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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封疆大吏对“解放思想”的误区/李悔之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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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悔之 (博讯 boxun.com)

    
    人民网消息:针对即将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按照中国科协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部署和安排,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科协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组长邓楠作了《解放思想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的学习辅导报告。
    
    这是继汪洋、张春贤、石宗源之后,又一位中共高官关于“思想解放”的讲话。然而,邓楠的整篇讲话,与汪洋、石宗源的讲话一样,泛泛而谈,流于形式,并无新意。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话语,充其量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将胡、温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诠释一番而已。
    
    张春贤书记讲的比较具体些,他提出了诸如“还权于民”、“敢于打破既得利益”、“要通过发扬民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口号。尤其对“还权于民”的思路作了较详细的诠释——“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要重视还权于民,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深化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然而,从张春贤提出的“思想解放”思路和欲实行的举措来看,同样很难说这是“思想解放”——虽然,张春贤书记所提出的“还权于民”的口号听来很有新意,但从“还权于民”的内容来看,将这些事情做好,并非“解放思想”的范畴,因为“深化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实在江泽民时代当局就早己提出。只是湖南自己或没有将它们落实好,或者根本就没有落实而已(又岂止是湖南一地没有做好?)。而将过去没有做好的工作重新落实,这能叫“解放思想”吗?
    
    而张春贤书记认为“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就是解放思想。”的结论,不但有讲过头话之嫌,在逻辑上更有牵强附会之嫌——“敢于打破既得利益”这句话诚然很有力度,很得人心,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纵然张春贤书记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之才识魄力,也极难做到!而“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这是每一位普通中共党员都早己熟悉不过的口号。也是人民对执政者的最起码的要求。而非“解放思想”的范畴——就如一位公民不能把“尊纪守法”当作是自己的份外事一样。
    
    那么,究竟什么叫“解放思想”?对此,当前有诸多说法。有人说:是打破过去旧的框框、限制和规定,按照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认识面临的问题;有人说,是打破、解除原有的思想禁锢,转变认识,创新出新的认识,接受新的认识的过程;有人说,是打破现存的定律和思想,放开被束缚的手脚和思想,迎接新的事物和新的环境。窃以为,这些解释其实都是非常片面、肤浅的。笔者认为,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冲破过去的旧的意识形态禁区,将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就是破除旧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和禁锢着人们思维创新理念、制约着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
    
    而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次以思想启蒙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接指向“黑暗的中世纪”。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
    而对中国而言,一九一一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股追求民主、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因此,五四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伟大的里程碑和伟大的转折点
    
    诚然,一九七八年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亦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人逐渐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迷信中走出来。
    
    而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以南巡为契机而进行的“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理论禁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解决了“姓资姓社”的困扰,使人们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所以,这次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主宰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正面意义是巨大的。虽然,这种“说你姓社就姓社”的实用主义至上“思想解放”运动(将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逻辑上却有严重的牵强附会之嫌),给理论界和国人的思维方式所带来困扰和后遗症是令人担忧的——它分裂了理性主义,导致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泛滥成灾。
    
    所以,如果不敢大胆冲破过去的旧的意识形态禁区,不敢大胆打破除旧的僵化的思维模式,不敢打胆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和禁锢着人们思维创新理念、制约着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中共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就只会变成一句空话。然而,连“普世价值”都被陈奎元一类中共意识形态高官视为洪水猛兽的政治生态下,要张春贤书记一类的大员“大胆冲突冲破过去旧的意识形态禁区”,诚然有强人之难之嫌!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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