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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莫将罪犯当英雄——访慕尼黑霍夫布劳斯啤酒馆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2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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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颂扬罪犯的社会等于是在间接地告诉大家,罪犯所掠夺的社会是不值得保护的。 (博讯 boxun.com)

    
    ——戈登•瑞格
    
    在去慕尼黑的火车上,不时地上来大群大群叽叽喳喳的年轻的大学生。他们神情兴奋,好像是要去参加盛大的狂欢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慕尼黑呢?当我们抵达慕尼黑火车站的时候,这才发现车站上到处都是穿着各种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许多人的手上都端着硕大的啤酒杯。我这才明白,现在正在举办慕尼黑最著名的节日——啤酒节,我们来得太巧了。慕尼黑啤酒节从九月底持续到十月初,吸引了一百八十万人参加。
    
    据说,慕尼黑的啤酒是全世界最可口的啤酒。晚上,翻译带我们去市中心的一家啤酒馆就餐。“那可是希特勒发迹的地方,也是纳粹党诞生的地方。”翻译神秘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全是战后按照原样复原的老房子,远远地便看到了显眼的标志:一顶皇冠和“HB”两个字母,这就是著名的霍夫布劳霍斯啤酒馆(Hofbrauhaus)了。这一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十六世纪巴伐利亚公爵的王室啤酒酿造厂。如今,这里卖的宫廷牌啤酒仍然闻名遐迩,是啤酒节铁定的八大品牌的啤酒之一。
    
    此啤酒馆规模之大,出乎我的想像之外。推门进去,一楼已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大家个个欢歌笑语,比婚礼还要热闹。数百名客人一边畅饮啤酒,一边大快朵颐,烤猪肘的香气扑鼻而来。屋子中央的舞台上,有一个四人小乐队正在激情表演民族音乐。随着音乐的节奏,许多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与欢呼。人们挥汗如雨,人潮如海浪般有起有伏。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大厅,几乎与身材丰满、行动迅速、一只手执着四个大啤酒杯的女招待擦肩而过。到了后院才发现,原来还别有洞天,数十张桌子摆放在树影婆娑之中,就餐的人们可以随时抬起头来仰望天上的星星。这里当然是一个绝佳的位置,但连一个座位也找不到了。此时此刻,我才算是见识了巴伐利亚人有多么热情爽朗、有多么懂得享受生活。在柏林,人们大都严肃而拘谨,这大概与北德意志阴冷潮湿的天气有关;而在慕尼黑,人们是如此开朗活泼,这大概与南德意志灿烂的阳光有关吧。
    
    于是,我们只好从古老的石头楼梯走上二楼。还好,二楼还有若干空座位,比起一楼来安静得多。一楼的客人大多是本地人,二楼的客人大多是拿着旅游书的外地人和外国人。侍者拿来印刷精美的菜单和一大叠杯垫,并告诉我们说,这些都可以作为纪念品带走。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注意,让客人走到哪里便帮他们将广告做到哪里,即便在家里的时候,一看到菜单和杯垫便能够想起他们的美味来。这名头发花白的侍者介绍说,三楼设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展示啤酒馆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希特勒在此活动的历史。“我们不能遮掩这不光彩的一部分。”这就是普通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历史是现实的孪生兄弟。今天,在这秋日温暖而惬意的夜晚,在这人们无忧无虑地享用啤酒和美食的时刻,谁能想像到,在八十多年之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便是在这里踏出了进军政坛并为祸世界的第一步?他的第一个舞台,居然就是这个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的啤酒馆?
    
    一九一三年三月,希特勒从维也纳抵达慕尼黑,在施瓦宾区施莱斯海默街三十四号的一个裁缝家租了一间小阁楼。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依然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与在维也纳一样,他依靠卖一些自己画的劣质的风景画维持生活,只是风景的内容从维也纳变成了慕尼黑。多年来,在欧洲每一个大城市的街头,都流浪着一群虽然潦倒却满怀成名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向游人兜售一些毫无创意的、如同复制的明信片般的风景画。希特勒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普普通通,毫不起眼——假如他的艺术道路成功了会怎样呢?
    
