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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案:当衙内遭遇衙役
请看博讯热点:警察、官员恶行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9日 转载)
    
    来源:牛博网
     1、无背景,不嚣张,没有挑衅和动手在先,被警察打死,就叫惨无人道 (博讯 boxun.com)

    
    2、无背景,很嚣张,有挑衅和动手在先,被警察打死,就叫滥用警力
    
    3、有背景,很嚣张,有挑衅和动手在先,被警察打死,就叫为民除害
    
    这就是某些人的思维。
    
    前者的案子最近有河南内黄,早些也是在河南,也有被殴打后抛下三楼的,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异议。
    
    但对于后两个行为,怎么评价呢?
    
    其实,无论这个人是否有背景,是否嚣张乃至动手在先,在这个人逃跑之后,依旧被追上并加以殴打致死,那么,对警察的评价都是:
    
    1、警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2、在激情下失去了理智和人性
    
    他们不配当警察,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就这么简单。
    
    至于对这位杜姓青年的评价,是否该死云云,那不是法律要处理的问题,而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以下是几篇与之相关的文章,作于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供大家参阅指正
    
    1、弱者如何不再孤苦无告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弱者不再孤苦无告,强者不再肆无忌惮的社会,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我不认为可能出现一个没有强弱之别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幻想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禀赋、努力和机遇都在时刻制造出强弱之别,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得不需要的竞争,也时刻在产生强弱之别,除非我们不要进步并压抑之,强弱之别就始终会伴随者我们;
    
    其次,我不认为依靠强弱之间的自发博弈可以实现弱者不再孤苦无告,强者不再肆无忌惮的目标,对暴力的垄断是文明社会得以运行的前提,尽管文明社会也都给自力救济和正当防卫留出了空间,但那只是例外。
    
    第三,我认为,要实现弱者不再孤苦无告,强者不再肆无忌惮,一要依靠权力,二要警惕权力;依靠权力,是因为只有垄断了暴力的政权可以为强弱者提供游戏的规则,实现强弱间有尊严的和平共处;警惕权力,是因为权力本身也可以加入到强弱对立中来,甚至成为最强的一方,而让强弱对比成为绝望的对比。
    
    因此,在我们审视王*斌*余案件的时候,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权力没有及时介入强弱冲突,导致弱者过度使用暴力的事件。而对此事件的反思一是对权力何以不在场的反思,一是暴力过度使用的反思。
    
    对于前者,我以为有三点可以考虑:首先,权力的不及时救济究竟是刻意的袒护,还是官僚机构的惰性使然?对于一个不可问责的,也不向选民负责的地方政府,惰性带来的不作为比比皆是,如果说大兴矿难无疑地是权力与利益勾结所带来的不作为的话,王*斌*余事件中的不作为,我以为是惰性使然,但是激愤的人们似乎不准备作此分别。
    
    其次,强弱冲突的原因是因为贫富还是因为人性?在这个问题上,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分析法,因为,贫富的属性固然可以带来强弱之别,但是,富者的善举并非仅见,强弱冲突的根子也在于人性,而不能简单地还原归因为贫富属性。王案中的陈、吴等人,与其说他们是赖帐,倒不如说是在侮辱,这种侮辱,来自人性阴暗的一面,而不是来自腰包里的钱的多寡。
    
    第三,王要讨钱应该找陈,但面对吴停灶赶人的羞辱,他选择了上门闹事,并对吴的帮手使用了残酷的暴力,在这一长串的因果链条中,是一个弱者无告后的愤怒,这种没处说理,也无能为力的感觉,其实时刻存在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而这一普遍现象之存在,就在于我们的权力既不可靠,又加入到了强弱对比中来。
    
    于是,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需要一个中立的但同时又是有效能的权力的存在,但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既不中立又无效能的权力,对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几个反应是:
    
    1、否定权力中立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张或者干脆没有要求;
    
    2、否定权力有效能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水泊梁山式的自我救济模式;
    
