啊,谁也不可能断定这个转变是哪年哪月完成的。而人们居然还想找出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的答案,所以狄德罗才有“这多傻啊”的感叹。
    
     我在前面说到,“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是通过逻辑上的偷换概念才完成的。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理论讨论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运用这种逻辑方法进行诡辩的事例。最近出现的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普世价值是最近几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才出现的新概念,指的是为全人类普遍认可、接受与追求,并且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价值。在全球化普遍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之前,还谈不到普世价值。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里,一个部落或一个民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稳定与发展,都需要寻求一些为本部落或本民族的成员所认同,并符合于大家的共同利益的习惯和规则,用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语,可以把它叫做价值。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体现这个观念的社会制度,但只适用于本国本民族,与别国别族无关。我国古代有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价值的制度表现,和则是表现为观念的价值。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提出“赛先生、德先生”,是认为中国需要科学民主来改造国民性,科学民主符合于中国的需要,并不因为科学民主是什么普世价值。不错,科学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来自西方,那只是因为他们首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了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落后的国家要发展、要进步,当然应该学习这些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但也只是为了本国本民族的需要,与普世价值无关。
    
     全球化是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而逐步渗透到各个国家的历史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联合国,使全球化取得牢固的政治形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联集团的瓦解,更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独存在,而是越来越趋向于成为相互之间利益攸关的共同体,这就使寻求一些符合于各国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成为必要。联合国的几个宣言和公约,就是这个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普世价值这个新概念,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普世价值的概念,反映了人类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对于符合于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的追求和期盼。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可能为普世价值的充实和实现,作出自己的贡献。西方国家的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毫无问题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因为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是每个国家都将要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而且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表明,它们是克服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对于一切企求进步与发展的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谈到普世价值时,我们绝不能只看到西方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们有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可以纳入普世价值的范畴,例如: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信修睦、道法自然、仁爱诚信、民为邦本等等,只要作出符合于现代需要的诠释,就可以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刚才我在网上看到段若非昨天接受《镜报》记者任剑丽的采访,谈到科学发展观是“造福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很赞成。因为,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出现时间不长,才几年工夫,它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是否对全人类都普遍适用,有什么特点,起什么作用,怎样实现,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探讨。我们既要吸取我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也应该在总结当代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加进人类的文明宝库。这才是对待普世价值应有的正确态度。
    
     在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否定普世价值。他们通过偷换概念,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符合我国国情为理由,拒绝普世价值。他们自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普世性的论述,他们却弃之不顾;他们借口人的阶级性,否定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这些带有浓厚 片面性的见解,使他们无法正确认识普世价值。
    
     当然,作为一种逻辑方法,偷换概念还是属于正常讨论的范围;片面性也往往是探讨问题时难免的。至于有些文章把问题过于政治化,甚至进行人身攻击,那就超出正常讨论的范围了。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不说也罢!
    
     2008年11月27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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