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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司机为收回罢工权实践理性/张军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0日 转载)
    
    11月3日清晨,重庆出租车司机举行全城罢工。今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重庆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座谈,询问司机一月要交多少“份儿钱”,认为重庆市出租车明显运价偏低。(人民网 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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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重庆出租车司机迎来了全面胜利,虽然罢工行为在当下中国属于“违宪”,但他们的团结与对抗赢得了市委与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损害司机阶层利益的事件最终以这种特殊的形式获得胜利。
    
    历史上工人对抗资本家,人民对抗政府时多用罢工、抗议来表达自己政治权利,维护自身群体的利益,而82年以后,“罢工群体”却万马齐喑。随着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我国工人群体的不断壮大,现实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罢工权的工人在官商合办的“工会”领导下维权困难,组织上变的松散,各种劳动法律赋予的权利多被剥夺。
    
    《劳动合同法》出台的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原因是我国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仍然过剩,不少工厂剥夺工人权利,工人不允便被开除,岗位亦有多人等待,而司法成本过高且耗时较长导致工人司法救济困难。资本占有者仍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拥有定价权,可以肆意违反劳动法。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提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但1982年《宪法》就将罢工自由权利取消了。当时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作出了“罢工自由”是极左思想的产物的解释。值得悲哀的是,这一劳动者不可侵犯的权利被一再搁置,至今没有恢复。
    
    罢工是弱权对强权、私权对公权的强力表达,是群体维权最后的救济底线。失去罢工权的劳动者属于“先天”上权利救济途径残缺,而靠立法“后天补权”并不能达到实际效果。集体罢工的重庆司机并不会整天抱着《宪法》诵读,他们仅凭自己对权利的理解,自发罢工,而罢工的原因就是“份儿钱”太多“合不来”。
    
    重庆司机无意中挑战了《宪法》,而结果便以群体重获利益而告终,这一案例的传播无意中增加了工人维权的手段,工人懂得了获得权利救济的另一种朴实的方式。《宪法》是由人民赋权制定,应当规定维护人民利益的内容,这种自发天然的权利救济方式为何不加入“国家的最高大法”之中,实在值得深思。
    
    司机为利益罢工抗议,一方面彰显了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进步因素的增长,而另一方面却表现出规制行业违法行为的制度缺失和公民监督渠道的匮乏。一个将“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的国家里,更多的不是需要讨论是否“违宪”,而是需要能够及时制止骑在人民头上兴风作浪的制度,从这个层面上讲,重庆司机的自发理性迈出建构公民社会的重要一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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