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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衍圣公之死打开君主立宪的大门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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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德成走了。孔子七十七代嫡长孙、末代衍圣公、首位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2008年10月28日病逝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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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流离颠沛,历经现代南北朝的动乱、革命、战争、分裂,遥看斯文扫地、人伦尽毁的惨剧,社会结构的瓦解、生态环境的破坏,其天灾人祸的惨烈程度要超过蒙古入侵,甚至超过了五胡乱华。孔德成生前接见日、韩来访者,对方尊敬他是孔子嫡孙,就跪下来,他因此感叹在国人之间反而得不到这样的尊重。但是毕竟现代台北孔庙规定,祭孔大典有三十七道仪程,其中一道为“奉祀官上香”,由奉祀官在大成殿上香,代表儒家精神代代延续的精神。
    
    衍圣公的谱系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衍圣公的谱系也是通过孔子来承上启下的;因为孔子的谱系实际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殷商王室,而殷商王室的谱系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进一步看,殷商王室作为起源于通古斯的鸟图腾部落,显然和朝鲜乃至日本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是日、韩的共祖。
    
    自秦汉以后,历代中国大一统政权都追封孔子后裔,如秦始皇召第九代孔鲋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封孔鲋之弟孔腾为奉祀君,汉文帝封第十代孔忠为博士、褒成侯,魏晋南北朝又封“宗圣候、崇圣大夫”,唐朝封“文宣公”,宋代以后都封“衍圣公”……包括金、元、清的蛮族入侵者。但其实,即使从政治而非精神的角度,这些封爵也都贬低了孔子。更何况,精神的业绩本来就是无须封爵的。
    
    在中国复杂多变的历史上,有一个家族的谱系似乎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颠覆,保持了两千五百年以上的绵延和尊荣,这个号称独一无二的家族,就是山东曲阜为中心的孔府世家。研究孔子的谱系,使得我们看到,孔子的先辈和后代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而非精神现象,是和中国文明一同绵延发展的,其不绝如缕的状态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孔子谱系就像中国文明一样屡仆屡起,而每次仆倒和再起之后,都会更加发扬光大。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的历史所提炼的某种支柱,我们不该无视它。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与中华民族共苦,但也从另外一面见证了“现代南北朝”作为一个灭顶之灾,也许正像古代南北朝一样,是中华民族否极泰来、迎接盛唐文明的契机。所谓“现代南北朝”,是笔者拟构的一个名词,用以指代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现代南朝中华民国。
    
    孔德成先生的逝世,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我衷心希望,随着孔德成先生的逝世,现代南北朝也将逐渐走入历史,华人世界将结束“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的不幸遭遇,开始迈向统一的“第三中国”。
    
    孔德成之死使得作为“圣裔”的孔子家族,从历代册封的文宣公、衍圣公、金元后金(清)玩弄的政治傀儡、党国任命的“奉祀官”、中共批判的“封建余孽”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给与中国人民一个机会,可以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从圣裔中从选举一个可以代表中华道统的人物,君临天下,无为而治,象征宪政民主的成熟。
    
    我的研究结论业已证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秩序,只有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才能胜任。当然这个“君主制”不是帝国时代专制君主制的复辟,甚至不是王国时代礼制君主制的复兴,而是近代立宪君主制的创造性转化。这样的君主不是来自军事领袖,而可以通过一次性的选举由全民公决产生出来。例如从孔子后裔的代表人物中寻找合适的候选人。
    
    这并非孤立的异想天开,实际上,类似想法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例如有一个具体设想是:“组建中国民主与两岸统一委员会,由现居台湾的衍圣公或奉祀官做主席,主持会议,没有表决权。大陆执政党推举两人,在野民主人士共同选派两人,台湾立法院选派两人,香港立法会选派两人,澳门立法会选派一人。共九名成员。保障现利益集团不被报复,保证海内外民主人士参与民主进程,保证台湾的现有地位和权益不被侵害。该委员会在完成民主过渡之后改组为枢密院,调整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之间的关系。”该建议还有一些具体的限制:例如,“委员会成员不能参加总统、议员选举,以保障公正、中立。”
    
    上述想法虽然有点一厢情愿,但和君主立宪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谋而合了。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需要孔子后裔的代表人物出任更有实质意义的公职,而不仅仅是上述那样的会议召集人。
    
    帝国时代的衍圣公传统,原本意义不在政治结构价值,而在其道德教化功能,但在不经意之间却做成了最大的政治遗产。这一政治遗产在现代国际环境下,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却可以生长出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
    
    孔子的素王身份,与其说是来源于古代的祭司军事首领如殷王,不如说是更加类似罗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其实汉唐以后的衍圣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势力均衡的保障者、社会文明的调节器。结果,任劳任怨的衍圣公,既然不是国王,更不是诸侯,而是真正的公仆,就像风尘仆仆、奔走列国的孔子那样。
    
    现在,无君无父的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立宪君主”这样的概念,那么,为了满足这一陋习,也不妨称之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大法官当然也要受到最好的法学教育,但不必参与竞选,而且终身任职。如果犯法,则削职为民,另选一位具有法学背景的孔氏后人。原则上,这位立宪君主意义上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应该是世袭的职位,这样就可以免除不必要的争夺和觊觎。
    
    为什么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包括军阀政治、寡头政治、僭主政治、毛泽东的全面专政,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粘合剂?因为中国始终是一个人治的而非法治的社会,是家长制的而非逻辑化的社会。所以我们倡导“君主立宪”,这不是专制而是“对专制进行限制”:与其要一个没有权力限制的“共和制度”,不如要一个局有权力限制的“君主立宪”。这样的君主立宪,并不是主张复辟更不是主张倒退,而是主张制度创新和社会前进,是在中国确定有效秩序的必由之路。
    
    无疑,君主政治一般要比共和政治来得稳定。君主政治的缺点是过于稳定以致失去了竞争能力,结果不利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争霸。但是从长远看,君主制更利于一个社会保护其传统。所以英国、日本的社会保育做得比法国、美国更好;社会发展也比较平衡与稳定。
    
    相对来说,共和制比较适合小国,而君主制比较适合大国。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只能推行联邦制度,通过地方自治的国家联合体的方式,来达到“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保持活力”的双重标准。结果现在,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小国反倒是君主制的,而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反倒是共和制的,所以英国和日本的社会就有些显得停滞不前,而美国和中国就有些显得不够稳定──如果两造中和一下,情况就比较理想了。
    
    现在,末代衍圣公虽死,但北宗的传统和南宗奉祀官仍在。从长计议,孔德成之死使得孔子家族切断了与旧时代的所有关联。使得中国今后有机会,可从圣裔中选举一位深孚众望、可以代表中华道统的人物,代表人民的意志,终结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的分裂行为。新的盛唐、第三中国,将在这个分裂时代结束以后开始出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君子之国终将复兴,君临天下,无为而治,象征宪政民主的成熟。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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