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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干宋健《人口控制论》浅析:用科学的名义迫害中国人!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4日 来稿)
    
    2008-10-13
     (博讯 boxun.com)

     作者:雨季
    
     改革开放之初,各种西方思潮,包括自然科学思潮涌入中国,使得国人耳目一新。被称为“老三论”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这时也逐渐被国内学者掌握和运用。其中,宋健等科学前辈还把控制理论应用于我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于是有了《人口控制论》的问世。这本书由宋健、于景元编著,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书中洋溢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气氛,在叙述枯燥的数学公式的同时有大量的文字解说,从地球、人类的起源到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自然界无情的报复。
    
     在讲人口控制论的任务时,作者说道:“在决定人口增长的四个要素之中,死亡、迁移和时间都不是我们能够有效控制的因素,或者是根本无法控制的,只有人口出生率这个因素是能够控制的参数。研究如何用计划生育的办法控制人口出生率来控制社会人口的变化,使人口最终达到某种理想状态,这就是人口控制论这门科学的中心任务。”研究人口控制论的数学方法有偏微分方程、差分方程,分别描述人口状态的连续模型和离散模型,以及概率论等方法。书中以使用现代控制理论的时域方法(状态空间法)为主,对人口系统的可观测性、可控性和稳定性进行了讨论,同时介绍了人口发展过程的最优控制方法。在介绍人口系统动态特性时,作者也提到了传递函数等频域分析的概念。除了个别结论用泛函分析的方法进行过讨论以外,书中所有理论都是大学自动化专业控制理论课所覆盖到的内容。把这本书作为课外读物,学习控制理论会因为加入了人口学的实际背景而变得生动有趣。
    
     作者认为,人口系统可能的可控量只有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模式。平均生育率是指在当年生育水平下,平均一个妇女在她一生中生育孩子总数。具体计算方法是:先用各年龄区间妇女生育子女总数除以该年龄区间妇女人数,得到年龄别生育率,再将这些年龄别生育率累加起来,即得到所有年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生育模式则反映了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它是年龄的函数,表示某一时期妇女在特定年龄上生育的概率,可以用统计学中Gamma分布密度曲线来逼近。因此,提倡少生就是降低生育率,提倡晚婚晚育就是改变生育模式。
    
     《人口控制论》对人口系统的数学模型化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但它却犯了一些理论前提上的错误。首先,作者认为生育水平只有通过人为干预才能降低,否则就会发生“人口爆炸”;其次,他们认为生育率是可以人为调节的,人口数量得到控制以后再把生育率调到更替水平就万事大吉了;最后,他们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7 亿,人口控制的目标应该是使中国达到适度人口。
    
     从今天国内外的实际情况看,各国的生育水平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HDI提高)逐渐降低,并没有发生“人口爆炸”,而且一些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即使拼命鼓励生育也无法使生育率提高。可见,人类生育水平的变化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政策和立法的手段很难使之改变。另外, “适度人口”究竟是不是7亿还有待于科学的进一步考察。即便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适度人口”,我们的人口控制目标究竟是努力去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以尽快达到“适度人口”?这还得好好权衡一下!
    
     该书最后用最优控制方法(极小值原理)设计了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方案,认为“从现在起到1990年平均生育率下降并保持为1.5,从2040年到2050 年由1.5提高到2.04,则下一个世纪(指21世纪)末,即120年后,全国人口基本上可稳定在七亿的水平上”。由于生育率的不完全可控,这种最有控制实际上是无法付诸实现的。而且这个方案计算出2040年的老化指数为0.64,就是说,平均寿命按72岁计算的话,204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6 岁,社会将承受较大的养老压力。而现实中,中国大陆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左右,台湾省更是下降到了1.1。未来中国人口的老化程度甚至要比书中预测的还高,国家面对养老系统入不敷出、劳动力短缺等困难,很可能会转而鼓励生育甚至引进移民。这样,政策将会与实现“适度人口”的方案完全相反,倒是人口规律本身把人口数量强行拖向“适度人口”。不过,如果社会经济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改观的话,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将会在达到“适度人口”后继续向越来越低于 “适度人口”的方向发展,中华民族的生存将受到严峻挑战。《庄子·应帝王》载: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人类不能再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界和社会运动的控制了。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发展教育、经济促成生育水平自发地降低或回升才是人间正道。用行政命令强制降低出生率无异于揠苗助长,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诚然,控制理论及以之建立的人口模型是极有价值的,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使用它。常言道,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代新儒家也把人类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类,科学技术是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如果它颠覆了人类正常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人类社会就会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崇尚科学理性的时代,也是唯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主张“独生子女”政策的学者们打着科学的旗号妄自尊大、盛气凌人,全然否定控制人口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认为2030年之前不会出现老龄化问题等等,这都是对科学的误用。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用行政方法控制人口的理论体现了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因为它无视导致生育水平变化的“内因”的作用,而视政策干预这种“外因”为主要因素。这种理论没有看到生育率从5~6下降到2.1以下的必然规律,实质上还是一种静止的自然观,因为它没有看到时间的“箭头”(不可逆性)。而后来风行于中国的强调不可逆性的“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才是系统与控制科学更完善的理论。如今的系统科学承认时间的方向性,承认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这表明科学家在运用逻辑的方法的同时已更注重历史的方法,而这些正是中国支持计划生育尤其是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学者们所缺乏的。
    
     庄子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二十多年前的学者由于学识和时代背景所限对人口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尚且情有可原,而今天的人口学者们在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性改变、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的情况下仍然固步自封地坚持20年前的人口理论,这就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和当代科学发展的主流,他们也就没有资格再给自己的理论披上“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这类皇帝的新衣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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