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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口述:我从小想当个城里人 (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6日 转载)
    
    来源:南方网
    
    
王宝强口述:我从小想当个城里人

    
    
    
    
    
    □受访口述 王宝强
    
    
    
    
    
    呆在农村没有“期待”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母、哥哥、姐姐都在农村。我八岁那年,因为喜欢《少林寺》,就想拍电影;为了拍电影,我才去了少林寺学武术。如果我的父母是城里人,吃穿都够,也许我不会去少林寺。我从小想当个城里人。
    
    农村的孩子早懂事。我家里人多,有3个孩子,父母靠种地赚不了多少钱,家里生活也很艰难。种棉花、种玉米,留下自己够吃的口粮,剩下的卖钱,一年能有两千元纯收入就已经不容易了。农闲的时候,爸爸给别人打零工,一天挣几块钱。妈妈在塑料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在厂里捡塑料垃圾,一个月最多才挣五十块钱。
    
    (如果)我在农村待一辈子,种一辈子地,也没有什么出息。虽然说学武是没有法子,但就算我当不了明星,也不想种地,宁愿回家当个武术教练,混口饭吃。我对我妈说,你让我出去学武,将来结婚娶媳妇盖房什么都不用管。我爸妈就同意我去少林寺。
    
    我父亲跟我说:“你只要在外面一天,做你的事情,就有盼头。你回来了,就没有期待了,那就是修理地球。”农民生活太苦了,虽然现在他们温饱没问题了,初中、小学教育不要钱了,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有压力,因为孩子高中和大学都需要钱,而且他们没有城里人的医保,最害怕生病,经常是小病就不去医院了,实在是大病,忍不住了才去医院。如果国家能够给农民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就好了,他们也有退休工资,也有医疗保险,那农民的日子就好过了。我赚到钱以后,除了给家里盖房子,还帮父母、哥哥、姐姐买医疗健康保险,这样他们有什么大病,也有个依靠。
    
    
    
    跑龙套、当农民工经常被克扣工钱
    
    
    
    从少林寺出来,我到了北京。在北京八年,我搬过六次家:北沙滩、怀柔、潘家园、六里桥、昌平、望京、东四环。我对北京人最初的印象就是他们“欺生”。一次上公交车,我买了票,后来车上开始查票。我的车票丢了。售票员怀疑我没有买票,根本不听我解释。旁边的一些北京人也嘀咕,说什么“北京就是被这些流动人口弄乱的”、“农民不好好在农村待着,都往北京跑。”我不喜欢那些歧视的眼神,最后我还是重新买了票。
    
    2000年过“五一”的时候,有一个穴头招呼我去北京游乐园表演,我的任务就是扮演卡通人,在游乐园里走来走去。七天过去了,我们的演出结束了,原来说好的每天二十块钱,穴头却全扣走了,等于我白干了。
    
    做“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不容易。北京一些报纸的“招聘”版小方格里,总有影视公司招聘演员的消息,其实这些都是穴头登的。我曾经看到这样的小广告,按照地址去报名,然后他们要我交纳一些培训费,或者“押金”,交了钱以后,他们把我安排到远郊偏僻的村庄里,然后再交使用服装道具的“押金”。这些钱等于就是白交的,他们只给个收条,上面连公章都没有。最后他们也不会退你一分钱。而且经过他们抽成,我们的报酬最少的时候,一天拍完戏,拿到手的只有七块钱。
    
    没有戏拍的时候,我就到工地上打工去,搬砖、翻沙子、到河道挖河泥,到餐馆涮盘子。或者,被人雇到那些拆迁工地,手持棍棒,出现在工地现场,让那些“钉子户”快些搬家。我们干活就是为了生活,没有人告诉我们对不对。农民工干的都是体力活。我在工地上搬过砖,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其它时候都必须干活,我一次次抱着十二块砖头从这头搬到那头,很累。我们的工钱都是按天算钱,没有劳动法规定的休息时间,更没有什么加班费。能够按时发钱的工头,已经不错了。有一次,我找到一份清洁工作,在一个大厦里,包吃包住。有一天,清洗洗手间的时候,我一用力,洗手台被我打碎了。打碎了就要赔,一个月的活儿全白干了。
    