    希特勒居住的施瓦宾区,是艺术家和梦想家们的天堂。这里聚集的艺术家的数量,仅次于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柏林是纪律严明的斯巴达,慕尼黑则是浪漫而充满诗意的雅典。巴伐利亚的历代国王都是文学艺术的拥戴者,比如那位失恋之后患上忧郁症的路德维希二世,居然以举国之财力修筑一座美仑美奂的白天鹅城堡,仅仅是要将其送给歌剧大师瓦格纳作为礼物!国王如此,百姓亦如此。慕尼黑人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人特别宽容,尤其是在施瓦宾区,这里没有奇怪的人,只有更怪的人。在数不清的啤酒屋和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主义口耳相传。画家康定斯基、诗人里尔克、小说家托马斯?曼和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都在慕尼黑创作了伟大的作品。所以,尽管没有改变其贫困的生活状况,但年轻的希特勒已然深切地感到,慕尼黑的生活远比在维也纳温馨和愉快。而我的此次欧洲之行,与当年希特勒的足迹是逆向的——当我从阳光明媚的慕尼黑来到阴雨连绵的维也纳时,心理感受与当年的希特勒相比,俨然是两重天。
    
    历史学家惊奇地发现,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个改变二十世纪人类历史走向的人物,都曾经生活在慕尼黑的施瓦宾区。等待俄罗斯的革命风暴来临的列宁,住在施莱斯海默街五十四号,与希特勒住在同一条街上,其贫困程度并不下于希特勒。如果他们两人相遇并相识的话,世界历史的轨迹将发生何种变化呢?离他们居住的这条街道只有四条街之隔的地方,年轻而默默无闻的作家斯宾格勒正在为他的历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收集资料。历史学家费舍尔写道:“他们三个人在许多方面彼此不相像甚至对立,然而他们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感和对当下的蔑视。……实际上,他们成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掘墓人。”
    
    一战结束之后,曾经梦想在战争中扬名立万的希特勒,作为一无所有的退伍士兵,沮丧地回到元气大伤的慕尼黑。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九一九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四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由于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他对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右翼极端组织——前身为“远方神秘协会”的德国工人党。当时,“这个新党只是一个在啤酒屋里争论不休的社会团体”。
    
    在这个团体的七人委员会当中,希特勒是资历最浅的第七号人物,负责招募和宣传工作。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七人委员会,用召开群众大会的办法来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邀请人们来参加会议的请柬,甚至还用手写。当晚,七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七人,原来的七人。”初次的失败让希特勒改变战术,用油印的方式来增大请柬的数量。结果,下一次聚会多来了几个人。慢慢地,参加会议的人数从十一人增加到十三人,最后达到三十四人。会议的捐款被用于广告费,在希特勒的建议下,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十月十六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召开群众大会。这就是德国工人党的第一次群众大会。
    
    希特勒在啤酒馆里忐忑不安地期待着听众们的光临,他的成败几乎在此一举。当年他坐过的那张椅子还在吗?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他是否多喝了几杯啤酒?下午七点,烟雾弥漫的室内集合了七十七人。当希特勒踏上粗糙的讲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二十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多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般滔滔不绝。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头大汗。他虽然筋疲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热情的听众当场捐献了三百马克。这次集会不仅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 此时此刻,当我慢慢地品味爽口的皇冠牌啤酒的时候,也细细打量周围笑逐颜开的客人——如果希特勒再次光临,会有多少人对他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呢?
    