    3、同时要求权力中立并要求有效能,这显然是在要求一个法治下的可问责的民选政府。
    
    遗憾的是,第三种反应却常常被误解,因为其要求中立而被认为是为当下辩护,因为其要求有效能而被认为是鼓吹非暴力从而是绥靖主义。于是,一个本应合理的目标却成了最被诟病的目标,这可真是我们时代独有的画面。
    
    最后,我来说一说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吧,无论如何,二次捅杀且围绕台球桌追杀一个妇女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否则,就是对被无辜夺去生命的苏香兰女士的不公正。唯一能让王*斌*余逃脱死刑立即执行的,在我看来只能是精神鉴定。
    
    2、我心里也有一个崔英杰
    
    ----为退伍兵崔英杰说两句
    
    夏霖律师来电话,说到崔英杰的大哥来北京了,崔大哥告诉他,自从崔案开审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汇款捐助,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上海,有5000元之多。这一事情,让我与夏霖律师都很感慨,无论怎么说,崔英杰都是一个加害者,即使我承认他是因为受到侮辱和伤害后的激情犯罪,可他也依旧是一个加害者,他的行为剥夺了李志强的生命,带给李志强的家人以无尽的痛苦,在我看来,他至少犯下了故意伤害致死的罪行,等待他的是应有的惩罚,而不可能是无罪开释,尽管我更倾向于立即死刑之外的刑罚。
    
    但涌现出来的捐助却表明,有人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对一个加害者的捐助,表达出某种让我困惑的东西。说起来,这一困惑萦绕在我心头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部电影叫做《峨嵋飞盗》,应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的警匪动作片了,其中有很多警匪格斗的场面。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片中出现警察被揍了一拳或是被踢翻在地,电影院里就是一片叫好和欢呼,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对此大惑不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不明是非,居然站在匪徒一边?!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一个朋友在海南做编辑,他妻子去海南找他,不料,刚踏上海南的土地,全船人就不由分说地被强制带到一个地方关了一晚上,次日才逐一甄别,确有投奔之所的放行,没有确切行程的遣返。可怜这位国家机关的打字员,这才第一次领教了自己为之服务的权力的厉害。当人与如此行使的权力突然遭遇的时候,是何等的渺小与无助,又是何等的愤懑与悲哀,很久以后听她叙述这一切,我依旧从中感受得到。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游荡在南方打工,有一天晚上,实在是蹭不到地方睡觉,于是跑到一公园凑合,半夜里,被一阵响动惊醒,但见电筒光亮在不远处四射,我知道,是联防或公安在执勤,于是赶紧寻找地方躲藏起来。目送这一群人四处喝问并最终消失,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觉:还好,没被抓住,不然就惨了!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自己对权力的畏惧和躲闪,我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手持电筒从我身前走过的那群人与我是两类人,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若干年前发生在电影院里的欢呼,我突然明白那欢呼的含义:欢呼其实并不是赠送给匪徒,而是转送给警察,欢呼不是对犯罪的赞同,而是对过度张扬的权力的不满,欢呼也不是要与罪犯呼朋引类,而是表达出了一种与权力的对立。
    
    对权力的不满与对立,当然不是因为天生刁民,而只能是来自权力的性质及其行使。在只有统治者的权力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利的社会中,权力势必成为所在社会最深刻的鸿沟,在这样的社会,只有高高在上的大人与匍匐在下的草民两类人,要让草民不觉得权力与自己的对立,又怎么可能?而一旦草民遭遇到完全无从抗拒也无从声辩的权力的行使时,这种对立在一瞬间就会转化为对整个统治秩序的颠覆性质疑,进而,在特定的场合,这一颠覆性质疑就会发泄向站在他面前的权力的具体行使人。发生在崔英杰和李志强之间的悲剧,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现实体现罢了,而在这个社会的许多人的内心深处,类似的虚拟场景,却不知道已经发生过了多少次----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拆迁的推土机前,在下岗遣散的隔离线前,以及我的同龄人在长街广场面对的拖拉机前......崔英杰的愤怒与绝望,并不是他独有的悲情,而是一个持久病灶的突然发作,这也是他的案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大的反响,以及他为什么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捐助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我心里,在许多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崔英杰。
    