    在城市里打工,根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干活的时候写明了是50块,你干完活却只给你30,你不干就走。有些穴头太黑了,就不给钱。后来我只能去工地上干体力活,一天25块,包吃不包住,搬砖、抬木头,或者给人打下手刷墙。我得有饭吃,我得生存呀。我以前不知道有帮助农民工的机构,我生活的地方,看不到他们。到现在我才知道,有这样的机构存在。这真是个好事,我希望这样的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成了名演员户口还在农村
    
    
    
    在演艺圈的我,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明星,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工。我现在户口还在农村。父母和哥哥、姐姐的户口都在农村。他们现在家里还有地。以前我知道户口不同,考大学的分数也不同。后来我进北京打工,北京的警察就让我们办“暂住证”。我刚来的时候,很多群众演员都没办,被逮住了,就被抓到昌平和房山去挖沙子,干几天活再放出来。我运气好,没被抓过,我住一起的同伴有被抓去劳动的。我觉得户口重要,是2003年,那年12月因为《盲井》我拿到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李杨导演通知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又一次懵了。我没想到,这部电影会得到这么大的成功。为了后来要去台湾和香港,我提前半年回家办护照,好麻烦啊,我从村里、镇里、县里开了各种证明,走了几个地方,最后到邢台市公安局出入境处办了护照,手续很烦琐。
    
    这次我去东京前,还在南京拍戏,手续让公司经纪人去代办,手续据说也是非常麻烦。本来他们是要求我回去亲自办的,后来因为我也算个名人,还是邢台市的政协委员,就破例没让我回去亲自办。我一直在想,让公司把我的户口想办法迁到北京,但是据说很麻烦。我现在拍戏很忙,片酬收入还可以,但没有像什么《福布斯》杂志中文版评选的2008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公布的那样多。我不清楚他们公布的860万元年收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税交够了,我能不能把户口迁到北京来呢?现在也有一些大学,让我去读书,拿个大学文凭。听说北京现在要硕士研究生才能够迁户口,这么高的条件,我还是先好好拍戏吧,以后还是想办法去香港拿个护照,这样出国工作方便些。
    
    我在网络上也看到,户口政策将有大的调整,我希望这可以帮助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很多人和我一样,进入城市,成为打工者的一员,但是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学上,上的学都是破烂的“打工子弟学校”和什么“希望小学”,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跟城里孩子一起上学?
    
    
    
    不仅仅是在春晚做农民工代表
    
    
    
    今年春节,因为中央领导亲自点名让我上春晚,作为农民工的一个代表演出专门反映民工生活的节目时,我很感动,社会关注进城的农民工了,城里人开始关心他们了,也有人放电影给他们看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后来,春晚又为我增加了一个节目,让我和农民工一起合唱《农民工之歌》。拿到歌词和光盘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听了一晚上的歌,一直到滚瓜烂熟为止。在唱歌前,我代表农民工接受白岩松采访,我和一起唱歌的农民工朋友们,感谢全社会对我们农民工的关爱。
    
    农民工很苦的,他们干的都是城里人不干的危险活和脏活,他们应该得到城里人的尊重。今年2月,家乡南和县政协决定推选我为邢台市的政协委员,他们希望我能够为邢台市多做一点宣传,为家乡做一些事情。我推掉了所有活动,回到家乡参加会议,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学着在会议上发言。我在自己的提案里提到了家乡人民用电的问题,比如还没有稳定的电力,给农民在春耕季节将带来很多麻烦。令人高兴的是,这个问题在提案后不久就得到了解决。
    
    今年3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聘请我担任“农民工援助基金形象代言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深知农民工兄弟的苦与乐,做他们的形象代言人,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除了拍戏,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现在经常参与公益活动,不拍戏的时候,这些活动好多。我不会拿一分钱,还会实实在在干点事情。我还是联合国劳动组织的“农民工防治艾滋病形象大使”,我还跟顾长卫导演拍了部宣传片,在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映。我拍这个宣传片是完全义务的。
    
    一个人干什么事精力都是有限的,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是挺多的,作为一个演员,首先是拍好每一部作品,再像李连杰那样,做一些公益活动,帮助他人。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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