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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孔子与共和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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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一位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位君主主义者?这不是一个虚拟的题目,而是争论了将近两千年的老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论语·八佾》上的一句话:“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1、把这段话解释为君主论的古人认为: (博讯 boxun.com)

    包咸注:“诸夏,中国也。亡,无也。”吴氏曰:“亡,古无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
    孔子有感而发此论,大意是说夷狄各国虽无礼乐教化,尚且拥有稳定的君主,相反文明的诸夏各国反倒秩序紊乱,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故云:“诸夏之亡。”夷狄,指不开化民族,并不特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诸夏,指文明各国,这里特指春秋时代的华夏族系各国,例如周、鲁、晋、卫、齐、宋、陈、郑、许、蔡等。春秋时代晚期,这些诸夏各国不是弱小就是遭到篡夺,成为夷狄和半开化国家的鱼肉对象。秦楚等半开化国家像欧洲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和罗马等半开化国家起来执掌希腊文明国家的命运一样,起来执掌中原诸夏各国的命运,诸夏的处境日益恶化。从中国诸夏自身检讨,自古原有礼乐伦常之道,但至春秋时代,诸侯不听命于周天子,大夫专权,无父无君,弒父弒君日益普遍,虽有礼乐却无所用之。
    2、把这段话解释为共和论的古人认为:
    南朝萧梁的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何晏集解、皇侃义疏〕:“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的解释,显然是在五胡南侵中国的压力下,在“夷夏大防”方面似乎有点防卫过度了,竟然不惜把孔子解释成一个共和主义者。难怪清代学者皮锡瑞批评说:“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丽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论语集解义疏》的原文,到了清朝就被具有卖国主义倾向的《四库全书》给篡改了。据考证,这段篡改是如此进行的:
    《论语集解义疏》原文
    “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
    《四库全书》篡改如下:
    “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因为《四库全书》正是在“理同禽兽”的“夷狄强者”的领导下编纂的。
    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邢昺虽然认为皇《疏》空疏,并对《论语集解》重新做疏,但却同意其民族主义的解释,尽管这样的解释会导向共和主义的结论,与先秦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的礼制思想和礼教主张,相去甚远。
    3、现代人流行的误解
    张中行“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评《论语别裁》”一文指出,《论语别裁》第123页讲《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节表明,南怀瑾“不信通假甚至不知通假,把通‘无’的‘亡’读为亡国的亡,于是‘有君’就不得不同‘亡〔国〕’对称,且不说义理,连行文,古人也不得不随着他滑天下之大稽了。
    。”
    南怀瑾的原文如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农历年。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南怀瑾《论语别裁》〕]
    但是也有赞同南怀瑾的言论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很明白,牵涉到人种差异。这里这个君是君主的意思,政治首脑。代指政治管理。是说老外即便有政治管理,也不如华夏没有管教的情况下有秩序。我们中国人自律很强,即便没有法律纪律的约束也不会有多少人去做坏事,是说中国人普遍做人本分,比老外本分。譬如新奥尔良飓风美国人就乱成一团,如果在中国,干坏事的就会比美国少得多。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有文化。这就是南怀谨老先生的意思。”
    可见局势的混乱。
    4、孔子本人的真实想法
    孔子本人的真实想法,则可能是综合了君主论与共和论等两个方面的。
    元代的陈天祥在其《四书辨疑》说:“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为有其君矣。诸夏蔑弃君命,而无上下之分,是为亡其君矣。此夫子伤时乱而叹之也。”程氏《集释》以为此说较皇、邢二《疏》的解释更为可取。
    其实并不复杂,“不如”的“如”,近似于“若”,“不如”就是“不若”的意思,也就是“不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夷狄之有君,不像诸夏之无也”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我总结孔子的想法,大概有三个要点:
    〔A〕诸夏的文明比夷狄的野蛮为好;
    〔B〕君主制度比无君制度为好;