    从那个晚上开始,希特勒便成为工人党、甚至整个巴伐利亚所有的右翼党派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也成为一名最具感召力的演说家。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次只有七十七人的小型集会,已经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是那个时代催生了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改变了时代的走向;是希特勒迎合了群众的愿望,而不是他强迫大家走向毁灭。后世在论及希特勒及纳粹党时,往往将其简单化为“魔鬼”,或者滑稽化为“小丑”。但无论是“魔鬼说”还是“小丑说”,都无法解释希特勒为何能轻而易举地攫取一个时代德国人的心灵,尤其是从共产党和社民党那里争取到大多数德国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支持。发生在霍夫布劳斯啤酒馆中的这一幕,表明希特勒确实是一个在大众政治和国家面临绝望的时代里“能够表达公众不满的领袖”,“他能够认同普通群众的苦难,使大众皈依他救世的幻想”。对德国的民族性作了最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的历史学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指出,希特勒的身上具备了典型的德国人的三大特点,即崇尚暴力、复仇和不安全感,他在演说中将这三个方面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征服德国人的只有用想象力,绝不能靠逻辑的力量,因而这位第一次出现的非军人领袖,靠他的无处不在的声音征服了德国人”。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草根阶层的政治新手,希特勒除了演说的本领之外,别无其他优势可言——他没有显赫的背景、卓越的军功和大笔的金钱。但是,能够表达大众的心声,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他的声音不是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准确地表达普遍的德国人所思所感的声音,他的策略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始终给予一些幻想的余地,他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正如历史学家哈夫纳所说:“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的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况,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言说艺术,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随时控制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力是希特勒的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惟一的政治资本。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他的政治对手们都没有此种本领,一个个在他面前败下阵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越升越高。
    
    从此,希特勒从一个啤酒屋奔向另一个啤酒屋,从一个咖啡馆奔向另一个咖啡馆,从一个集会奔向另一个集会。上千次滔滔不绝的演讲,对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暴力的鼓吹,让希特勒坐上了德国总理和第三帝国元首的宝座。无疑,希特勒是一名罪犯——从他悍然发动啤酒馆政变并被判有罪的那一刻起,他的手上便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但他仍然赢得了民意的支持,他是靠正当的选举上台的,比起那些靠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者,他的权力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换言之,希特勒所拥有的权力,是大部分德国民众心甘情愿地授予他的,而不是他从百姓那里夺走的——他并没有欺骗老百姓,他掌权之后所做的一切,正是当初他对民众的承诺。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作为企图颠覆魏玛共和国的罪犯,希特勒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宣称:“先生们,你们是不能对我们作出判决的;历史永恒法庭将对我们作出判定。……即使你们一千次发现我们有罪,历史永恒法庭的女神将微笑地撕破原告的起诉书和法庭的判决书,因为她将宣告我们无罪。”他将一场对凶手和阴谋家的审判,巧妙地转化为宣讲爱国主义的讲台,由此赢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和舆论一边倒的支持。
    
    为什么一个罪犯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家元首?为什么啤酒馆既是一个休闲的场所,又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斗兽场?为什么有那么多热爱巴赫和歌德的德国普通市民,肯定并热衷于暴力?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德国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人性深处的哪些秘密呢?希特勒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也不是一个懂得享乐的人,他到啤酒馆来是因为他知道啤酒馆中留连着不计其数的潜在的同盟者。历史学家在分析那个时代德国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时指出,二十年代的德国,战争及战后的革命,经济危机与信仰的丧失,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使得残酷经常以冷酷的言语、恶毒的窃笑或肮脏的宽容的方式被主流社会接受,“事实上,公众对残酷的宽容在战后的德国是令人恐惧的。无疑,这是多年血腥战争、国内动乱和大众饥饿的结果。但是,德国社会长期停留在黑暗的角落当中,停留在以幻想的形式,通过病态、腐烂、恶魔、残酷的主体表达的思想当中。”当时,德国民众中间流传着若干警察与罪犯合二为一的故事,媒体也经常将一些残暴的刑事罪犯描述成“替天行道”的侠客,并不厌其烦地描述其血腥杀戮的细节,“尽管警察和罪犯的这种奇怪的共生现象经常有它幽默的一面,但是,它不幸地证明了德国一些主要的城市中心令人困扰的社会趋向:使不正常的行为正常化。” 所以,希特勒一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的时候,不是凶手的形象,而是英雄的角色。那些对社会积怨甚深的底层无产者们,在啤酒馆中如醉如痴地倾听他们的代言人的演讲;那些装腔作势的大资产阶级及其主妇们,更是在富丽堂皇的客厅中盛情款待这个即将改变历史的身材矮小却意志坚定的伟人。
    