    当然,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统治可以取消。权力当然来自于对暴力的垄断,并以暴力强制为后盾来推行统治,并提供和平与秩序。可是,如果能将统治者的权力与被统治者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如果能将统治者的权力交由被统治者选择,这样的权力就可以摆脱与人民的对立,成为人民的权力,而依旧不减其统治的效能。我只希望我所在的社会有一天能够摆脱人民与权力的异己和对立,也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不会是潜在的崔英杰,而李志强的悲剧也才可以不再上演。
    
    3、为杨佳说几句
    
    911的时候,有许多国人为之叫好,我不甚同意,至少,我对撞世贸不同意,在我看来,这种对平民无辜者的伤害,是不正当的;
    
    崔英杰案件的时候,也有许多人为崔的行为叫好,我也不甚同意,无论如何,李志强不应该失去他的生命。
    
    这次,杨佳闯进了警察局,我还是认为,那些警察不应该失去他们的生命。
    
    但是,怎么看待杨佳的行为呢?还有,那些警察是完全无辜的吗?
    
    报复杀人?不,他没有直接报复处理他的警察,而是冲向了分局。
    
    恐怖行为?不,无论是面对保安时候的倒转刀柄,还是舍弃百姓和女警,都表明没有制造恐怖的指向。
    
    一个人对国家机器的起义?不,他并没有推翻体制的政治目的,而只是为了自己。
    
    关于杨佳事件,我的看法是:
    
    以专政为手段的全能体制,离不开高压和恐怖为手段,并缺乏外部制衡,在运行中很容易制造仇恨,让人恨上这个体制。
    
    同时,为了维持这样的全能体制,一般都会通过教育和宣传的垄断,传播一种非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一种针对特定群体仇恨的斗争哲学, 无论这个特定群体是犹太人、剥削阶级还是其他什么。
    
    于是,很自然的就是,受这个体制的斗争哲学教育出来的个体,当受到体制中人的打压或伤害时,很难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来区分体制和个人, 在极端的情况下,就可能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产生一种针对体制群体的仇恨情绪,展开对这个群体的任意报复。
    
    这就是以专政为手段的全能体制,以及这个体制的垄断教育可能的后果。这种后果不仅体现在杨佳这样的当事人身上,在事后的网络评议中,对杨大侠、杨一刀的一片赞扬背后,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由于不能区分体制和体制中人,结果,对体制的情绪淹没了对体制中人应有的同情。
    
    因此,我不赞成杨佳的作为,毕竟,体制和体制中的个体还是不同的。但是,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把他看作是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牺牲品。就好比被蒙上了眼睛的人, 突然遭遇到了横逆的时候,看不清楚,只能没有凭借地无助彷徨。杨佳就是这样的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他在无地彷徨之后,选择了挥刀杀向黑暗,一路砍去的同时,伤害了那些本不应该死去的警察。
    
    而那些被他杀害的警察,也是这个体制权力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一道参与了制造杨佳这个牺牲品的过程, 因此,很难认为他们就彻底无辜,但是,他们并非这个体制的始作俑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被蒙上了眼睛,在我看来,他们和杨佳,都是无约束的专政权力运行下的牺牲品。
    
    其实,人人都说,上海的警察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了,而我也明白,在如今的社会条件和法制环境下,曾经的专政手段已经不知道软化了多少,而无约束的权力也逐渐有了约束(上海督察的两次上京协商就是例子),但是,我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全能体制下的专政手段的无约束运行,尽管不再频繁,却依旧可能在某个时刻突如其来,它并没有被关进笼子,而最多是套上了链子,而只要没有最终被法治和民主将之关进笼子,类似的极端事件就很难说不会再出现。而正如我的朋友十年砍柴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依旧残留的无约束专政权力,一旦遇上拥有更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是很难不擦枪走火的。
    
    是到了尽快结束这样的权力运行的时候了。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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