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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从颠覆传统到告别革命/郑存柱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刘再复——从颠覆传统到告别革命
     (博讯 boxun.com)

    郑存柱
    
    人生真的充满传奇,难怪有人说真实的生活比小说更离奇。在我离开喜欢的文学专业近13年,在商业大潮中起伏数次,从一个大学教师,国家级出版社的文化编辑,变成一个躲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废弃的仓库,从事纯粹体力劳动的建筑装修的个体户,却突然在一个平淡的晚餐之中,谈到了刘再复先生。好在80年代末的那个记忆,就像雕刻家用锐利的刻刀,在大脑皮层重重地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连同那个时代的一切,包括刘再复先生,都永远地留在记忆的深处,虽然19年过去了,虽然有岁月的灰尘和时光的风化,但是,这个平淡的晚餐中偶然的话题,还是把那个年代,连同青春的热血和理想的真挚,再次一幕幕清晰地回放在眼前。
    
    一位难得遇到的女中豪侠,在天南海北中聊天中突然说起了刘再复。问我知道这个人吗?我呵呵一笑,简单地说起他在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界的地位和他的《性格组合论》对我们当年学子的启蒙性的影响。这位女侠见我如此熟悉刘再复的作品,便出示了几幅刘先生的近照。还是那张熟悉的脸,似乎没有见老,还是那个熟悉的微笑,好像没有经历过沧海巨变。没有想到这位商业界的女侠也结识到刘再复先生,我还没有细问其中的故事,她却一个劲地要我说说刘再复先生当年对我们青年学生的影响。我便从刘再复先生80年代的《性格组合论》谈到了90年代去国之后的《告别革命》,一场随意的聊天,变成了我的一个回忆式的独白。结束后,这位女侠一定要求我把这个回忆写出来做为纪念。看在她的美味的烤鸭的份上,我只好遵命记下这个独白。其实我已经离开学术界久也,一段时间也不再“我思故我在”了,只是在一场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中打发自己的庸俗不堪的中年时光。不知道刘再复先生的偶然出现,会不会预示着自己人生轨迹的转变。虽然大脑已经麻木钝化,但是来自八十年代那遥远的理性的光亮,还是穿透了岁月的黑暗隧道,点燃了自己心中那熄灭已久的思考的灯芯。
    
    记得好像是1986年的春节前后,在安徽芜湖的一场书市上,见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绿色封面的《性格组合论》。同时出版的还有后来被吹捧为大师,前一段日子要“含泪”劝告别人的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余秋雨似乎有过文化革命的经验,可以在那场要求所有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考的事件后依然如鱼得水,成就名利巅峰。但是,当年被年轻学子视为思想启蒙的刘再复先生,却从此被迫销声匿迹。
    
    《性格组合论》是一本颠覆传统的文学理论著作。这个传统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无关,而是特指中国当代借道苏联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美学新传统。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学习革命浪漫主义,学习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工具;我们见到的是“高大全”式的英雄典型或者是电影中出现的头戴歪帽的特务形象。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着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一切主体性的创新和形式上的探索都被视为异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可能会被当作错误的对象而批判。大多数人还会记得那场关于“朦胧诗”的“三个崛起”的大批判,最后却和政治上的清除精神污染挂钩,连同长头发、喇叭裤和邓丽君的歌声,一起要被从中国人的精神视野和日常生活中扫出。
    但是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却横空出世,他从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也是最被简单化、标签化处理过的阿Q的分析出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易变的,丰富多彩的性格世界。在此之前已经有人试探过用西方的系统论术语来解剖阿Q的性格,但是刘再复先生却从理论的深度突破了长久以来控制着文坛,桎梏着创作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学任务的阶级分析方法:丰富多彩的生活被简单地放在阶级对立的框架内,同样丰富多彩的“内宇宙”的性格世界,也苍白地被处理成几个干瘪的类型标本,失去了人物活生生的形象。现实生活中的雷锋,小说里的“高大全”,电影里的江姐、杨子荣;反面角色像日本翻译官、特务,以及一出场就被观众辨认出来的“叛徒”……全体中国人的审美能力在这样的理论指导的创作实践和欣赏过程中都被退化到幼儿园儿童的智力水准。文学批评也只能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红楼梦》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连同刘姥姥、焦大,都被铁上了鲜明的阶级标签。“香汗与臭汗”决定了人物的阶级本性。人物的阶级本性必然要求他们成为“传声筒”,成为政治的工具,成为“主题先行”的玩偶。
    
    但是刘再复的阿Q出来之后,这些以前被标签化的,如同仓库里面分门别类的物品一样的人物,一个个再次鲜活起来。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让人争议的正面角色,更多的是那些习惯了简单分类的文学接受者无法理解的“中性”的人物。文学创作也从服从单一的主题而简单地再现生活发展为创造性的主体的内在的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悟彻对现实的光照和对话。《镜与灯》便是形象地给出了作家、艺术家的另外的一个选择。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渐渐从统驭一切的文学神坛上退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开始真正具有了自由、自主、自在的主体境界,走到繁荣、竞争的常态发展的轨道上来。
    