    从啤酒馆到监狱,希特勒居然成了德国的救星。当社会各阶层都对现实产生严重不满的时候,人们宁愿选择具有冒险家精神的希特勒,而不是雍容华贵的歌德。当社会不公到了让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时刻,人们便通过热烈的倾听和讲述暴力事件来折射内心深处的破坏欲望。当时,一名连环杀人狂哈尔曼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在餐桌上津津乐道于他的故事,对他的兴趣超过了对所有的政治家和明星的兴趣。哈尔曼杀害了若干名男孩,并将他们的肉进行精细的烹调,做成罐装肉销售。当哈尔曼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的时候,魏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后世德国知识界认为对魏玛民主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魏玛名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反对这一死刑判决,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民意支持。这种对残暴的宽宥的心态,便是希特勒张扬暴力和杀戮的社会基础,“如果哈尔曼将他的残酷施加到诸如犹太人那样的外国人身上,他可能被认为是正常,这并非难以想像”。因此,哈尔曼与纳粹集中营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拉尔夫?达伦道夫尖锐地批评说,这就是导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德国社会“黑暗的角落”。
    
    从本质上而言,希特勒与哈尔曼具有同样的反社会的倾向,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许多普通人想做而暂时不敢做的事情。这样一个细节是耐人寻味的:当克劳斯?曼坐在慕尼黑的卡尔顿茶馆喝咖啡的时候,他发现希特勒坐在另外一张桌子前连吃了三块草莓馅饼。他仔细观察了这个未来的元首的脸,这位纳粹党领袖使他想起了最近在报纸的照片上看到的某个人,但是,过了一阵他才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里只有昏暗的玫瑰色灯光、温柔的音乐和一堆堆点心,在甜蜜的田园情趣当中,一个留着胡须的家伙双眼模糊,有着固执的额头,正在与一些乏味的党羽聊天。当我叫招待员结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与希特勒先生相似的人。他是汉诺威的谋杀者,他的案件在报纸上占了很大的标题。他的名字叫哈尔曼。他们两人的相似是令人震惊的:没有光泽的眼睛、小胡子、残酷和神经质的嘴巴,甚至丰满的鼻子所流露的难以言说的粗俗。确实,他们两人有着相同的面相。” 当然,希特勒比哈尔曼“伟大”得多,哈尔曼无论得到多少同情和赞赏,他也只能是一个单个的刑事罪犯;而希特勒却成功地让整个国家和人民跟他一起犯罪,“他的犯罪能量使得别人的犯罪能量也将释放出来”。
    
    像克劳斯?曼那样洞悉了希特勒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最胆小的人,也有不甘于庸常生活的嗜血欲望。颠覆魏玛共和国和扶持希特勒上台的,正是这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暴戾之气。遗憾的是,当时魏玛的当政者及名士们,从未屈身到啤酒屋和咖啡馆里去观察风俗、了解民情。如果他们及早听到希特勒在啤酒屋里的演说及其赢得的掌声,也许可以及早实施社会改革以避免民主的崩溃和独裁的兴起。昔日的魏玛是一个具备了多党制、议会制、选举制和新闻自由的共和国,尚且没有成功化解此种盘根错节的暴戾之气;今天的中国徒具共和国之名,实质上是一党独裁,且无新闻自由,此种暴戾之气便更是陈陈相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的社会氛围比魏玛时代的德国还要严峻。统治阶层拒绝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拒绝出让任何一点的既得利益,使得社会的不公愈演愈烈,使得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为刚性状态。于是,底层的积怨如火山岩浆般流动,社会边缘人当中的野心家亦蠢蠢欲动。在上掌权者却依然懵懂无知,茫然不知大祸之将至。
    