    〔C〕至于君主制度十分稳定的野蛮夷狄和君主制度名存实亡的文明诸夏,到底哪个更为可取,孔子也是模棱两可;
    〔D〕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文明的诸夏能够拥有稳定的君主制度。
    倒是在民族危机并不尖锐的唐代,人们的夷夏观念比较中庸。韩愈《原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这显然是文明主义的,而不是种族主义的。
    正是因为孔子本人的真实想法,可能综合了君主论与共和论等两个方面,而并未简单地肯定君主制或共和制,所以才引起了后人的争论。
    5、把误解提升为一种理论
    李金纲《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读《论语》札记》体现了“把误解提升为一种理论”的状态。他在解释《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时候,赞同这一解释:孔子说:“夷狄小国有君主〔但不知礼仪〕,不如中原各国没君主〔但仍懂得礼仪〕。” 反对这一解释:“夷狄这样的偏远小国都有君主,不像中原各国的国君已经有名无实了。”本来这仅仅是个语文理解上的差异,可是他却要把它提高到“‘君本位’还是‘道本位’的问题”。结果把水搅得更浑了。
    李金纲认为,儒学是“道本位”的学派。君位,可以代有递嬗;而礼仪,仁道,儒道,却千祀不变,是为“中原诸夏”之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族入主中原,如果认同我“中原诸夏”文化,就是“中国人”。所以章太炎要做“客帝”说,认为满人入主中原,但认同“中原诸夏”文化,就好比秦有“客卿”一样,无非是汉人引来一位外族“客帝”而已。当然,他后来否定了这个看法,另作《客帝匡谬》来为旧说作解。但“客帝”说,确能帮助现代人理解少数民族管理中国的事实。从历史上来看,“夷狄”管理“中原诸夏”的朝代很多,但多能奉“中原诸夏”文化为正统,也就自然进入“中国人”的行列。历史上的“中国人”,是一个不断延展扩大着的概念。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演成,功在儒学。
    从“道本位”理念出发,考察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就可以说:当初的明清之争,是“道本位”下的“中国人”两大政权之争──不同的是,这两大政权,由两大种族构成,一个是汉民族,一个满民族;而中国,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宋元之争,也可作如是观。
    在“道本位”的条件下,就可以理解岳飞、史可法的局限性,也可以理解廉希宪、叶李、范文程的正当性了──论及大义,岳飞诸君,虽不通晓变夷智略,却在气节纲常之道,卓荦不凡,后人评价为民族英雄,名实相符;叶李诸君,虽有失气节纲常,却在变夷之道,挺然拔出,今天评价他们,说是中华文化托命之人,应该比较公允。
    孟子有一段话对于理解夷夏之争很有意思,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
    从“道本位”角度看,大元、大清两朝,在“悦周公、仲尼之道”方面,与大宋、大明比较,或有轩轾,但其道之所在,却旨归一元。这正是“用夏变夷”的奇妙功效〔后人称之为“同化功能”〕。
    蔡东藩作《元史通俗演义》,讲到忽必烈立国说:“忽必烈班师称汗,改元立号,虽隐启纷争之祸,而化野为文,入长中原,实于此基之。……主非汉人,而文则从汉,故宋亡而文不亡,用夏变夷,此之谓欤?”正是基于“道本位”的清醒认识而有此正论。
    “中原诸夏”在哪里?不仅在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也不仅在大海之西亚洲之东,而在礼仪纲常仁义之道。此之谓孔学“大中国”观。孔子之大,实非格局小者所可认知。
    李金纲为了证实他自己的上述“理论”,还赞扬元人廉希宪〔1231—1280年〕说:元大臣,畏吾儿人。因为熟悉儒学,人称“廉孟子”。辅佐忽必烈取得帝位,用中原儒学改造典章制度,改元立号,是其一。在很短时间内,使元帝国成为具有“道本位”的“诸夏”帝国之一。
    李金纲并赞扬汉奸叶李〔1242—1292年〕说:元大臣,杭州人。1277年投奔元朝,出任浙西道儒学提案。后被召入京。他请求免儒户徭役,立太学等,均被采纳。是为“用夏变夷”的典型案例。
    李金纲又赞扬汉奸范文程〔1597—1666年〕说:清大臣,辅佐清初四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底定中原。曾建议招徕饥民,恢复生产,实行乡试、会试,均所采纳。清帝国进入“纲纪”之国,主儒术,以中华文化为本位,范文程与有力焉。
    孔子到底是一位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位君主主义者?我倾向于认为,孔子是一位君主主义者,但是一位有条件的君主论者,主张文明的君主制度。“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才是孔子的内心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入侵中国的野蛮民族其实并不喜欢孔子。如果面对文明人的共和制度和野蛮人的君主制度,孔子应该是举棋不定的,因为他真心向往的是文明人建立的稳定的君主制度,那就是西周的成康之治。至于中国二十世纪所行的“民国”、“党国”、“人民共和国”,杀人盈城、破家无数、饿殍遍野,我相信孔子对此肯定是双倍的避之唯恐不及的。
    从另外一面说,皇帝不是君主制的全部,而是君主制的最坏形式,尤其是明清那种取消了宰相制衡的君主独裁制。“皇帝”这两个字本身就是相当亵渎神明的,就是逾越礼法、胡作非为的恶劣示范。皇帝自命为活着的祖神,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暴君。孔子的君子国里,没有皇帝的位置。
    同样,二十世纪的僭主制度又是一种最坏的皇帝制度,是冒充为共和制度的最大骗局。这一点在袁世凯和毛泽东的对比上可以得到印证:袁世凯公然称帝结果遭到惨败,毛泽东吸取教训就炮制三呼万岁、偷偷享受皇帝的三宫六院。僭主制度的核心机密是:变相称帝,才能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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