    随后,一场风波之后,一部分作家在虚假之中罢笔数年,还有一部分选择了去国流亡。空出来的舞台也不乏有表演者。企图悖逆潮流而妄想回到“过去的好时光”的,在“无人喝彩”中喧嚣了片刻都便失去了表演的动力;在“文学的苦旅”中远离现实的问题,而炫耀历史的知识的文化大师,和勇敢地用下半身写作的美女作家们,成为了时代的宠儿。
    
    但是,刘再复先生却给大家贡献出了《告别革命》,终于使得未来的研究者可以面对一段没有空白的思想史。
    
    不过,因为此书在国内没有正式出版,我也是从一些杂志的介绍和评论中得知刘再复和李泽厚两位先生的精彩对话。说实话,在当时对“告别革命”一说从感情上还无法接受。你是想告别,但是人家还是在继续对你革命,请问你又如何可以告别呢?
    
    但是,中国社会,的确从1992年开始就慢慢的走向告别革命的道路。人们从革命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开始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慢慢的,“告别革命”一说,成为了真实的历史的记录。80年代末的千万学子,如今都已经是40不惑的年纪了,革命一词真的像是一个久远的“上个世纪”的文物了。也许,刘再复先生只是从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的分析出发,走出了自己过去的“启蒙”和“救世”的中国文人的特有情节,但是现实的发展却为他的“告别革命”写下了长长的厚重的注脚。这可能是刘先生和李先生所没有想到的吧。
    
    其实,《告别革命》应该有一本《续篇》,并且应该把读者定位为中国政治资源的垄断者们。80年代后,与中国的发展相反,东欧和前苏联不但真正地告别了革命,而且和西方的宿敌一起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思维。但是,中国在自由发展经济,和世界接轨的同时,却依然固守着冷战思维。这个冷战思维不是像过去那样针对着另外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因为中国自身也已经从经济上融入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潮之中。这个冷战思维,却是仅仅针对着自己的国民。1998年的组建反对党,提出了“公开、理性、和平、合法”的原则,结果还是被继续革命了。这或许站在革命党的执政角度,从政治上还可以理解;1999年,本来是一件可以以“告别革命”的方式处理好的气功事件,却被革命成一场至今无法平息的风波。无数年老体弱的老百姓一夜之间成为了敌人;因为国营工厂倒闭而失去工作,因为土地被非法征用,由于遇到地方黑势力无法伸张正义,由于房屋被官商结合而强迫拆迁……这些社会问题,如果“告别了革命”,那么都可以根据法律来处理。但是,地方上的官员可以随意打电话把警察叫来“平息”民怨;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可以发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反“邪教”运动。这都是继续沿用冷战的思维,都是继续采取“革命”的手段来处理今天的中国的问题。一次次的革命,制造了一批批的敌人,1989年的学生被革命成“暴徒”,1998年的组党人士无法像在台湾一样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者,而是被革命成“颠覆政府”的罪犯;1999年的一大批练功者更是被荒唐地革命成一大批的敌人。冷战思维,革命手段,给社会制造了一次有一次的“事件”,给执政党背上了一个又一个无法卸掉的历史包袱,沉重地压着执政党的神经,使得它无法甩开步伐,像对岸的执政党一样,给中国开创一个崭新的历史局面。
    
    今年年初,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的广东,吹响了再一次“思想解放”的号角。但是如果无法结束冷战思维,如果不能“告别革命”,如果不能像处理经济问题那样不争论“姓资姓社”,而是把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把人类历史的思想结晶,把自由、平等、人权、多党民主都作为完善社会制度,根除社会顽症的有效手段,那么,30年之后的新一轮社会变革,只能像上一个世纪的探索一样继续在画地为牢的小圈子里面打转转而已。
    
    真心希望《告别革命》一书可以在中国大陆面世,可以在出版的时候加上本文以上的解读,让执政党从革命的历史迷思中醒悟过来,从冷战思维的“路径依赖”中走脱出来,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给人民一个自由的选择,给国家一个振兴的可能。
    
    已是子夜时分,我没有入梦。刘再复先生的话题,使我重新在忙碌中寻找思考的独处时间。刘再复先生清醒的思考需要清醒的读者。远在大洋彼岸我的可爱的故乡的胡锦涛先生,曾经在19年前,像刘再复等12位知名学者一样,像您的上司赵紫阳先生一样,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年轻、真挚的学子的温家宝先生,你们可以做这样的读者吗?
    
    
    
    2008年10月19日 零点37分 于旧金山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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