    今天的中国,是非善恶的判断日渐模糊。杨佳刺杀警察案件是一标志性的事件,当杀人者被某些自以为大义凛然的作家、学者和律师誉为大侠和英雄并得到一定的民意支持的时候,一个“前法西斯时代”的“民意场”正在迅速形成。当局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审判此案,更如同火上浇油,刺激了若干民众挺身而出到法庭外去支持这名“刀客”。而那六名被杨佳残酷杀害的警察及其悲痛欲绝的家属,则少人问津。我们固然要谴责造成杨佳杀人的社会背景——即公权力对普通公民的肆意凌辱与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便应当为杨佳针对普通警察的杀戮而拍手叫好。另外一起标志性事件是:北京奥运会开幕次日,杭州男子唐永明在鼓楼城楼二楼上持械袭击三名游客,致使一人死亡、二人受伤。行凶之后,唐永明当即跳楼身亡。遇袭的两名死伤者是美国男排现任主教练麦卡琴的岳父母。某些反对奥运会的民运人士遂对此事件幸灾乐祸,并试图从唐永明失业工人的身份之中寻求其行凶的合理性。我当然不喜欢奥运会,但我更厌恶此类丧心病狂的杀戮事件。批评共产党和杯葛奥运会,固然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赞同让无辜的受害者成为祭台上的祭品。“不可杀人”是上帝给所有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诫命。任何理由都不足以改变对杀人行为的实质。希特勒没有杀人的权利,杨佳和唐永明也没有杀人的权利。在此意义上,那些赞美杀人行为的人,与杀人者其实是同一类人。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暴戾之气的泛滥,其原因之一便是知识分子的缺席与沉默。希特勒那直白粗陋、单刀直入的演说,不仅赢得了普通大众的欢心,也让魏玛时期看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们如同听到马丁?路德的改教宣言般欢欣鼓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特勒确实唤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希特勒一生中从未亲手杀人,但他缔造了一种“杀人有理”的制度与文化。但是,幸运的是,虽然希特勒和纳粹党颠覆了魏玛共和国,却未能彻底铲除德国古典主义文明,故而战败后的德国能够以此为“长生不老之药”而获得起死回生;与之相比,缺乏此种古典主义底色的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之后人心早已败坏的中国,如果继续走在一条以暴易暴的道路上,如何才能有重生的希望呢?
    
    而今中国的杨佳、唐永明等刑事案件的罪犯,被某些自诩为正义代言人的人士拔高为“反共斗士”,由此看出反对派之中新的精神资源之匮乏与心态之偏激。这种暴民意识与清官幻想互为表里。对此,学者王学泰指出:“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其看作是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常把这些当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加以表彰。” 无疑,今天中国的掌权者已然病入膏肓,而多数反对者亦变得与他们反对的对象越来越相似,如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一般。暴力崇拜吊诡地成为中国朝野双方共享的精神资源,共产党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倘若反对者希望以煽动暴力来淹没共产党,那么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
    
    在中国,历史是重复和循环的。鲁迅在《忽然想到》中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其实,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像是明季,这个时代同样流行“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越是旁观者,越是远离中国的流亡者,越喜欢为杀人者叫好。在嗜血之外,又多了一层比杀人者更可恨的怯懦和虚伪。学者赵园在论及明末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若隐若现的暴力倾向时指出:“虽有‘名士风流’点缀其间,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脱、放荡不羁,不过‘似’魏晋而已,细细看去,总能由士人的夸张姿态,看出压抑下的紧张,生存的缺少余裕,进而感到戾气的弥漫,政治文化以至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苛’,即常为人从道德意义上肯定的不觉其为‘病’的病。” 在今天中国的草根阶层和民间人士当中,此种“畸”、“苛”、“病”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潜意识。打着正义的旗号、唱着道德的高调,为暴力鼓与吹,不正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吗?
    
    今天的霍夫布劳斯啤酒馆又恢复了啤酒馆本来的身份,这里不再有希特勒演说的讲台。整个德国都不再有希特勒的讲台。我喜欢这里无拘无束的气氛,在这里享受包括美酒、美食、音乐与友谊等日常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人们,不会有太大的野心与太多的怨毒。这样的社会方是正常的社会。当我们喝完啤酒、吃完猪肘的时候,啤酒馆里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在今天的德国,产生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社会土壤早已不复存在;而在今天的中国,“未来的希特勒”、“未来的纳粹党”还隐藏在幽暗的街角处——我已然听到他们那低沉的喘息声。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参考文献:
    
    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17页。
    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的一生》,同心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36页。
    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的一生》,同心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36页。
    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45页。
    哈夫纳《解读希特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5页。
    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45页。
    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49页。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9页。
    王学泰《发现另一个中国》,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91页。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9页。
    
    作者:余杰 文章来源:观察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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